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去相遇：历史写作的介入与超脱（上） | 颁奖典礼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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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8日，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东城区美后肆时举办。周思成、王元崇分别凭借《隳三都》和《中美相遇》夺得首奖。
上周，我们回顾了许知远的主题演讲“一个业余者的尝试”。今天，让我们来听听十强作者丁晨楠、刘勃、宋念申、杨潇、周思成，及初选评委侯深在主题沙龙部分的精彩分享。他们以“与过去相遇：历史写作的介入与超脱”为题展开对话，由个人研究领域畅谈至当代历史写作，共同探讨了当代历史写作者如何讲述过去，如何处理观察、研究、书写的关系。因内容较长，本次回顾将分为上下两篇，本文为上篇。
左起：宋念申、周思成、杨潇、丁晨楠、刘勃、侯深
与过去相遇：历史写作的介入与超脱
（以下内容整理自典礼速记）
侯 深：大家好！很荣幸今天作为这个环节的主持人。我作初选评审时，曾一口气读了72部作品，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从齐桓公梦到梁启超，那一晚的梦真是精彩纷呈。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说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历史学家。而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写作者面对的是一个“知识民主化”的大数据时代，我们写作的环境是全球化的大都市文化。与此同时，很多人会说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代。所以请问各位的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你们认为历史写作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就用姓名的拼音顺序来回答问题吧，会比较简单一些。所以请丁老师先谈一谈。
侯深
丁晨楠：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的丁晨楠。现在确实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下一个学期要开一门课，就叫“影视剧中的韩国史”，据说已经报满了。对我来讲，在数字化非常流行的今天，在写作中如何应用史料，尤其是多语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是做韩国史的，但我是一个中国人，相对于韩国学者的本国史立场，我在中国给中国人讲韩国史，我的立场、角度，甚至史料的来源，都会跟韩国学界有一些区别。
朝鲜史在中国算是比较冷门的领域，很多明清史的老师知道，实际上我们国家明朝留下了大量涉及朝鲜的史料，有的可能韩国学者并不知道。清朝人其实也留下了相关的记录，尤其是清代的考证学家。《清代诗文集汇编》里就发现了很多跟朝鲜人交流的内容。这方面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丁晨楠著《海东五百年》
另外就是历史研究和写作的视角，像东亚史这个概念一样更注重横向的关联。葛兆光老师提出“从周边看中国”，现在也可以从周边看朝鲜，也是非常好的视角。比如从朝鲜史角度来说，早期满文档案非常有价值。因为明朝可能并不太清楚东北方向的女真和朝鲜有什么交流，而满文史料正好可以和韩国本土史料形成一种互证。还有一些女性留下的上奏、日记、关于战争的回忆等等。我觉得这些材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朝鲜，也可以了解整个东亚。谢谢大家！
侯 深：感谢丁老师。现在其实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是在接触很多非中国、非汉语的史料，不过像刘勃老师，您研究的这段历史基本不存在其他语言的史料的问题。而这个大数据时代，不知道对您来说，对您的历史写作来说，有没有一种新的意义？
刘 勃：今天我特别惶恐，在座各位都是我特别敬仰的前辈。不过历史写作这个概念的好处就是弹性特别大，如果说我们套用古代的概念，有正史、野史、杂史，很多地方的杂史跟小说界限就不明显了。甚至民间的很多历史记载，你也不能说它不是历史写作，只是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这样理解的话，像我这么一个把自己称为段子手的人，才好意思来参加这个活动。
丁晨楠、刘勃
我看书有限，像宋念申老师和周思成老师的书我是看过的，我感觉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写作。宋老师在书里自谦说，他是把已有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大家。他介绍的很多作品，有些我看过，有些没有，但看了《发现东亚》之后，我一下就有了比较整体的概念。而像周思成老师的书，一方面他的知识对我来说是新的，一方面他让我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现场感，仿佛我是当时要覆灭三座金朝都城里的一个小老百姓，被一种巨大的惶恐不安所吞没。这种历史写作就带有更强的文学性。
我觉得历史写作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面貌。我写的这个话题是“春秋时代”。做春秋史的老前辈童书业先生说过，读春秋史，《左传》以外的资料往往都不太可靠。这些年不断发现的简帛上对春秋历史的记载，其实强化证明了老先生的结论。《左传》尽管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但它的宏观构架是相当有力量、相当有说服力的。我在和朋友们交流时发现，尽管大家都知道《左传》更有说服力，但关于春秋的历史叙说，《左传》的影响力还是不如《史记》。因为《史记》太好读了。
刘勃著《失败者的春秋》
我自己在《失败者的春秋》后记里面说，我是“又做巫婆又做鬼”，因为我的写作方法是先把《史记》的叙事复述一遍，再把《左传》的东西拿出来，这样慢慢呈现出关于同一段历史的不同描述。豆瓣网上有一个评价我还是挺喜欢的，他说我是一个行走的弹幕机器。我觉得我发挥这个功能也就差不多了！
侯 深：非常感谢刘老师。刚才提到全球化的大都市时代，宋老师对这个背景是怎么理解的呢？您从芝加哥回到了北京，《发现东亚》本身又是一本全球史、区域史面向的写作，非常想听听您怎么看待新时代的历史写作？
宋念申：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觉得挑战非常明显。我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专业的历史学者和我们的非专业读者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因为大数据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非专业人士可以接触到的历史材料，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受到的传统的训练其实优势并不大。另外一条界限也越来越模糊，那就是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特别是以历史叙述为主体的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文学。因此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历史写作者，你的身份和角色是什么？
宋念申著《发现东亚》
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更具挑战的课题，同时也打开了很多非常美妙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束缚都不存在了，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回到写作本身。对新一代的历史写作者而言，你的叙述不只面对你的博士答辩委员会或者几个期刊评审，而是面对你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和读者。所以我觉得这是大数据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
说到都市化，我回到中国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真正的肌理去看看。我在大都市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发现很多时候，不管是新闻媒体，还是历史写作，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比如说面对非常令人兴奋又充满了变化的现代东亚，它的叙事的解释力已经越来越弱了。我想作为一个写作者，不仅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深入社会肌理，了解它是怎样运行的，然后刺激我们去找出一种新的解构方法、叙述方法、理解方法。
宋念申
侯 深：杨潇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 潇：我是在座唯一一个没有经过历史学训练的。我是媒体出身，做过十多年的特稿，在跟公众打交道方面稍微有一点点发言权。我自己有两点感受，首先，就是故事的重要性。比如说福斯特就曾经讲过，请大家设想一个场景，在原始社会，人类白天和野兽搏斗了一天，睡觉前围在火堆前找点事情做，这个时候只有分享故事才能让大家不昏睡过去。当时在媒体工作，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找故事。比如说我们当时有一篇蛮好的报道，讲的是大兴安岭杀人事件。最初的选题是想关注城市的枯竭，然后我们列了很多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最后选择了大兴安岭。那个地方4月1日会停伐，我们猜想当地的鄂温克族和汉族可能会因此产生矛盾，结果去了之后还遇到了一起杀人事件。
另一点感受是，《重走》出版之后，我陆续跑各地去卖书，参加了十多场活动。在和读者交流的时候，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其实跟书没什么关系，而是要不要躺平。后来仔细想想，可能有一点点关系是因为，为了不躺平，我选择回到土地上去。其实很多人不关心中国近代史，但如果把这个选择、这个行为本身当作一个“壳”，使更多的人被它吸引，有理由进入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也许也是一种方式。
杨潇著《重走》
知识民主化拉平了很多东西。我之前在《南方周刊》工作过很长时间，在十多年前网络时代到来之前，还是报刊的时代。《知音》的读者和《南方周刊》的读者是各不相干的。现在公众号兴起之后，随便一篇文章发出来就像扔到了汪洋大海里，大家不会在意你是《知音》还是《南方周刊》，大家也不在意作者是谁，平台是什么，也不太会考察平台的可信度。
在如今的新环境下，我选择“退守”到出版业。有的时候回过头来想，《重走》写了那么长时间，如果单独把任何一章拿出来到公众号上发，它可能不会有任何爆款效应，但合在一起，它就有了某种化学反应。我觉得这是写作一本书特别可爱的一点。
周思成、杨潇
侯 深：周思成老师的这本《隳三都》也是面对公众的写作，而且您讲的是如此久远的历史。您是怎么样在过去的写作对象和当代的写作方式中间找到一种平衡的呢？
周思成：我研究的这段历史以前关注的人是很少的，包括主流的历史学界也不是很多。刚才大家提到的数字化、全球化时代的写作，对于我这样一个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你为公众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像梁启超说的，隔壁邻居家院子里的猫生了小猫，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周思成著《隳三都》
我自己的思考是，当代历史写作能够为公众提供的，就是在符合历史学规范的前提下追求真相，通过对过去经验的研究，向我们展示现实以及过去人类的经验本身的那种复杂性和可能性，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十强老师和各位评审的作品，也都可以归到这个脉络之下，都是在原有我们接受的那种单一叙事或者简单叙事的基础之上，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不同可能。我觉得这是现在历史写作可以为当代公众提供的一些东西，是个比较谦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