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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艺术家火爆艺术市场,为何他们爱画肖像?

张剑蕾 时尚芭莎艺术 2022-03-17



提图斯·卡巴尔《Page 4 of Jefferson's "Farm Book", January 1774》,亚麻油画、焦油,152.4×121.9cm,2018年



黑人肖像画凭借极高的辨识度与文化内涵成为当下艺术市场的宠儿,这一群体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该题材备受青睐的原因除了市场追逐,还有哪些深层原因?而黑人艺术家的经历又能为其他少数族裔艺术群体带来哪些启发?时尚芭莎艺术为你解析。




“黑人肖像热”


2020年,席卷欧美的黑人平权运动“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了艺术界格局。拍卖场中以黑人为主题的作品成为抢手货;各大博物馆在陷入种族歧视的泥潭时,也终于开始重视多样性问题。根据《ArtReview》前段时间发布的年度“权力100”榜单,该运动不仅登上2020年榜首,还是首次以一场社会运动、而非个体赢得这一评选,影响力可见一斑。


“Black Lives Matter”涂鸦席卷美国城市街头


而黑人艺术家的异军突起更不再是新鲜事,从艺术市场到学术领域,从与时尚品牌跨界合作到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其存在感都让人难以忽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加纳艺术新星阿莫奥克·博福(Amoako Boafo),其作品在近两年不仅涨幅惊人,更是以别具一格的“手指涂鸦”获得学术界认可,同时还因与奢侈品牌合作获得大量曝光。


阿莫奥克·博福《Cobinnah with Yellow Nails》,纸面油画,98×70.1cm2019
阿莫奥克·博福与Dior联名合作

另两位艺术家凯恩德·维里(Kehinde Wiley)艾米·谢拉德(Amy Sherald)则因在2018年为奥巴马夫妇绘制肖像而名声大噪,这是首次由非裔艺术家承接这一任务,两人在拍卖市场上也取得亮眼成绩,分别进入百万元和千万元级艺术家行列。


凯恩德·维里和艾米·谢拉德为奥巴马夫妇绘制的肖像

艾米·谢拉德《两个游泳者》(Two Bathers),布面油画,188×182.9cm,2015年,在2020年12月富艺斯纽约以426.5万美元落槌,刷新其个人拍卖纪录。


看到这里,细心的你不难发现端倪:黑人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肖像画出圈,同时作品色彩饱和而鲜艳,极具视觉冲击力。而这一现象背后不仅是市场与资本的运作,更是黑人文化与艺术长期以来的积累与沉淀……


凯恩德·维里《Shantavia Beale Ⅱ》,布面油画,152.4×121.9cm,2012年

 


存在即为进步


肖像画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古埃及。在摄影发明之前,肖像绘画与雕塑是记载某个人相貌的仅有方式,而在古代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被记录下来——不仅需要有权有势或德高望重,还要有足够财力。


桑德罗·波提切利《Portrait of Giuliano de' Medici》,布面油画,54×36cm,1478年

桑德罗·波提切利《手持圆形圣像的年轻男子》(Portrait of a Young ManHolding a Roundel),木板蛋彩画,58.7×38.9cm,约1480年,近日于纽约苏富比以约5.95亿元高价落槌


据记载,欧洲最早的一幅黑人肖像画为荷兰文艺复兴画家简·莫斯塔特(Jan Mostaert)于16世纪所作,描绘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位黑人弓箭手。但其身份地位至今仍是个谜,有人认为他是贵族,也有人说他是虚构人物。但无论如何,黑人肖像画在古代少之又少。


简·莫斯塔特《Portrait of an African Man》,木面油画,30.8×21.2cm,约1525-1530年,现藏于荷兰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


到了近代,一些重要人物的肖像画开始出现,如19世纪中期第一位美国非裔女诗人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第一位在美国政府担任外交官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也是美国首位废奴运动领袖。


《菲利斯·惠特利》,版画,1773年,据传为非裔美国奴隶艺术家Scipio Moorhead所作,也是其唯一保留下来的作品。
佚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布面油画,82.6×69.9cm,约1844年

虽然这一时期被记录下来的仍是精英人士,但这些肖像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到了现当代,随着平权意识的加强、黑人艺术家数量增多,他们越发注重通过肖像画表达个人身份,这也成为人们理解其种族文化的重要方式。



改变刻板印象


古典绘画中的黑人形象其实并不少见,但多以奴隶或仆人身份出现,通常处于画的边缘位置,以烘托主角的身份地位。即使到了印象派时期,当时法国已废除奴隶制,但马奈作品《奥林匹亚》中的黑人女仆依然姿态卑微,毫无存在感。


爱德华·马奈《奥林匹亚》(Olympia),布面油画,130×190cm,1863年


直至上世纪20年代,非裔美国人经历了一次从南到北的“大迁徙”,而纽约的哈莱姆(Harlem)社区正是许多黑人家庭的目的地,在这里他们发起了一场名为“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的运动,通过文学、音乐、时尚和艺术重新塑造了黑人形象,让人第一次领略到黑人文化的独特魅力,影响极为深远。


亚伦·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The Judgment Day》,硬纸板油画,1939年
Palmer Hayden《Dreamer》,约1930年


然而黑人社区还是经常与“高犯罪率”“危险”“脏乱差”“贫穷落后”等词联系起来,为了打破这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当代黑人艺术家不断做出努力。如美国黑人艺术家克里·詹姆斯·马歇尔(Kerry James Marshall)笔下的人物总是打扮体面,他经常描绘理发、野餐、舞会等稀松平常的生活场景,让人觉得轻松惬意的同时,也会感到“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克里·詹姆斯·马歇尔《Untitled (Gallery)》,PVC板上丙烯,153.6×123.2cm ,2016年

克里·詹姆斯·马歇尔《De Style》,布面丙烯、拼贴,264.2×309.9cm,1993年

克里·詹姆斯·马歇尔《Past Times》,布面丙烯、拼贴,275×398.8cm,1997年,该作于2018年在苏富比以2100万美元落槌,刷新黑人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


另一位黑人艺术家亨利·泰勒(Henry Taylor)也用大胆活泼的色彩与笔触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亲友邻居,也有名人与流浪汉,其作品风格游走在波普艺术与现实主义之间,体现出他对社会与政治的敏感度。有人曾将其视觉艺术形容为一首布鲁斯音乐——来源于美国黑人的音乐风格。这些画作均表现了一种积极欢快的精神面貌,也让人感受到黑人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亨利·泰勒《Priscilla’s Welcomed Me》,布面丙烯,148×99.1×2.5cm,2017年

亨利·泰勒《Gettin it Done》,布面丙烯,180×240cm,2016年

 


用肖像“讲故事”


黑人艺术家绝不仅仅满足于完成“表现存在”与“消除刻板印象”的任务,他们还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诉说种族遭遇的不公正对待,讲述自己的经历与故事,否则没有人会替他们讲述、也没有人比他们自己讲得更好。


艺术家凯恩德·维里(Kehinde Wiley)就经常重新演绎巴洛克绘画中常见的史诗故事,然而他会将白人主角全部换成黑人,表达对历史的挑战与质疑:这些“丰功伟绩”黑人也能做到,只是无人记载下来罢了。


凯恩德·维里《Napoleon Leading the Army over the Alps》,布面油画,274.3×274.3cm,2005年

凯恩德·维里《Morpheus》,布面油画,274.3×457.2cm,2008年


另一位非裔艺术家提图斯·卡巴尔(Titus Kaphar)也对黑人在历史与当下的境遇十分关注。在其描绘黑人母亲的一系列作品中,艺术家故意将她们的孩子抹去,只留下空白轮廓,以此控诉年轻黑人受到的来自警察的暴力。2020年6月,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该系列中的一幅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背后含义不言而喻。


提图斯·卡巴尔《From a Tropical Space》,布面油画,233.7×182.9cm,2019年
提图斯·卡巴尔为《时代》杂志创作的封面


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美国艺术家尼德卡·阿库衣·克洛斯比(Njideka Akunyili Crosby)则以个人经历为创作灵感,在一系列作品中讲述了她与白人丈夫之间的温情场景,同时还通过层层拼贴等方式展现了尼日利亚的文化与历史。虽然画中描绘的往往只是日常一幕,但观者却能从两人的互动中感受到不同种族之间的爱与包容。


尼德卡·阿库衣·克洛斯比《Nwantinti》,纸面丙烯、炭笔、彩铅、拼贴、硒鼓复印,14.1×20.3cm,2012年

尼德卡·阿库衣·克洛斯比《I Refuse to be Invisible》书中插画

尼德卡·阿库衣·克洛比《Mama, Mummy and Mamma》,纸面丙烯、炭笔、彩铅、拼贴、硒鼓复印,17.8×22.9cm,2014年


在种族关系紧张的时刻,黑人艺术家们不仅积极发声,控诉历史与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同时也希望能以开放的态度呼吁种族之间的和谐相处。



下一步是什么?


黑人肖像画的大放光彩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多重原因:填补历史中黑人形象的缺位、打破刻板印象、表达种族身份等。同时,这也是市场对于社会事件的正面反应,黑人肖像画题材通常主题鲜明,而其丰富色彩也符合疫情后人们的审美倾向,因此“出圈”可谓必然。


马克·布拉德福特《Q1》,布面混合材质,182.9×243.8cm,2020年


虽然黑人肖像画扎堆引发了人们对其创作同质化的担忧,但其实他们并非只创作这一种题材,如结合拼贴与绘画的抽象主义画家马克·布拉德福特(Mark Bradford)同样也会在作品中讲述他的故事:来自单亲家庭的他曾待过的寄宿处、母亲工作过的理发店都是其创作的灵感来源。


马克·布拉德福特《I finally touched the sky》,布面混合材质,76.2×61cm,2018年


不得不承认的是,非裔艺术家的数量依然很少;白人艺术家依旧是绝对主体,如同一条用于区分斜线的垂直线、一种标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在这些艺术家的称谓前表明种族、性别,如未表明其实就默认他是位白人男性艺术家。


简尼·琼斯(Jennie Jones)在工作室中,2015年


抽象主义艺术家简尼·琼斯曾在被问到她的作品如何反映其种族时,不满地反问道:“唐纳德·贾德并不需要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我需要?”当艺术界终于开始意识到行业内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在追捧黑人肖像画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挖掘不同题材与风格的艺术家。


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亚洲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样处于边缘地位,所遭受的歧视甚至更为严重。因此,黑人艺术家的经历虽然看似与我们无关,但在如何被听到、被看到方面其实能为其他少数族裔艺术群体带来重要启发。对于他们的崛起,我们不应该漠视,更不应该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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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  张剑蕾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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