乔伊·赫斯特《Sleeping figure》，纸上水粉、水墨，18.7×27.6cm，约1948年
近日，墨尔本海德现代艺术博物馆（Heide Museum of Modern Art）借澳大利亚传奇艺术家乔伊·赫斯特诞辰百年之际，举办了回顾展——“乔伊·赫斯特：铭记我”（Joy Hester: Remember Me）。展览从多个角度追溯了赫斯特艺术生涯的发展历程，以及潜藏在艺术背后的纷杂故事。
身为上世纪澳大利亚现代艺术领域领军人物，乔伊·赫斯特（Joy Hester）的作品以独特、有趣的内容和几近专一的创作方式闻名于世。她几乎只使用水墨，专注于人物形象的有力表达，并将绘画作为一种工具来把握生活的所有复杂性。艺术家乔伊·赫斯特
本次展览首先以时间为线索，将艺术家的成长历程串联起来。在呈现爱、性、生、死这种在旁人看来极具煽动性的主题之外，展品中还涵盖了乔伊·赫斯特对世界和自己的表达——批判二战的毁灭性影响、对自身心路历程的刻画，以及在她去世前不久所拍摄的私人影像。这些都是艺术家用一生来探索的内容。
乔伊·赫斯特《Man and woman in bed》，纸上水墨、水彩，55.6×76.2cm，约1952-1955年
乔伊·赫斯特《Fun Fair》，纸上水粉、水墨，25.3×31.2cm，1957年
1920年，乔伊·赫斯特出生于澳大利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她的艺术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但在12岁时，其父亲却因心脏病意外离世。这样的痛苦经历为当时年幼的乔伊·赫斯特带来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直到1938年，她的作品还一直以传统形式探求明暗光影的关系。
乔伊·赫斯特《LOVERS WITH ROSE》，纸上水彩、水墨，54×36.5cm，约1947年
在艺术家求学期间，作为国家美术学校的一名学生，她很快发现了自己并不适合绘制油画。以至于从那时起，乔伊·赫斯特便只致力于水墨创作。艺术家的此种选择在当时引发了诸多讨论，甚至有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她边缘化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并将之称为“艺术自杀”。
乔伊·赫斯特《Girl Holding Flowers》，纸上水彩，35.8×27.1cm，1956年
乔伊·赫斯特《Woman with rose》，纸上水彩、水墨，73.6×48.4cm，1956年
而对于创作内容，乔伊·赫斯特将视角专注于人与世界之间各种形式的连接，以及由此产生的爱意——情侣间的爱情、母爱，甚至是人与物的爱都被她浓缩于画纸。这种对“无国界亲密关系”的描绘，表达了艺术家对身份探索和发掘自我意识的兴趣。乔伊·赫斯特《Girl holding turkey》，木板水粉，74.8×49.8cm，1957年
乔伊·赫斯特《Lovers》，纸上水彩、水墨，75.3×55.5cm，1956年
但在当初的时代环境下，乔伊·赫斯特的绘画贡献则多被同时代的男性作品所掩盖。直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她那些带有强烈精神表达的绘画才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当我们将视线从艺术家的作品转移至其本人时便可发现，她的创作生涯其实与两个艺术团体紧密相关。乔伊·赫斯特《Three figures》，纸上水墨、水彩、水粉，97.8×75.3cm，1956年
Heide Circle是一个松散的澳大利亚艺术家群体，他们曾在墨尔本郊区一所名为“Heide”的奶牛场附近工作而得名。直到1934年，这里被著名艺术收藏家夫妇约翰和桑迪·里德（John and Sunday Reed）购入后，艺术家们才有了一处固定的“根据地”。乔伊·赫斯特《Face》，纸上水粉、水墨，25.3×31.2cm，1957年
乔伊·赫斯特《Untitled》，纸上水彩，36.1×25.2cm，1949年
在这里，桑迪·里德一直是被公众迷恋的标志性人物、永恒神秘感的焦点，更是周围艺术家一切创作与情感的核心。从上世纪30年代起，通过几十年的建设，Heide Circle不但声名远扬，同时也从侧面塑造了澳大利亚的现代艺术形态。乔伊·赫斯特《Figure by railway track》，混合材料，39.8×48.8cm，约1942-1945年乔伊·赫斯特《Nude study》，混合材料，34×25.2cm，约1940年上世纪30至50年代，许多现代派艺术家先后来到Heide生活与工作，这里也因此成为该时期许多著名艺术家及作品的诞生地。其中便包括了乔伊·赫斯特和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艺术家的第一任丈夫。阿尔伯特·塔克《Sunday Reed Holding One of the Dogs, with John Reed》，明胶银印，30.3×40.3cm，1943年乔伊·赫斯特和塔克相识于1938年，因为同样都是艺术家且经常相伴参展的缘故，二人认识不久后便断断续续地生活在了一起。一年后，他们在展会中偶然遇到了里德夫妇，彼此深感相见恨晚并迅速成为了朋友。在之后的日子里，赫斯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里德夫妇身边。乔伊·赫斯特《Man and tree》，纸上水彩，36.5×27cm，约1945-1947年
然而，Heide Circle中却不只有他们四个人的生活碎片。当我们用放大镜检视每个人的生活，不忠、背叛、无奈便接踵而至——桑迪·里德在丈夫知情的情况下与其他艺术家进行交往、约翰·里德的妹妹是另一位艺术家的第二任妻子，然而其中最令人咋舌的还属乔伊·赫斯特。乔伊·赫斯特《Sunday and Sweeney》，混合材料，70.3×49.8cm，约1956年
乔伊·赫斯特《not titled》，混合材料，76.2×50.6cm，1956年
27岁时，乔伊·赫斯特被诊断患有霍奇金病——一种几乎无法被治愈的淋巴肿瘤，因此她不得不离开塔克，并将自己的孩子Sweeney交予里德夫妇收养。但不久后，她便转身投入了另一位艺术家的怀抱，并与其接连育有两子。之后的生活对乔伊·赫斯特来说不仅不算锦衣玉食，甚至还相当劳苦。直到40岁去世那年，艺术家一直在不停地工作。乔伊·赫斯特《Woman and sea》，纸上水墨，56.7×38.6cm，约1955-1956年
但对于抛弃孩子一事，的确还有另外一种解读：艺术家很早便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在她几经为Sweeney寻找养父母被拒，但得知桑迪·里德做过子宫切除手术，且里德夫妇一直想收养一个有艺术背景的孩子这样的情况后，一切难题便迎刃而解了......乔伊·赫斯特《Girl》，纸上水墨，49.9×75.5cm，1957年
后来，评论家面对乔伊·赫斯特这一极富争议的选择说道：“她一方面要去悉尼诊治疾病，一方面要处理新的恋情，但她既没有钱也没有资源。而里德夫妇则全然不同，她深知二位可以将孩子抚养得很好。她是个现实主义者。”乔伊·赫斯特《Irana》，纸上水彩、水墨，37.4×27.4cm，约1942年乔伊·赫斯特《Head of a man: Albert Tucker》，纸上水墨、蜡笔，19.7×12.8cm，约1945年除了是Heide Circle中的成员，乔伊·赫斯特也是“Angry Penguins”艺术群体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从1935年里德夫妇在Heide定居起，他们就非常欢迎艺术家、作家、诗人和音乐家与他们共同生活，并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与激励的合作模式。作为澳大利亚现代艺术的倡导者，他们帮助包括乔伊·赫斯特与阿尔伯特·塔克在内的多位艺术家开创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生涯。乔伊·赫斯特《Gethsemane III》，纸上水粉、水墨，24.8×31cm，约1947年乔伊·赫斯特《not titled》，纸上水彩、水墨，29.6×24cm，约1942年在1943至1946年间，在该处生活的诗人马克斯·哈里斯（Max Harris）与里德夫妇共同出版了一本名为“Angry Penguins”的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期刊。这同时也是该团体名称的由来。“Angry Penguins”杂志封面，1944年
哈里斯认为，“Angry Penguins”表达了一种喧闹和激进的现代革命思想，代表了澳大利亚艺术家的一种全新语言与绘画方式。在上世纪40年代，这群直抒胸臆、要求被人看到的艺术家们，试图动摇澳大利亚根深蒂固的文化体系。他们也因此被视为反叛者或是“愤怒的”年轻人。
阿尔伯特·塔克《The Futile City》，木板油画，45×54.5cm，1940年
阿尔伯特·塔克《Self-portrait》，木板纸上油画，45×32.6cm，1941年也正因如此，“Angry Penguins”在这期间陷入了一个由反对者精心炮制的骗局。当时有人恶意编排了一组隐晦的现代主义诗歌，经由哈里斯在杂志中发表了这些文章后，他却因出版情色作品而受到审判和定罪。由此，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阻碍。
DANILA VASSILIEFF《THEATRE PARTY》，木板油画，57×68.5cm，1944年阿尔伯特·塔克《INTRUDER AND PARROTS》，木板纸上油画，122×152cm，1964-1968年而当我们再将视角转回乔伊·赫斯特身上便会发现，艺术家的短暂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一直在用坚定的眼光探索着自己的情感——那些被忽视的爱与痛苦。直到其诞辰100周年的今天，她充满过往的绘画依旧像一簇熊熊燃烧的篝火，传递出强大且原始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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