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林的晚期风格：从帝国的想象到公民的自省
1936年1月，吉卜林被抬入了墓园。几天之后，吉卜林为数不多的朋友，对文人百般不屑的乔治五世也步入了死者的队列。在警笛、枪声和庄严弥撒之后，爱德华八世的丑闻呼之欲出，而希特勒的小胡子勾勒出的阴影也渐渐漫上了地平线。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36年1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我打开了我的日记本，似乎是被一种公共期待的强大力量驱使着，记下昨天，吉卜林死了；而国王（乔治五世）今日也生命垂危……我问马洁丽·斯特拉齐（Margery Strachey），‘你在做什么呢’，她答道，‘什么也没做，我无处可去，无事可做’。我走了，她在那边读着《泰晤士报》。” 疾驰过原野的坦克和被轰炸的城市，填不满吉卜林留下的时代白洞：那些被压抑的焦虑、对未知的恐惧以及无处可逃的惶然，让吉卜林的阴影从西敏寺的棺椁中散开来，笼盖四野。
吉卜林究竟是谁？他是一个四处冒险的孩子，一个在战争之中失去了儿子的父亲。他是诺贝尔奖最年轻的得主，一个讲故事的人，是被误解与嘲弄的“沙文主义记者”。遮天蔽日的死亡，在这个矮个子的冒险面前丧失了威严。
和平，定格在1939年9月3日早上11点15分。此后的日子里，灯火熄灭，防空气球腾空而起，天空中满是密集的轰炸机和高射炮和机枪的弹幕。音乐厅的单簧管和钢琴染上了灰尘；被炸毁的房间，暴露出半边维多利亚晚期的装饰：在宵禁的惨淡夜幕里，浮现出来的是丛林和它的法则。习惯了大都会的双眸，仿佛回到襁褓中的梦境，看着伦敦蜕变回了幻想中的土地。而这样的幻梦，映照着吉卜林的影子。于是，人们的目光回到了这个死去的作者，在那些讣告和评论里，无论是宽恕还是诘难，都言说着永志不忘——帝国的衰亡，文明的退却，和现实的倾颓。
一
讣告作者们将讣告分成两种：一种是特定人物的即时讣告，另一种则是可预见的事物的讣告。但这两者并非毫无关联，在一战与二战的间歇——这个浸没在对过往的悼念和将来的“天启”的时代——哀悼一个人物，也是沉思一个事件。伍尔夫所说的“公众强大的期许之力”，即是如此。吉卜林的葬礼留下的沉默，惶惶然给后代留下了表达愤怒的契机，也遣了前人的悲怀。
葬礼结束后几天，《圆桌》杂志发表了对吉卜林的讣告，“我们可以定论的是，吉卜林能与史蒂文森（R.L. Stevenson）并立于英国短篇故事大师之列……他的风格、他的短篇都源自于作者内心之中对自己叙述的事物的热爱，源自于纯粹的对叙事的欢喜。尽管那些故事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但它们并非说教之作。”但谈到吉卜林的诗，《圆桌》杂志的众位编辑又有所保留，“然而，他缺少批评者的洞见天赋；这种缺陷导致了糟糕的诗行往往与杰作佳句共存；他的短篇小说毋庸置疑是人类言语的珍宝，但他的诗歌，哪怕是其中最为精妙的部分，也无法和华兹华斯与济慈并举。”后来，奥登也写道，“在吉卜林的意志之下，最卑下的言语也会自我审视，并且会遵循言辞之令，执行艰巨的行动，然而这些言语并无自我思考的禀赋。”自审禀赋的缺失，让人们在吉卜林的文字之中似乎能看到海德格尔所说的“好奇”——“纯粹为了见其所见，而非认识那些所见之事。它希求新奇，仅仅是为了寻求更多的新鲜感。”
1937年，吉卜林的自传回忆录《我的二三事》（Something of Myself）出版，E.M.福斯特为之撰写书评《斯业已成》（“That Job’s Done”），这篇书评也成为了后者最后一篇关于吉卜林的书评。福斯特写道：“我从未确信吉卜林先生已然长大。深埋于他的谬行与想象之下的是幼稚……一个幼稚的人，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者吗？”在福斯特早年为吉卜林撰写的书评中——包括1920年为《旅行信笺》所写的《从未长大的男孩》（“The Boy Who Never Grew Up”）——他对吉卜林的幼稚直言不讳，“吉卜林似乎受制于被限制的成长，尽管他足迹甚广、经历丰富、著作等身，他依旧保持着童子军的心态……也许永远的年轻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这是最为压抑的。时移世易，我们也要与之成长，否则就将失去对世界的体尝。然而，吉卜林似乎更希望丧失体悟。他坚信着粗粝与愚蠢，仿佛这些是上帝的礼物，而不是男孩成长之偶得。”
但福斯特并未否认吉卜林的艺术天才，“当吉卜林写到孩子们时，他的文字充满了我们在别处难以体察的慈爱与安适。”吉卜林在文字中流露出的是一股真纯之气：天真、坚定、无可嗔怪，却又因为其背后的帝国阴影，令人痛隵。福斯特对吉卜林的矛盾是作者的政治判断之间的分野，是布鲁姆斯伯里与漂泊的孟买人之间的不同，或者说是一群推动二十世纪最为严肃的思想运动的成年知识分子与世纪末寄宿学校的男孩之间的不休争论。
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之后，吉卜林发起捐款，试图缓解当地指挥官戴尔将军的困境。福斯特对此大加挞伐，“吉卜林从未对寄宿学校的口号有过深省，他依旧如孩童般呼号着，咆哮着，用斧钺砍斫着，暗笑着，为‘天选之民’抛帽致敬。于是乎，他在阿姆利则惨案里扮演了一个奇异的角色。”吉卜林的幼稚，正是这种对“天选之民”的盲目信念以及对军事行动的崇拜，“吉卜林庞大的帝国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它必须要四处征伐……幸运的是，这世界上有那些外邦之人，而吉卜林也视之为可以在伦理上随意处置的皮球。上天意旨明确，让天选之民繁荣昌盛。”
无论是《丛林之书》，还是《山与海的故事》，吉卜林写给孩子的故事很难逃出童子军时代的话语框架。这些故事关乎印度丛林之中法令的诞生、人在山海之间的旅程与征服；语言从丛林的混沌之中闪烁出来，成为订立律法的凭据，而力量与勇气则让毛克利们从山河与猛兽的围困之中挣脱出来。对于吉卜林而言，英国童子军自然是肩负白人的重担的“天选之民”，他们要健康地执行文明的使命：订立法度、推广教育、我来我见我无往不利。
吉卜林的身上重新闪现着在现代性大潮之中被摧毁殆尽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他对天选之民的信念宛如婴儿对保姆、士兵对军官的信任一样毫无保留：“纯粹关系”的前提，是对自己的内在的确知与信念。但比起征伐与攻讦，吉卜林的文字有着更多的防御；在《丛林之书》之中还有放逐与陌生，这一切隐隐约约透露着对文明的讽喻和对生活的不安。
吉卜林并不是一个免疫于时代变化的人。他身上的真纯与幼稚也是一种不安，是在作为时间文化的现代性面前，对于自我的不解——是迷途的孩子还是衰老的父亲——这种所谓的“纯粹关系”，并不是对外在世界的抗拒，而是对框架、认同与安全感的希求。
二
在回忆录中，吉卜林写道，“我从身边那些一个人玩的孩子们那里学到，‘模拟游戏是可以重新开始的’。这条规则并非罕见，而它的魔力，人们都明白，就是画地为牢让自己躲进去。”6岁从孟买来到英格兰的洛恩居寄宿学校（Lorne Lodge），身材矮小瘦弱的吉卜林，不得不借助文字与想象的游戏，来缩短自己与失去的家乡之间的距离，“我手上的东西就是一个拴在红绳上的椰子壳、一个锡盒还有一个包装箱子，这些让外在世界远离了我，而那个小圈子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切。”几年后，吉卜林又转学另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欺凌和羞辱都是常有的事情。孩童时期的霸凌，以及对英格兰若即若离的身份认同感，让吉卜林变得格外戒备；而圈外和圈内不同的现实感，驱使着他去触碰一种危险的划分界限、订立规则的游戏——语言与沉默——这个游戏也成为了吉卜林一生的写照，他在言语之中保守着孩童般天真的相信，也在沉默之中成了一个迷惘的父亲，回味行动失败的凌辱。
吉卜林对语言最初的体验来自于他的父亲，他不乏深情地回忆道，“有天我到父亲的艺术学校那里去，我面临一条深谷——其实只有一英尺深——那儿有一只和我一般大的怪兽，它向我扑来，我嚎啕大哭，拔腿就跑。”父亲看着他，画了一幅画，上面写了一首短诗，“孟买有个小孩子 / 一天他撒腿就跑，只是因为一只老母鸡 / 别人说呀，‘你只是个孩子’ / 他说，‘也许我是的 / 但我讨厌那些孟买的老母鸡’。”无可名状的深谷和怪兽，在父亲的韵文面前，褪去了恐怖的色彩，一个安适的世界在简单而不乏机械感的韵律之中浮现出来。机械性的韵律，尽管缺乏艺术的美感，却因为在混乱之中缔造出秩序，成为了吉卜林在浮世之中可以抓住的稻草。寄宿学校的英语与古典学老师，更让吉卜林更加确信于这种神圣的秩序，“他对概要性文字的训练，让我能在一团乱麻之中发掘事物的本质。”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认为，对机械与秩序的认可让吉卜林忝列时代天才。在为吉卜林撰写的讣告中，她写道，“他让身处机械化世界的奴隶们确信，他们正在照管制造文明的力量……而呵护文明的人，无论是多么卑微，他都可以与国王一道裂土为疆。”现代主义者诘责吉卜林缺少批评判断力——他的妙语机锋嵌在机械性、了无生机的诗句之中，这不失为一种浪费——可这种缺憾，也是他真实的内心写照：对语言的最初体验，以及日后作为报社记者的写作习惯，让吉卜林保守着对语言、文明与秩序的忠诚。
吉卜林和语言的关系，有时就像一个男孩和他的锡兵军队那样。在玩耍中，他得以幻想帝国和文明的使命。同时，在寄宿学校的丛林法则中，吉卜林也清楚地了解到语言的表达与行动能力之间的鸿沟。这样的语言，能让人在恐惧面前立住脚跟，却在训令面前噤若寒蝉。在多产的作者与沉默的子民之间，吉卜林选择以前者作为事业，以后者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度：前者标志着他对秩序的希求，后者则是他对绝对权威的服从。
但在20世纪，尤其是一战，将吉卜林从寄宿学校的秩序与樊笼里拽了出来，像雅典的泰门那样，暴露在扑面而来的绝望之中。他将要面对作为父亲的自我，触碰到自己子女的死亡。他唯一幸存的女儿艾尔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父母勇敢而沉默地忍受着他们最剧烈的伤痛——我的姐姐约瑟芬和哥哥约翰的离世——这沉默也许太过寂静，他们无可慰藉。”
三
丽贝卡·韦斯特在她的讣告之中，还刻画了吉卜林的另一副面孔，“他的形象是拉奥孔式的；他带着高傲与力量，步入荣誉的高峰。在这条路上，他将与奔涌的情感为敌，这些情感并不是他的私人情绪，而是涌动在人性之海深处的无声暴裂。我们评判这样的人，并不依托他行为或艺术上的成就，而是根据他与攻讦他的外在世界之间矛盾的剧烈程度。”拉奥孔与他的孩子们，因为违抗神的意志而被天降的大蛇咬死；然而，在死亡面前，这位父亲保持沉默，神情紧张却庄严肃穆。
没有一个时代比20世纪初更渴望将俄耳甫斯撕得粉碎，吉卜林似乎再度走到孩童时代面临的那个深渊，只不过它不再是只有一英尺深，而是“再也保不住的中心”。这个世界里，“一切坚固之物都烟消云散”，就连文学，都在马里内蒂等人的狂欢之中，成为了手持斧钺的强盗。然而，这时的吉卜林，无法在父亲的身上获得慰藉。他要面对的，是自己这一代人作为父辈的耻辱。
1915年11月12日，吉卜林给他的好友顿斯特维尔（L.C. Dunsterville）写了一封信，“他的生命那么短暂，一个下午就烟消云散了。我真的很心痛——但想到我们这一代做父亲的人，总得面对这些养育的痛楚。我的妻子很坚强，尽管她还心存侥幸，守着一丝希望，但愿我们的孩子只是被关进了战俘营。但我见识过炮弹的威力，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在两个月前的卢斯战役（Battle of Loos）里，吉卜林唯一的儿子，约翰·吉卜林，失踪了。彼时，甚至有人给吉卜林寄信，声称是他对战争的狂热、对帝国无条件的支持，酿成了约翰的悲剧。
约翰·吉卜林与他父亲年轻时如出一辙。约翰高度近视，体弱多病；开战之后的体检，判定他并不适合入伍。但吉卜林震怒于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于是他两次利用关系，将约翰送进了英国军队。也许，吉卜林认为自己应当担起亚伯拉罕的责任，在衡量自己孩童般的对文明的信仰与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之后，他依旧决定向帝国与文明献祭自己的独子——然而，正如威尔弗雷德·欧文在《骄傲的公羊》中的有罪宣判：“那老人不愿意这么做，他杀死了自己的子嗣/一个接着一个，毁灭了欧洲将近一半的人子们。”吉卜林的信念失败了。他借死去的孩子的言语，接受了欧文的宣判，“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何命丧沙场/告诉他吧，那是因为我们的父亲们撒了个弥天大谎。”
在文明的深处，大战留下了一片无法触碰的雷区。这片区域埋葬的除了数以万计的地雷与弹片，还有零零散散树立起来的纪念碑，以及永远无法被确认身份的尸体和断肢。技术带来的狂飙突进，报社和广播不遗余力的报道，还有“本土前线”的亲身体验，让战争中的人——尤其是吟诵着丁尼生的《轻骑兵突击》的那一代维多利亚人——感到了对自我的疏离：我们编制了什么样的谎言？在这个谎言里沉浸了多久？
安东尼·吉登斯谈到现代性与自我的关联，在现代性的公共压抑机制与文明秩序之中，“是羞耻观（mechanisms of shame）唱起主角。”羞耻，是面对自我之时产生的疑问，它指向自我的坍缩，也带来自我的掩饰。丧子的痛苦让吉卜林陷入了沉默，他不再是在南非或是阿富汗战那个四处奔走的年轻记者。如今，他垂垂老矣，才发现往日战场上的刺激和冒险，不过是骗人的幌子。
吉卜林的羞耻和信仰，共同塑造了他的晚年生活。晚年的他，带有一种斯多葛式的公共向度。世纪末的一代人，在现代性文明濒临崩溃之际，褪去了曾经的迷狂与信仰；这些失败的父亲，在羞辱之中，找到了不同于进步叙事、帝国征伐或宗教仪式的共同纽带。只有少数可以确认身份的遗体可以被送回英国安葬，包括吉卜林在内的大部分丧失亲属的公民，只能在悲痛之中接受死难的亲人被草草埋葬的安排。人们的悼念失去了特定的对象，公墓以及集体悼念因此成为了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1917年，帝国战争公墓委员会成立，吉卜林应邀成为委员会的文学顾问。直到正式接受邀请，这位丧子的父亲一直推说自己不知道怎样为纪念碑写作铭文，也坚称自己除了写下“他们为国而死”，无法为战死的士兵们伸张正义。吉卜林希望沉默下去，却也在丧子之痛的刺激下，走到公众的那边：战争公墓委员会的使命，给予了吉卜林一个在言说与沉默之间获得自我原谅的机会，哪怕所谓和平只是短暂的休战。
最终，吉卜林决定在公墓墓碑上刻下《德训篇》中的短短一句：“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萨缪尔·海恩斯 (Samuel Haynes) 后来写道，“想到在这句铭文之前的话‘世上有些人，他们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死了，却似乎没有死去；他们渐渐变得仿佛没有出生一般’。我不禁想到吉卜林在卢斯战场上失踪的孩子，人们从来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那些未能言说的文字寄托着对孩子的思念，而刻在碑文上的文字则打破了沉默的壁垒。哀思、痛苦、恐惧与伤感，不再是人人讳言的禁忌，它们与铭文一道被蚀刻在公共的想象中。直面死难的青年，让吉卜林走到了作为作者的岔路口：大战带来的集体创伤，否定了挽歌传统与其相应的超验性救赎的可能；战后的社会期待以真诚实现自我宽恕，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退却到幸存者集体羞耻的阴影下。
四
20世纪30年代，见证了英国现代主义者们的衰老与浪子回乡。1934年，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在演讲中说道，“当英国文学直接而完整地描述着这片岛屿上每天的生活——这种生活从乔叟时代开始绵延至今——它就拥有一种完美的完整度……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布尔战争爆发，维多利亚时代宣告终结时，英国变了模样。这片岛屿上的日常生活不再那么日常，它对帝国四野的领属也不再牢靠。”
随着帝国的坍塌，日渐衰老，日渐脆弱的现代主义者们走向了大都会的背阴——他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身处的这座岛屿——切开英格兰深处的血管，聆听汩汩流出的鲜血淌出来的莎士比亚与乔叟的语言，也就是这座岛屿曾经拥有的完美的完整度：福斯特与伍尔夫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了乡村历史剧（pageantry）或是以乡村历史剧为框架的小说的写作之中，而艾略特则尝试着复活已然消散殆尽的诗剧传统。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渐渐原谅吉卜林和他的错误，审视这个帝国异乡人的晚期风格。
同样谈及吉卜林对行动的青睐，T.S.艾略特在1941年编订的《吉卜林诗选》的序言中，为吉卜林辩护道，“吉卜林晚期风格的变化是出于内心难以抵挡的冲动，在每一首新的诗歌之中——和他过去一样——去寻找情绪表达的合理形式，以控制那些逃逸出他的控制范围的事物……对吉卜林而言，诗歌是为了行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诗是为了唤起读者共同的回应。”战争让吉卜林瞥见支离破碎的人性，也让他感知到作为叙事者的公共责任。在现代主义鼎盛时期的印刷机的轰鸣与出版社打字机敲击声的浪潮里，吉卜林保持着一个口述时代的诗人姿态——在听众与自我的斡旋之中，讲述着帝国的消亡、文明的暮光与英国人遥远的国民记忆。
晚年的吉卜林，结束了自己一生的飘零，在苏塞克斯定居下来，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大不列颠岛的腹地，考量这个岛屿从罗马帝国边陲的行省走向快乐的英格兰和后工业革命时代黑暗之心的旅程。艾略特笔下的晚年吉卜林，让英国的公民们在战争间歇时期，重新体验自己与历史的关联：“吉卜林让我们看到英格兰的古老历史，一辈一辈的先祖，看到那些农人躬耕在田垄，也被埋葬入地土；同时，他也让我们看到了过去与当下是那么的接近。”当现代主义运动在战争的阴云中走向了末年，英国的民众和他们的诗人一道看到了在未来的战火里自己的影子：这个身影和黑斯廷战场上的搏杀的军士，与特拉法加尔海角上负伤的船员，有着相似的轮廓。
英国对德宣战之际，吉卜林的好友顿斯特维尔，对吉卜林协会的会员们演讲道，“如果现在吉卜林依旧在我们身边，他无疑会给予这个国家以一种信念，相信我们正义的事业，相信我们直面不可避免的损失以及困苦的勇气，这种勇气必将会为我们带来胜利。”1936年的葬礼之后，吉卜林并未消失在公众的想象之中：这个永远的孩子、失败的父亲、讲故事的人，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故事，是一场遗忘与宽恕的博弈。
在二战的战火之中，英帝国最终走向了消亡，但没有人会否认——无论是奥威尔，还是伦纳德·伍尔夫——吉卜林的文字，曾几何时塑造了他们对帝国的想象；也没有人会否认《退场赞美诗》与《如果》是伟大的诗篇，它们与军营叙事诗一道记录了一个帝国公民的自我反省。吉卜林在这些诗歌中，为被湮没的个体赋予声音，也为沉浸在现代性与暴行的人发出警示。奥登在《悼念叶芝》中不由得提及了吉卜林：“时间却崇拜语言，把每个 / 使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 / 还宽赦懦弱和自负 / 把荣耀都向他们献出 / 时间以这样奇怪的诡辩 /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但讲究政治正确的先锋队，不会宽恕吉卜林。2018年7月18日，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们刮下了刻在学生会大楼墙面上的《如果》，他们说，“吉卜林因为他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白人的重担》一诗以及其他无数维护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与对有色人种的非人待遇的作品而臭名昭著；因此，在我们学生会大楼的墙面上——尤其是我们的大楼得名于南非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斯蒂夫·比科——宣扬吉卜林的文字是格外不恰当的。”
这场长长的退场诗，远远没有念完；顿斯特维尔战前的叹息，依旧在这个在种族偏见、民粹政治的漩涡中走向疯狂的世界中回响。如果吉卜林还在我们身边？他绝不会宁静地踏入良夜，而是在网络暴行和政治狂欢中宣泄仇恨的民众面前，发出绝望的声音：“这是午夜——莫让星汉 / 欺骗我们——黎明是那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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