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信息茧房下，糟糕的2020年和未来的人类秩序（上）| 回望2020①
这是第一篇，受访人是施展。
2020年发生太多事，从年初伊朗谍王苏莱曼尼被定点击杀、起源也门的沙漠蝗虫肆虐东非、新冠疫情大爆发伊始，我们一直忙着见证历史。
到了年末，不少人认为，2020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像美国《时代》周刊12月封面就是“最糟糕的一年”，“2020”被打上红叉；《牛津词典》没有评选出年度词汇，说2020年是“无语之年”；英国《文学评论》杂志取消今年的“最糟糕性描写奖”，说2020年已足够糟糕，不忍心让公众再看糟糕的性描写……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有着类似感受，觉得2020年是挺糟糕的，疫情将社会淤积多年的矛盾一下集中爆发。他从一开始“愤怒”，到之后“困惑整个社会为什么会如此撕裂”，再到想搞清楚困惑，思考、观察、调研、写作。
施展认为，我们如今身处风险社会，它的有效运转需要社会的基础共识。过去，共识通过公共空间逐渐建立起来。今天，信息茧房让公共空间弥散，也就共识消弥，所以大家才会如此撕裂。而公共事件的出现，有可能击穿信息茧房的墙壁，逼迫人们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在重回现实世界之初，人们反倒可能会进入二阶茧房；但随着公共事件越来越多，带给人们的伤害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真切，无论几阶茧房都会坍塌”，施展在新书《破茧：隔离、信任与未来》中写道，“共同的伤害可能是重建共识的起点。只不过，从这个起点出发，具体该如何往前走，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面对2020年的贸易战和Tiktok禁令等现实问题，施展试图从公司和数据关系角度入手，寻找未来新秩序的基础。在他看来，人类秩序的每一次演化，都与技术的推动有关。在信息技术时代的背景下，字节跳动与华为等公司遭遇的困境，反应出各国深切关注穿透国界的数据所带来的政治外溢效应，背后则是对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捍卫。
为了解决数据公司的政治外溢效应，受欧洲历史上100多个商业城邦组成的“汉萨同盟”启发，施展设想未来世界建立一套类似的商人自治秩序，他称之为“全球数字治理联盟”。
他想象，“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中的实体经济公司会与各种虚拟经济公司在治理联盟的规则框架下博弈；与此同时，这些实体经济公司又与制造业供应链直接对接，博弈的结果会由此直接传导到供应链上，对其形成约束。到了这一步，“全球数字治理联盟”由于超越国家的“非政治化”特性，也会传导出供应链的“非政治化”效应。
到那时，人类秩序或许可以回归到“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的状态，让这个世界不再那么政治化，从而使民粹主义的狂热逐渐冷静下来，各国之间也就更有机会重建信任关系。
同时，由于互联网经济强烈的头部效应，贫富分化可能日趋严重，所以未来人类秩序还得解决全球分配正义问题。施展觉得，这和信息经济时代个人权利的再定义有关系。他讨论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原候选人、华裔企业家杨安泽发放“全民基本收入”的方案。
杨安泽提出，每个18岁至64岁的美国人，每个月都可以无差别地获得政府发放的1000美元收入。他把这笔钱称作“自由红利”，直面未来可能机器替代人，“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的前景。
施展觉得，落实这一方案可和全球数字治理联盟结合，即分配用户数据所带来的利益，以“数据分红”超越“数字鸿沟”。他打了个最简单的比方，未来可能你的每一次深蹲都会成为对运动产品公司有用的数据，从而会变成你的收入。随着5G、物联网、区块链、隐私算法等技术的发展，这些设想实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
在理论层面上，施展称，芝加哥大学教授埃里克·A.波斯纳和微软首席研究员E.格伦·韦尔在《激进市场》一书的思考可以作为经济学支撑，也构成全球数字治理联盟的伦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从《枢纽》到《溢出》再到《破茧》，施展的作品都离不开和“大观”学术共同体里诸位同人的讨论，其余成员包括刘擎、李筠、翟志勇、张笑宇、李永晶、泮伟江等十几人。施展在11年前加入这个学术小组，大概一季度集中讨论一次，对他学术和思想影响特别大。
“大观小组跟一般学术共同体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的讨论都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始终围绕着问题，不会局限在某个学科，任何学科对我们来说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学科一定会给你带来盲区。你对一个学科越精熟，有可能它给你带来的盲区越意识不到，此时需要不同学科刺激，不断打开、照亮我的盲区。”
《破茧》是本应景的书，得到吴敬琏、许纪霖、刘苏里、高全喜、刘擎、徐小平、罗振宇等人的推荐。比如吴敬琏称：“阅读和讨论这本书可以成为我们追索信源、检验论据、建立新的社会共识的一个契机，所以很值得向有心的读者推荐。”
2020年12月，《燕京书评》在北京见到施展，和他聊了聊2020年的诸多现实问题和背后历史根源，也讨论了他在《破茧》中对未来人类秩序的构想。因为访谈内容过多，我们将会分两部分刊发。这是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信息茧房和未来人类秩序。
“人们要想突破当下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想象力。获得新的想象力的前提是，人们必须去除观念的遮蔽，直面事实本身。”施展说。
以下为《燕京书评》和施展的访谈节录。
「在信息经济时代下，重新定义“个人权利”」
燕京书评：《破茧》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内容是你对未来的畅想，比如你提到，信息经济时代会重新定义个人权利。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消费者隐私保护法案》（CCPA）的规定介于中国与欧洲之间，可能是未来“个人权利”的初步形态。像今年12月，天津将人脸识别立法，成为中国首个公开禁止采集人脸识别信息的法规。想问你能不能更进一步开下脑洞，未来我们的“个人权利”可能会有哪些形态？
施展：未来的个人权利存在哪些形态，我说不大清楚。但是，值得聊一下这里面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首先，未来的权利跟今天的权利很可能不一样。回看人类历史会发现，整个经济运转逻辑、社会结构跟你的法权形态之间是有一种匹配关系的。
农业经济时代财富比较匮乏，要维系整个体系运转，只能不平均分配；一旦平均分配，就无法积累起维持秩序必须的财富，结果是谁都活不下去。如何让人们心安理得接受这种不平均分配？接受这种高度不平等，一定对应某种权利不对等，也就是等级制。
到了工业经济时代，财富开始急剧扩张，那么给大家都分；分完之后，仍然有足够剩余让我可以维系秩序。如果让人们的交易效率更高，那么我能够提取出来用于维系秩序的资源还更多。工业经济时代，首要追求的是整体经济效率，那么就进入权利均质化状态。
而在未来社会结构，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有可能今天的很多工作都被替代了，有可能进入一种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的状态，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我在书里谈到，在这种情况下，那95%的人得有一个数据分红过程，否则他们没有收入，社会就会遇到大问题。这意味着对于数据公司的财产权得重新界定，也不叫数据公司财产权，叫啥权都得重新界定。
有一个朋友在做隐私计算，我最近在关注这个东西。现在咱们的算法，像你拿手机，上个淘宝或者刷一会儿头条，数据全都上传到阿里、头条的服务器上。它算完之后，定向给你推什么东西。你对它是全透明的状态，所有数据都在它那儿。
未来隐私计算的基本逻辑是数据根本不上传，算法下传。数据都在本地终端，下传算法里像个黑箱，数据都是加密进去在黑箱里算，算了多少遍，谁都不知道，包括算法开发者都不知道。算完之后，结果返回去。
算法下传，那就意味着需要在网上传递的数据量急剧下降。现在是所有数据都上传，带宽和存储压力几何级数上涨，总有绷不住那一天，而且这天不会太远。因此，基于成本压力的考虑，不得不玩一些新的算法。
而在隐私算法的过程当中，它甚至可以达到一系列“零知识证明”。“零知识证明”是什么？比如你在网上做交易时，对方要你证明你是曾梦龙；就像你到银行取钱，你说我是曾梦龙不管用，得拿出一系列证件证明你是曾梦龙。然后，在网上做这种证明时，很多信息全都被对方拿走。而未来你可以提交一系列东西，但对方可以在完全看不见这些东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证明你是曾梦龙。
在隐私算法的逻辑之下，不可让渡的个人权利在数据层面上可以获得保障。现在这个数据都被巨头拿走，而未来所有数据全都属于你。现在有不少公司在做隐私算法。隐私算法的理念已经提出很多年，此前的各种技术瓶颈，今天正逐渐被突破。
所以，用不了几年，隐私算法会作为很重要的东西铺开。到了那会儿，我跟你在网上互相匿名，你叫小K，我叫小王，两个虚拟的人可以在完全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信任对方做交易。隐私算法、区块链这些技术，使得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全都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再一个是数据的权利。过去咱们一直在说，数据所有权究竟是用户的还是巨头的？我最近跟隐私算法那几个朋友讨论之后，意识到这种界定方式可能有问题。就像心脏数据，它在你的心脏本体上，但医院不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数据，查完之后才可被解读。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网民的活动构成数据，但没有算法对数据提炼、挖掘，数据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反过来，没有网友活动，算法也没价值。算法覆盖大量的人，具有某种准公共性，而数据完全从我身上挖掘出来，具有某种准私人性。因此，数据的价值以过去公私二分的分法，可能也会遭遇挑战。数据的权益究竟怎么界定？这一系列东西都得重新设定。
燕京书评：听起来像是“我算故我在”。
施展：你不算你就不在，但“我算故我在”这个“算”，你靠自个算也算不出来。这背后意味着一系列新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权利观念。这当中真是存在太多东西，而未来秩序一定会往这个方向演化。
「解决数据公司政治外溢效应，建立全球数字治理联盟」
燕京书评：关于信息经济，你有一系列比方，说“数据相当于信息时代的石油，对原始数据的提炼相当于信息时代的炼油工作，基于深度学习的各种算法就是炼油设备，而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法规，就相当于信息时代的环保法规”。对于2020年，字节跳动等数据公司在印度和美国的遭遇，掀起互联网主权等讨论。回看这些事，你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
施展：我坚持我在《破茧》里的看法。字节跳动等在美国遭遇的困境，蓬佩奥提出的干净网络宣言，这些都是真问题，但他给出的是坏答案。
真问题在于这些数据公司所带来的制度溢出效应，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接受，但给出坏答案是因为这些数字巨头，必须得以全球为单位运营，这才真正符合技术逻辑。你要拧着它的技术逻辑来设计政策，这种政策从历史上来看没有能成功的，最后那些公司会以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你这些政策绕过去。我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Google在欧洲搞GMS授权，那个例子你有印象吧？
燕京书评：有，Google最后绕开了欧盟管制，欧盟只能收到一点税。
施展：对啊，因为这是违背它的技术逻辑，违背技术逻辑的政策没有能成功的，所以那是个坏答案。但这个真问题必须得回应，两边一夹，好答案是什么也就出来了。
第一，得能够回应主权国家所担心的数据公司带来的制度溢出效应。第二，数字公司的全球运营必须获得保障。除非数据公司能把数据给中立化，否则这俩要求没法同时满足。而数据如何中立化？这是可以通过制度来设计的。于是，我在书里给出数字治理联盟一系列制度架构的方案设计。
燕京书评：包括他们设置透明度中心等做法，其实都是数据中立化的尝试，只是你走得更远，设计了一套全球数字治理联盟。那具体到字节跳动这个事，你觉得未来可能会如何收场？
施展：这个就不好说。各种偶然性因素都有可能，九月下旬各方提出了与Oracle合作的方案，请Oracle做数据托管商，类似的某种数据托管方案通过的可能性，我还是相对乐观。但是，在这种大变局时期，个案预测经常不靠谱，我们能把握的只是大方向。
燕京书评：关于解决数据公司的政治外溢效应，你畅想建立的是一种“全球数字治理联盟”，并说历史上欧洲有着“汉萨同盟”的商人秩序先例，所形成的很多国际规则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能不能讲讲它们对今天有什么影响？
施展：“汉萨同盟”是在中世纪时，中欧、北欧200多个商业城邦结成的同盟，里面衍生出一系列商业规则、仲裁规则等，它对今天的海商法、仲裁原则等都有了很多影响。
燕京书评：其实它主要给你一种灵感的启发？
施展：对。
燕京书评：你希望，全球数字治理联盟、商人自治秩序的出现，可能会推动人类秩序回归到“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的状态，让这个世界不再那么政治化，从而使民粹主义的狂热逐渐冷静下来。各国之间也就更有机会重建信任关系。你觉得，建立这种秩序最困难和需要突破的地方是哪里？如何理解它和国家，以及政治秩序的关系？没有国家的参与是可能的吗？
施展：需要突破的最大地方就在于观念。现实需求已经在那儿，但你是否敢去想这个现实需求怎么满足？怎么实现？这些事，国家没有办法直接参与进来，只能以消极方式参与。国家可以设置各种准入机制，然后商人联盟跟那些国家谈准入机制，但国家想控制商人联盟，商人联盟可以有各种办法规避，没办法实质控制。
这种商人秩序之所以有可能出现，正是因为商人的跨国运营。就像我在《溢出》里举的一些案例，三星公司在越南完成组装，但大量原材料、元器件是从中国这边运过去的。生产元器件那些中国公司不是跨国公司，但业务是跨国流动。
以三星为例，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业务跨国流动的公司，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盟起来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天然是一种跨国性活动、跨国性存在，靠国家为主导，这事你根本运转不了。因为它所有经济活动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国家政策只能覆盖国境内，无法覆盖国境以外。
所以，今天不是说国家允不允许，而是有些领域需要规则，但国家又无法提供这个规则，那怎么办？这规则从哪儿来？
燕京书评：你觉得就是全球数字治理联盟或商人自治秩序？
施展：对，所以我说内在需求已经出现，接下来就是人们是否能够清晰意识到这个需求，以及有足够想象力和勇气实现这个需求？
「信息茧房消弭公共空间和社会共识，人们亟需破茧」
燕京书评：这些年，互联网巨头受到不少批判，认为垄断，加重贫富分化，造成群体撕裂。在最后一章，你讨论了信息技术时代的全球分配正义，提到杨安泽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UBI），以及埃里克·A.波斯纳和E.格伦·韦尔的《激进市场》。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也受到不少批评。看你能不能再具体讲讲UBI和《激进市场》的优劣？
施展：这两个方案都是一些脑洞，它们都看到现实问题，比如人的工作越来越被机器所替代，有可能会出现我在书里说的极端状况，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可这些人消费什么？靠什么能力消费？此时你不解决一种新的分配机制，经济就没有办法循环、运转下去。
而这种新的分配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们需要有各种各样脑洞。此时，你无法保证脑洞一定可行、靠谱，但最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些脑洞能够让人意识到，过去的方案不行了，新的方案可能是什么？在这种时候，各种各样靠谱不靠谱的，都得往外提，最后在观念市场以及实践过程中逐渐竞争。
燕京书评：你觉得这两个都靠谱吗？
施展：思路方向靠谱，但具体真的实施时，还有太多环节需要细致设计。
我认为，UBI应该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能够有一种新的健康分配机制。只不过，UBI这个钱从哪儿来？怎么来？具体分配过程在微观过程怎样实现？区块链把这些东西的解决方案都给出来了。区块链干嘛的？人们一说区块链，首先反应是比特币，但比特币是区块链的副产品。
区块链是一个公共账本，所有人都在上面记账。记账，不是记我今天买了五块钱白菜，而是你的活动在上面有记录，是广义的记账。比如今天我跟你签了一个合同，我把它传到区块链上，申请记账，会有很多人替我记账。记账的人会获得回报，会获得token，而那个token才是比特币。而公共记账活动本身则使得人们之间无需信任也能展开合作，所以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种触发各种陌生人合作的机制。
比特币是记账活动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本身具备货币属性，那就意味着未来你的活动跟货币直接捆绑、对应。而UBI所需要的那种再分配过程，你如何在微观层面上精确计算出哪个活动值多少钱？支付过程怎么实现？这些在区块链上都能够很容易、很方便实现。所以，韦尔他们所谈的方案，激进市场也都是在数字世界上实现的。
具体的实践过程，仍然需要很多很细致的制度设计，肯定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但是，这个脑洞的方向，非常值得讨论。在这种大的变革时代，你连想都不敢想，那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机会。
燕京书评：回到《破茧》第一部分，很多人感觉如今整个世界的极化和撕裂程度非常严重。在你看来，这种极化和撕裂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推荐算法的兴起，造成“信息茧房”，每个人都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消弭掉公共空间和社会共识。在《破茧》中，你分析国际和国内现实问题后，畅想未来一种新的治理秩序（商人秩序或全球数字治理联盟）正待破茧而出。但是，这种新的治理秩序和破除信息茧房的关系不是很清晰，能不能具体讲讲两者的关系？
施展：这俩没有直接关系。现在走到这个节骨眼上，需要一种新秩序。要构想新秩序，便需要想象力，没有想象力，你不可能想出任何办法。
对于信息茧房，一方面直接压缩你的想象力空间；另一方面，在这种大的危局时代，它会把社会共识给撕裂。没有共识的社会，在应对危局时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在呼唤突破信息茧房。但突破信息茧房这事很难，在于带来信息茧房的推荐算法是非常好的商业模式。
燕京书评：流量经济嘛。
施展：对，只要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你没有能力跟它对抗，这种对抗一定会失败。所以我就只能构想一种新的可能性。既然靠公共领域里面的理性辩论，达成共识，形成秩序，做不到了，也许只能靠这种公共事件击穿茧房，让人们获得普遍的恐惧。
比如咱们在疫情期间，类似“李文亮事件”，人们就获得一种普遍的恐惧。在普遍的恐惧当中，某种集体行动开始成为可能。新秩序诞生的种子可能就埋在这里，只不过哪颗种子能够长起来，这基于各种偶然。
燕京书评：关于如何破除人们的信息茧房，你还有什么思考建议或者补充的吗？
施展：等着更多黑天鹅来冲击吧。自己打破不了，很少人有这个意愿，因为你在茧房里特别舒服。像我现在有时干活累了，拿抖音我刷一会儿，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在努力防止陷入信息茧房，但你也会发现，太舒服你就很容易陷进去。
燕京书评：你认为，意识形态的“主义”提供价值方向，但并不直接带来认同；民族主义提供认同，但无法直接说清价值方向。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主义”，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那你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相容吗？
施展：完全可以共存。但我说能够相容，并不是说不会发生各种冲突，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发生冲突。现在的爱国主义，并不是严肃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不健康的激励机制，实际上就是举报文化。而举报文化在破坏这个社会的相互信任。
举报文化，非常非常败坏人的道德；而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它都需要人们有一些基础的道德共识。举报文化，使得这些道德共识全都被破坏掉。为啥想举报？因为有好处。这跟爱国主义没有关系。
「2020年是挺糟糕的，但是历史上比这糟糕年份多了去了」
燕京书评：你的学术经历和作品非常多元，跨了多个学科，也常和实业界交流和实地考察。能不能讲讲你做研究的方法论？
施展：我们都是被问题牵引着走的，中国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未来该向何处去？我提醒自己始终保有现实感，而现实感怎么获得，我就得跟这些实业界的人打交道，他们拥有最直接的现实感。
燕京书评：现在和未来将会做什么研究，关注什么问题？
施展：北方走廊地带，那是我在《枢纽》里就开始认真研究的问题。在今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什么是中国？始终没有获得有效阐释。我之所以会花很大精力研究北方走廊地带，在于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在谈德先生、赛先生；很多人哀叹说，德先生、赛先生喊了一百年了，到今天还没有落实。
燕京书评：连段子手都说：“五四一百年过去了，德先生没等来，赛先生也没等来，谭德塞先生来了。”
施展：人们都在讨论德先生、赛先生，却非常少有人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德先生、赛先生的主体是谁？这主体当然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谁？它跟汉族、少数民族什么关系？它跟中国人所有的历史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不能给出有效解释、定位的话，你就说不清楚德先生、赛先生的主体是谁。清晰有效地定位、表达出这个主体，是德先生、赛先生能够落地的基础前提，而现在很多对德先生、赛先生讨论根本不考虑任何地基问题。
我对北方走廊地带的研究，想要做的就是探讨内部、中原、边疆、汉族、少数民族的关系，他们究竟如何成为精神共同体？这种精神共同体的认同，是通过某种主体性叙事表达出来的。国家、民族的主体性叙事，实际上就是它的历史叙事。
咱们今天主流的历史叙事是中原中心论的叙事，边疆少数民族在其中面目模糊。我们得找到一种新的史观，让所有的人在历史进程中都能获得其位置，才能把所有的人给整合为一个精神共同体。
我尝试构建的新的史观是体系史观。在体系史观的背景之下，过去我们经常说长城是中国的北部边界，这种说法本质上是错的。为什么？你说，长城是中国的北部边界，就意味着长城以北不是中国的。长城根本不是中国北部边界，长城才是中心，你站在长城上，才能同时看到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各方，对这各方所共生演化出来的体系的叙述，所讨论的才是中国，否则讨论的仅仅是中原。
燕京书评：这个工作其实很多学者在做，比如罗新、王明珂老师等等，但你觉得，他们没有像你一样，要整合到一个体系？
施展：他们的研究给我非常大的启发，但我还是有一点感觉不过瘾的地方。他们把边疆给说清楚了，也就把中国的“多元”给说清楚了，但“多元”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体”？这个事情不能抽象地回答，需要将答案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过程当中。
在体系史的结构之下，“多元一体”是能通过“多元互构”的逻辑获得解释的。所谓的“多元互构”是说，体系中的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多个亚区域，彼此之间是互相塑造互相生成的，你之所以成其为你，是因为我，没有我的话，根本你就不是这个样子，同样，我之所以成其为我，也是因为你。这样一种叙事，可以构造出内在地克服分离倾向的、对于多元主体的承认。
燕京书评：你认为2020年是糟糕的一年吗？
施展：是挺糟糕的，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多年，淤积很多矛盾，本来这矛盾会是缓释的，但因为疫情，把这矛盾一下子集中爆发。缓释跟集中爆发不一样，你应对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2020年是挺糟糕的，但历史上比这糟糕的年份多了去了，所以也没那么糟糕，只不过咱们承平日久，于是有一点小病小灾，你就觉得很糟糕。
燕京书评：最近色彩机构潘通（Pantone）将极致灰（Ultimate Gray）和亮丽黄（Illuminating）选为2021年度色彩，意思是“迎接隧道尽头的亮光”。你对2021年或者更远的未来有什么担忧和期待吗？
施展：我担忧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像美国现在的样子，一天20多万新增病例，太可怕了！等疫情自然过去不大可能，主要得等疫苗，看疫苗什么时候能出来？不出来，这个世界仍然会停摆，停摆到一定程度，各种各样不确定性已经说不清楚。
我期待我所提出的商人秩序这些想法，能够刺激更多人参与进来讨论，甚至实务界因为被我的想法开启脑洞，他们开始做一些具体尝试。
题图为蚕茧。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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