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跃、朱建纲 | 亲历十九大 感悟新时代
●党代表：亲历十九大，感悟新时代
本报特邀新闻出版界的十九大代表畅谈“亲历十九大，感悟新时代”。
受访人：
谭 跃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朱建纲
（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
采访人：田红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谭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理念
谭跃
Q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您从文化工作者、出版工作者的角度看，几十年来，人民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当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文化需要占有什么样的份量？出版业应如何满足这些需要？
谭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述，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判断，对我们做好出版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旺盛。它不仅实现了总量快速增长，还呈现出结构日益升级，由一般性的知识需求逐步转向审美愉悦需求，由浅层性的文化娱乐需求逐步转向深层次的精神品质需求。文化需求不仅构成了人民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还影响着人民美好生活的整体质量、幸福指数和主观评价。
对于出版业而言，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理念，顺应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大势，进一步完善内容生产机制，着力打造更多时代精品，铸就更多扛鼎之作，努力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食粮，提高国民思想境界，提升精神文化品质
Q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对此如何理解？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出版业还要如何深入？这对坚定文化自信有何意义？
谭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根脉，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习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华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对于增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国民精神文化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出版企业而言，要重点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构建国家经典古籍整理知识体系。在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积淀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意义的鸿篇巨制和集大成的经典古籍。这些经典古籍历时甚久，需要经过系统整理才便于传承和传播，其中还有不少稀见典籍散落在海外。对于中版集团而言，要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工程”等项目为龙头，认真做好不同历史时期经典古籍的整理出版，着力构建国家古籍整理知识体系。
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普及化。要秉持“大家品位、大众口味”的出版风格，以灵活的出版方式、鲜活的表达语言，努力将优秀的传统思想、传统精神与现代生活、现代题材有机融合，让更多传统经典走近读者的平常生活，走进读者的内心世界，不断提振当代中国人的精气神。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等都是其中的一些优秀案例。
Q
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您看来，未来出版业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谭跃：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是中版集团必须认真履行的国家使命，也是集团做好国际化工作的根本指向。 对于出版企业而言，主要从五个方面着力讲好中国故事：
一是抓好两大话题。“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是中国文化能够产生世界影响的两大话题。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了一个独特的样本，急需从学理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基本原理，为世界提供智识和经验。近两年，中版集团通过现代视角输出传统文化图书900种，通过吴敬琏、厉以宁、铁凝、贾平凹等讲中国当代故事，通过恩道尔、狄伯杰等海外学者讲好中国话题。《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输出15个语种，《山楂树之恋》输出20个语种，《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等进入国际主流渠道。
二是抓好“三进”渠道。文化传播有一条规律，通常是先在主流机构和主流人群中传播，再逐步影响一般机构和社会大众。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要瞄准进海外著名高校、进海外研究机构、进海外汉语课堂这些主流渠道。中版集团首次在牛津大学设立“中国阅览室”，与哈佛-燕京学社联合出版学术丛书100多种, 45个语种的《汉语图解词典》进入100多个国家汉语课堂，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
三是搭建翻译平台。翻译问题是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难题。我们立足解决翻译瓶颈，创办了牛津大学翻译出版中心，建立了百名翻译家名录，集聚了傅高义、顾彬、施寒微、狄伯杰等一批汉学家和重要译者，逐步建设了一支初成规模的译者队伍、作者队伍梯队。
四是组建国际编辑部。今年以来，中版集团已经与罗马尼亚、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重要出版社签约成立了8家国际编辑部。国际编辑部采取双向联合出版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走出去”图书选题的策划质量，加强了中国图书在当地市场的营销，提高了本土化运作水平。
五是做大会展平台。中版集团认真承办印度、伊朗、俄罗斯、白俄罗斯、希腊、阿联酋等国际书展和相关的中国主宾国活动，不断扩大版权贸易合作。今年，BIBF的参展国家和地区89个，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参展国家28个；参展商达到2500多家，海外展商达1460家；进一步巩固了全球第二大书展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Q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您对此有何期待？
谭跃：对于中版集团而言，既是一个思想文化的高地，更要努力成为一个数字融合的高地；既是一个以内容为主的出版集团，更要努力成为一个孕育新兴业态的数字集团；既具有很强的传统出版能力，更要具备较强的数字创新能力。
一是增强优质内容资源的集聚能力。当前优秀作品的数字版权面临着不同市场主体的激烈竞争。虽然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大批优质的内容资源，但下一步还要以优秀作者、优质作品为中心，进一步加大版权资源开发力度，提高优质内容的数字版权签约率，建设一部作品的多形态版权“蓄水池”，为融合发展打好坚实的产品基础。
二是增强一份内容的多媒体表达能力。在拥有优质的数字内容之后，关键要加强创意策划，推动内容与新技术、新手段、新平台的嫁接、融合、转化，实现一份内容的多媒体、多形态、多维度表达，让内容不仅能够看起来、读起来，还能听起来、动起来，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三是增强数字业务的政策支撑能力。我们不仅要在战略上高度重视，还要加强政策、资源、人才、机制等方面的战术支持，加快重点产品的项目化、公司化、资本化运作，积极创新实体的选人用人机制、考核分配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争取开辟更多的绿色成长通道，创造有利于融合发展的良好条件。
朱建纲
Q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文化需求会有怎样的变化？
朱建纲：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大历史方向的判断。作为一个出版老兵，要积极应对读者需求将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新时代后，人民群众对中国梦的实现会有更高的期待，中国共产党对未来更有信心，这个未来的方向也是读者所关注的重点。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新时代的两个阶段，这其中会发生怎样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是出版界要谋划的重点选题。
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会大大提升。近年来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物质的追求不会停止，但未来的重点将侧重于精神文化方面。在精神方面，尤其表现为对前途、理想、价值观等的追求；在文化方面，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结合将带来很多变化，民族戏剧、民族文化将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焕发新生机、新活力。正是因为有了文化自信，让人们对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交融有了新期待，图书等传统形式不会消亡，3D、4D、VR、AR等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新的文化样式不断出现。
以机构、社区、村组为单位组织的精神文化活动会越来越多。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培养，未来也会加强对群众的组织和发动。新时代需要人民群众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这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
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会有更大的期望和追求。现在我国正在培育两种人才，一是创新型科技人才，二是优秀的大国工匠、技术工人。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有赖于大国工匠的成长，从工匠高度组织的文化产品将大行其道，程度会增高、学科会增多、层次会更丰富。
Q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中，文化需要占怎样的份量？出版业要如何满足这种需要？
朱建纲：文化需要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物质追求一直是主流，估计到2050年，人民群众用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支出比重大大提升，中国文化建设的高潮那个时候也必将到来。文化产业的生产空间是巨大的。
一是内容研发，在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时代变化，其中有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但这是出版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要做的永恒主题。二是载体形式，传统图书还是有很大的市场，每年图书市场也在不断增长，但人们的阅读形式、阅读工具都在变，出版业要在这方面跟紧步伐，新东西要请进来，传统的好东西要继承，为其架起科技的翅膀。将来出版业要在读、听、写、思方面考虑互动的问题，提升产品的质量和卖点。现在的二维码形式是需要的，但远远不够，当然也出现了内容检索等形式，将内容进行改造。三是营销思路、理念、方式要转变，现在线上线下的营销方式基本成熟，但阅读是应该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享受的，要给当代人购买、使用创造更便利的条件。未来可不可以随时随地买书？可不可以只买一本书的一章？1本电子书假如卖1元，那1章是不是能几角钱买到？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思路要及时转变。
Q
如何推进国际传播能力构建，讲好中国故事？
朱建纲：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从不认识国外到认识国外，从认识国外到产品输出，已经做了很多。比如说BIBF贸易顺差等，表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文化走向国际舞台应该具有强大的张力，这是我们出版业需要努力的，新时代要有新准备，要为新时代而呼唤，为新时代而歌唱，为新时代做好本职工作。
一是中国出版界要下大气力，研究国外的目标市场。东方、西方，或是非洲等等，每个地方对中华文化的了解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好，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渴望并不高，“走出去”不能想当然，要下真功夫。第一就是要研究国外已经了解什么，还希望了解什么，我们想投放什么，又要以什么方式投放。即便是中国市场，不了解市场情况也做不好营销推广，在国际舞台上想讲好中国故事，就要知道他们想听什么内容的故事，喜欢用什么形式听故事。我正主编的一套《艺术中国》即将出版，想要做多语种，把外国读者定位到中国小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
二是研究我们自己打算推出去什么。以前我们认为西方就是对中医等感兴趣，现代国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很感兴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提供了中国样式，贡献了中国智慧。他们对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成就等都很感兴趣，对此我们要深入研究。
三是要多措并举。纯粹的版权“走出去”效果并不好，实体书“走出去”就是为目标市场量身定做，内容程度上怎么做，翻译上怎么做，是自己卖还是与国外渠道合作，利用当地的优势？还可以考虑在国外发展一批自己的作者，引导他们写好中国故事。要版权“走出去”，实体图书“走出去”，资本“走出去”，人才“走出去”，渠道“走出去”。
总之，要把号召放在心上，扛在肩上，一定要下决心，下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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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对于我国创新性国家建设有何意义？出版业何为？
朱建纲：创新是一个民族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只有创新才能获得发展，要提高创新能力，加快创新速度，加强创新质量。如何在坚持文化创新的情况下，加强创新？这是新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每个文化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如何创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一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出版界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能做好一件事，但是做不新。人才的培养相对于其他很多行业而言弱一些。回过头看，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新产品、新样式、新载体都不是行业内自己创造出来的。出版业的人才创新要放在第一位，要为人才的脱颖而出、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这是首要任务。
二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之路上，要有创新的使命感、责任感，用创新来引领融合，加快融合速度，提高融合质量。读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满足融合需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三是原来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出版界对自身产品的宣传还停留在原始状态，就是对单一产品的宣传。很多时候不能把握销量，所以不敢放开做宣传，发动不够。现在出版的产品出现了畅销书，既是努力的结果，又是偶然，或者说多是偶然。创新出版的宣传，要在宣传策划上下大气力。品牌宣传还相差甚远，多个单种图书放在一个篮子里，长期宣传，效果可能就大不相同。现在我们还是书评、广告、发布会，APP、网站很多都是摆设，要千方百计把宣传搞起来。
四是抓住根本，即在选题创新、内容创新，作者的视野要放在全球，多年龄段、多层次的人群。通过选题创新来拓展作者视野，培养作者，也借助现在的互联网作者，促进新老作者的融合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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