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快到了!你会选择丁克吗?
路易丝·布尔乔亚、翠西·艾敏《不要抛弃我》(Do Not Abandon Me)系列,数码打印,76.2×61cm,2009-2010年
01
不可兼得?
“有孩子的好艺术家当然有,这毋庸置疑。而这些艺术家又被称为‘男人’。”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于2014年犀利地指出。
从事实层面来看,这句话当然立不住脚——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等人都曾孕育子女,同时也在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翠西·艾敏《与我睡过的每个人1963–1995年》(Everyone I Have Ever Slept With 1963-1995),综合材料,1995年
艾敏真正想要表达的是,生育是女性成为职业艺术家的重要阻碍。紧跟在这句话之前,她曾说:“我要么百分百投入做一名母亲,要么百分百当一名艺术家。我绝不会折中让步。对于成为艺术家而言,当母亲就是一种让步(compromise)。我知道有人可以做到,但这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类艺术家。”
翠西·艾敏《I Became Your World》,布面丙烯,122×182×3cm,2016-2017年
用来形容自愿或被动不育的“丁克”(Dual income, no kids, 缩写为DINK)一词正好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艾敏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之际。将生育与创作相对立的不只有她,还有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
这位“行为艺术之母”有过三次堕胎经历,“因为我十分确定,生孩子对我的创作而言将是灾难。它只会桎梏我身体的能量,我不得不分散能量。这也是在艺术界中,女性无法如男性一样取得成功的原因。”
生育成为被归咎的对象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女性仍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要知道,避孕药于1954年才发明,而堕胎至今在很多地区仍然违法。另一方面,生育对女性而言代价更高,这也是社会学家所说的“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即职业女性由于生育在招聘、薪酬等方面所面临的系统性弱势地位。
在艺术界,这种“惩罚”意味着职业生涯上短则一年、长则数年的中断,以及时间与精力的分散,无疑影响巨大。
马塞尔·杜尚《现成的自行车轮》,自行车轮和木凳,129.5×63.5×41.9cm,1913年
艺术家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02
矛盾丛生
“我已经有了一个如孩子般情绪脆弱且酗酒的丈夫,若再要一个,我可承受不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曾说。人们通常认为,在克拉斯纳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婚姻中,前者是为爱做出牺牲的人。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李·克拉斯纳《无题》(Untitled),综合材料,56.5×77.2cm,1964年
从小,克拉斯纳就立志要当一名艺术家,从未考虑生孩子,即使她遇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两人于1945年步入婚姻、建立家庭。彼时,克拉斯纳37岁,波洛克33岁。作为艺术上的先锋,波洛克在家庭方面却颇为传统——他很想要孩子。
艺术家李·克拉斯纳与杰克逊·波洛克
但克拉斯纳坚决不同意,她希望两人都能专注于绘画,不被其他事分心。这一决定让波洛克暴跳如雷,他甚至觉得克拉斯纳在“骗婚”。而后者看似“人间清醒”,内心却恐惧被波洛克抛弃。两个自我意识极为强烈的人在生育上的分歧,最终为其情感的裂痕与波洛克的早逝埋下了伏笔。
杰克逊·波洛克《Free Form》,布面油画,48.9×35.5cm,1946年
同为抽象表现主义夫妻,伊莱恩和威廉·德·库宁(Elaine & Willem de Kooning)之间则没那么惨烈。对于是否要孩子,伊莱恩曾摇摆不定,直到她做了一个“测试”。
有一次,伊莱恩趁朋友出门远行时,特意“借”其孩子,想测验一下自己能否兼顾母亲与画家的身份。结果,她发现做不到。即使孩子不哭不闹,其存在本身就让她无法专心。自此,伊莱恩断了成为母亲的念头,德·库宁虽想要孩子,但也接受了妻子的决定。
伊莱恩和威廉·德·库宁(Elaine & Willem de Kooning)
威廉·德·库宁《Woman in Landscape II》,布面油画,152.4×121.9cm,1968年
尽管没有生育,两位艺术家也始终保持创作,但其多年来仍处于丈夫显赫声名的阴影之下。幸运的是,只要作品在,迟到的认可终会到来……
当然,并非所有女性艺术家都比男性更倾向于丁克,乔治娅·欧姬芙(Georgia O'Keeffe)就是个例外。这一次,不想要孩子的是男方,即美国现代摄影之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
欧姬芙与斯蒂格利茨
欧姬芙,由斯蒂格利茨拍摄,1918年
他决定丁克的理由相当充分:第一,时局动荡;第二,自己年纪太大,比欧姬芙年长23岁;第三,妹妹难产而死,给其留下阴影,他担心失去欧姬芙;第四,作为欧姬芙的代理画商,他不希望生育影响欧姬芙的绘画事业;最后,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关系恶劣,不想重蹈覆辙。
而后来,斯蒂格利茨再度出轨,欧姬芙深陷抑郁。托尔斯泰曾写,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没有孩子的羁绊,是幸还是不幸?答案或许只有欧姬芙自己清楚。
乔治娅·欧姬芙《Jimson Weed, White Flower No. 1》,布面油画,121.9×101.6cm,1932年
03
既要、又要
可能吗?
朱迪·芝加哥《晚宴》,瓷器、织物,1463×1463×1463cm,1974-1979年
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
翠西·艾敏《I Did Not Say / I Can Never Love You / I Said I Could Never Love》,2012年
另外,艾敏和阿布拉莫维奇对生育的决绝,也让一些选择要孩子的女性艺术家感到冒犯。因为两人仿佛在暗示,生育会让创作变得不够纯粹,影响创作质量,或者否定女性能同时做好两件事的可能性。但她们的发言并非为了挑起两种选择之间女性或两性的矛盾,而是指出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
阿布拉莫维奇、乌雷《Rest Energy》,视频录像,1980年
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书籍《始于极限》中提到“结构与主体”的两难问题——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
在她看来,主体也许能够暂时超越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结构的压力对主体有着压倒性优势。而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这种心态叫“恐弱”。因此,在上野千鹤子的研究中,她更愿意采取“不否定主体能动性和多样性、也不为结构性压迫开脱”的方法。
路易丝·布尔乔亚、翠西·艾敏《不要抛弃我》系列,数码打印,76.2×61cm,2009-2010年
因此,在既有结构下,实现自我突破固然值得鼓励。但同样重要的是,如何让所有人,无论男女,不必在生育与工作之间只能做出“二选一”的决定。近日,四川率先取消了对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婚姻家庭制度、生育的必要性不断被讨论和质疑……晚婚少子化这一世界性趋势能否被扭转,仍不得而知。
丁克,或是个体选择,或是夫妻共同的决定。无论处于何种情境,大声、坦然地分享自己的经验与观点,无疑是推动社会观念变革的重要一步。你如何看待“丁克”?欢迎分享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