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藏家VS公共收藏，谁主宰艺术圈？

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阿尔及尔女人》，布面油画和马格纳颜料，203.2×172.7cm，1963年，由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布洛德夫妇（Eli And Edythe Broad）收藏。

在当代艺术收藏领域，博物馆难敌私人藏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当艺术家作品还在百万价位时，博物馆或许可以凭借购置资金一搏，而在千万价格频出、亿元屡见不鲜的今天，博物馆只能无奈放弃。这是否意味着公共博物馆在收藏竞争中就毫无还手之力了？私人藏家已主宰艺术市场了吗？

财力雄厚的私人藏家

在很多世界级的艺术活动中，不乏被学术和市场双重认可的、具备美术馆收藏级别标准的高端艺术品，这些艺术珍品使得无数藏家前赴后继，艺术收藏家们的参与感和兴奋感充斥在空气中。

文森特·梵·高《麦前的农妇》，1890年。1997年，美国对冲基金巨头斯蒂芬·温恩（Stephen Wynn）花费4750万美元购买。

好的作品很诱人，但并非人人都能得到。每一位收藏家在做选择时都会考虑资金问题，但总会有超出资金承受范围的渴求之物，而且艺术品似乎也越来越贵了。

保罗·塞尚《水壶与水果》，布面油画，48.6×60cm，1888-1890年。2019年5月13日，佳士得纽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以5929.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保罗·塞尚《静物：桃与梨》，布面油画，38×46.3cm，1885-1887年。2019年2月27日，佳士得伦敦“隐世异彩：私人珍藏重要印象派及现代杰作”拍卖专场以2174.5万英镑的价格成交。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2020年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环球艺术市场报告》显示，在2019年针对艺术品交易商的调研中，位于价格区间底端的艺术品、即定价低于五万美元的艺术品占据全球艺术市场销售份额的27%，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10%。

文森特·梵·高《疗养院花园里的树》，布面油画，41.6×33.5cm，1889年。2019年5月，佳士得纽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而位于价格区间顶端的艺术品、即定价超过100万美元的作品，虽然交易量只有2%，但却是成交额最高的细分市场，占到了42%的交易总额，与去年相比增加了2%。

巴勃罗·毕加索《阿尔及尔的女人（O版）》，布面油画，114×146.4cm，1955年

巴勃罗·毕加索《女子与狗》，布面油画，162×130cm，1962年。2019年5月14日，苏富比纽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以5493.6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艺术世界不断在被屡屡刷新的高价所刺激，近几年来，这一现象愈发明显。全球最贵的十件艺术品中有八件都是在2015-2019年诞生的，而这些高价艺术品的绝大多数都在私人藏家手中。

克劳德·莫奈《干草堆》（Meules），布面油画，72.7×92.6cm，1890年

2015年5月，毕加索的《阿尔及尔的女人（O版）》在佳士得纽约以1.8亿美元的价格成交，由卡塔尔前首相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比尔·阿勒萨尼购得；2015年11月，莫迪里阿尼的《侧卧的裸女》则由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王薇夫妇以1.7亿美元的价格收入囊中；2019年5月，莫奈的经典名作《干草堆》在苏富比纽约以1.1亿美元的价格成交，刷新了印象派画作的世界拍卖纪录，它的新主人是德国软件亿万富翁哈索·普拉特纳（Hasso Plattner）。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向左侧卧的裸女》，布面油画，89.5×146.7cm，1917年。2018年5月14日，苏富比纽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以1.57亿美元的价格成交。

针尖对麦芒？

由此可见，私人藏家财力雄厚、购买力强，已成为了艺术市场的主力军。相较于博物馆，私人富豪在资金的拥有量和调配的灵活性上具有很大优势；另一方面，国际私人藏家在艺术方面的雄心也在不断高涨，他们愿意在艺术领域投入资金，为艺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日本企业家和艺术收藏家前泽友作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无题》，布面油画、丙烯和喷漆，183.2×173cm，1982年。2017年5月18日，苏富比纽约“当代艺术晚拍”以1.1亿美元的价格成交。

艺术市场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2019年，私人藏家的支出总额占据全球艺术市场销售额的70%，而且这一比重还有望继续扩大。与私人藏家在市场上的绝对优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物馆等公共收藏机构的相对弱势。2019年，博物馆的收藏支出仅占据全球艺术市场份额的10%，而且与去年相比下降了1%。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无题》，布面油画和丙烯，205.74×175.9cm，1981年，由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布洛德夫妇（Eli And Edythe Broad）收藏。

博物馆等公共收藏机构越来越无法与私人藏家抗衡，尤其是在涉及高价拍品时，即便是大型博物馆也不再拥有可与重要私人收藏家匹敌的资源。2016年，前泽友作在两天之内就花掉了9800万美元；2017年更是变本加厉——花费一亿多美元拍下了巴斯奎特的作品；而在201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收购资金只有四千万美元。

达明安·赫斯特《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虎鲨、玻璃、钢架、5%甲醛溶液，213×518×213cm，1991年，由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豪史蒂文·科恩（Steven A. Cohen）收藏。

安迪·沃霍尔《Turquoise Marilyn》，丝网印刷油墨、合成聚合物涂料，1962年，由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豪史蒂文·科恩（Steven A. Cohen）收藏。

英国博物馆同样捉襟见肘，博物馆超过半数的收入都来自于捐赠。国家彩票遗产基金会每年拨款一千万英镑帮助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购藏品，艺术基金会（Art Fund）也平均每年拨款近四百万英镑支持博物馆。但以目前的销售价格计算，这些资金支持都是杯水车薪。

草间弥生《渴望永恒》，镜盒和LED灯，220×214×185cm，2017年，由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布洛德夫妇（Eli And Edythe Broad）收藏。

更糟糕的是，近年来对博物馆的资助还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从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尼古拉斯·康纳汀爵士（Sir David Cannadine）在2018年发表的一份关于博物馆收藏状况的报告来看：在过去十年中，公共机构对英国博物馆的资金支持减少了13%。

大卫·霍克尼《亨利·格尔德札勒与克里斯托弗·斯科特》，布面丙烯，214×305cm，1969年。2019年3月6日，佳士得伦敦“战后及当代艺术晚拍”以3766万英镑的价格成交。

大卫·霍克尼《在露台上》，布面丙烯，274.5×213.5cm，1971年。2019年11月13日，佳士得纽约“战后及当代艺术晚拍”以295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因此，国际市场上不断上涨的艺术品价格与博物馆有限的购置资金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而且由于博物馆会受到社会效益、公众教育、捐赠人意见和优化收藏体系等方面的种种限制，它们购买艺术品需要经过董事会的层层审核和批准，故而无法像私人藏家一样迅速采取行动，在艺术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更弱了。

萨拉·莫里斯《Midtown》，1967年，由英国收藏家安妮塔和珀约·扎布鲁多维克斯夫妇（Anita and Poju Zabludowicz）收藏。

与博物馆等公共机构不同，私人藏家没有完善艺术史叙事或填补收藏空白的限制，而且独享财政大权，因此在购买艺术品时更为灵活自由。他们可以将自己的目光转移到更为前卫大胆的艺术品身上。尽管很多作品缺乏学术界的权威评论，但私人藏家相信自己的敏锐直觉，可以花费大笔金钱投入到当代艺术上，即便并未得到相应的市场回报也在所不惜。

达明安·赫斯特《我是第一次恋爱》，蝴蝶标本、家用清漆，直径243.8cm，1999年

达明安·赫斯特《Untitled（Paper Spin Butterfly Gift Painting for Gabbie）》，纸上丙烯，75.7×74.7cm，2015年

进一步来说，私人藏家创新大胆的收藏行为不仅增强了先锋艺术的市场活力，推高了当代艺术的市场热度，同时也凭借他们自身的收藏声望提升了其学术价值，从而推动了当代艺术的革新，这是私人藏家对艺术市场和艺术史做出的贡献。

翠西·艾敏《在天堂遇到我》，布面油画，183×183cm，2003-2004年

翠西·艾敏《我的床》，床垫、床单、枕头和物品，79×211×234cm，1998年

英国青年艺术家（YBAs）的成名就是由富有争议的英国广告大亨、声名显赫的收藏家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推动的。上世纪80年代，查尔斯·萨奇和妻子多利丝开始关注英国本土的艺术发展情况，大量收藏英国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并长期陈列，对YBA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加里·休谟（Gary Hume）《在公园》，搪瓷、铝板，198.1×150cm，1997年

1997-2000年，萨奇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柏林车站美术馆、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举办了历时三年的“感性：萨奇收藏中的英国青年艺术家”大规模世界巡展。YBA风头势如破竹，一路席卷了整个英国乃至西方艺术界，一时蔚为风潮。也正是在这次展览后，达明安·赫斯特、翠西·艾敏、萨拉·卢卡斯等人确立了前卫的艺术形象，使他们的身价倍增。

博弈与双赢

私人收藏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市场本身已经证明自身能成为艺术品重要性的衡量标准，市场价格与美学价值之间的关联已被广泛接受。而这种关联也让藏家广泛的资金支持成为了艺术家自身能力和学术价值的重要证明。由此，藏家的经济力量就被转化为对艺术界的影响力。

弗朗西斯·培根《头像习作》，布面油画和沙子，66×56cm，1952年。2019年5月16日，苏富比纽约“当代艺术晚拍”以5038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布鲁斯·瑙曼《Eat War》，悬挂框架中装有透明玻璃管的霓虹灯管，13.7×79.4×5.1cm，1986年。2016年5月10日，前泽友作在佳士得纽约“战后及当代艺术晚拍”以168.5万美元的价格拍下。

但这是否意味着公共博物馆在这场博弈中就完全无力还击了？也不尽然，尽管在资金上不占优势，但博物馆在艺术品保藏、研究、展示的规模和经验方面都略胜一筹。一个机制健全、管理完善的公共博物馆能向公众呈现具有高学术水平和艺术水准的展览，同时也能深化艺术方面的各项研究。

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时代广场》，2000年，由英国收藏家安妮塔和珀约·扎布鲁多维克斯夫妇（Anita and Poju Zabludowicz）收藏。

特别是在当代艺术领域，众多体量庞大、形式复杂独特的作品，并不能像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那样，在藏家的家中得到妥善安置，而博物馆则能为它们提供良好的展示空间。

杰夫·沃尔（Jeff Wall）《温哥华》，2003年，由英国收藏家安妮塔和珀约·扎布鲁多维克斯夫妇（Anita and Poju Zabludowicz）收藏。

此外，博物馆往往拥有高水平的鉴赏团队和较强的艺术鉴别力，对购藏的艺术品有着非常严格的挑选程序，同样对捐赠的艺术品也有着严格的门槛。而私人收藏就不一定有专业的团队做支撑，因此很多私人藏家也会积极寻求博物馆负责人的专业建议来扩充馆藏。他们会密切关注权威博物馆的收藏，借此了解那些他们自己从未见过的艺术家。

罗伊·利希滕斯坦《镜子＃1》，布面油画，152.4×121.9cm，1969年，由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布洛德夫妇（Eli And Edythe Broad）收藏。

而那些博物馆的专业人士也很乐意帮忙，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私人藏家的捐赠。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内的众多博物馆依托于私人捐赠来逐渐累计藏品，那些杰出的私人收藏常常受到追捧，就像洛克菲勒家族的收藏一样，它不仅促成了MoMA的建立和壮大，也塑造了世界上最杰出的现代艺术收藏。

罗伊·利希滕斯坦《Live Ammo（Blang）》，布面油画和马格纳颜料，172.7×203.2cm，1962年，由美国企业家、慈善家布洛德夫妇（Eli And Edythe Broad）收藏。

因此，私人藏家与公共博物馆之间并非绝对的竞争关系，也会在博弈中寻求合作。二者在资金支持和学术水准上各有千秋，它们也并不封闭，在资源上能形成互补，可谓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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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  马钰坤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