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明代读书人的脊梁是如何被压弯的？丨燕京访谈
明史专家陈宝良《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一书显示，明代的士风变化较大。朱元璋为了维系一家一姓的统治，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儒家道统，试图以程朱理学统一人们的思想行为。明代皇帝任性使用权力，肆意折辱士大夫，且以廷杖彻底摧毁了士大夫的尊严。
进入明代中叶以后，科举制度弊病丛生，生员不在学宫就学，不受学校教官的约束，加上科举仕进之途受堵，大部分生员流向社会，其行为也就突破了礼制的局限。由此可以看到明代士大夫的困境：在上层，是仕风的低落和官僚的腐败；在下层，是生员学问的鄙陋和无赖化。仕风和士风互相影响，普遍趋下。
另一方面，明朝是一个最具“活力”与“多样性”的朝代。生员的结盟和结社，以及书院讲学的大行其道，又使得明代的士大夫阶层思想活跃，并出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现实参与。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人，从先秦儒家立场对王权专制主义的批判，在清末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等人那里得到了回响。时至今日，坚守元儒立场的儒家学者，还经常从黄宗羲等人那里寻求启发。
此外，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一些儒家士人弃儒就贾，这改变了传统四民社会的阶层隔阂，这种“四民相混”的现实造成了四民观的重新形塑，工、商职业随之受到士大夫的日益重视。就明代士风变化的原因，士大夫阶层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阳明心学对士人的影响等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陈宝良。
「明代的士风：读书人变得越来越无赖」
燕京书评：赵园引王夫之概括，以“戾气”概括明代尤其是明末的时代氛围，而“躁竞”等是士处此时代的普遍姿态，又参与构成着“时代氛围”。你在书中认为，这似乎与晚明人对当时士习“时尚”的概括有所不符。你引明人赵用贤、王云凤的说法认为，明代士习为“软媚纯谨”，《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引用大量事例说明，明代以成化、弘治为界，士风前后有明显变化（第八章），并且认为士风趋坏，原因之一是仕宦者丧尽廉耻影响到生员。那么，在现实中，还有哪些具体原因使得生员自甘堕落？
陈宝良：赵园先生《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是我常备的参考书之一，书中不乏远见卓识。不过，对于她的这一看法，我并不完全苟同。她认为，明代士大夫中所广泛弥漫的“戾气”，根由在于明太祖罢祀孟子以及刘三吾奉旨为《孟子节文》，而其结局则是：“明代士人多少冷落了孟子的有关思路，心性之学也像是对现实政治尖锐的回避。明清之交刘宗周、王夫之的说孟子，说仁暴，均提示了某些重要性的原则。”
我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中，对此作了考辨。至于考辨的目的，主要在于厘清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指斥明代士大夫具有一种“戾气”，早在清初学者对明朝的反思中就已经出现，诸如王夫之、陈龙正、李光地等，无不持这样一种看法。这些人的看法，固然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但不可一概认同。二是明代士大夫“以直声廷杖”，与学术上是否冷落孟子有关。我显然不同意赵氏之见。因为明初虽有删节《孟子》一书之举，但《孟子》仍然是科举士子的必读之书，只是出题已不再是《孟子》的全书，而是经过刘三吾等人删节过后的《孟子节文》。
此外，戾气的产生，看似与学术上冷落孟子之说有关，但从明代整个学术史的状况来看，孟子之说并未受到冷落，而士气也并不仅仅是一团戾气之暴，也有和风细雨般之仁柔。明代的著名学者与政治家，如陈白沙、王阳明、海瑞、张居正，他们的学术思想无不受到孟子的影响。不仅如此，明代士大夫“以书画名家”的特点，足见就明代士大夫的业余精神而言，同样与六朝士大夫与宋代苏轼一类的士大夫颇有渊源关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代的“士气”，并非仅仅限于“戾气”一种，而是呈现一种多样性的面貌。明代士风，不可一概而论。换言之，士大夫的行为，有其复杂性。在明代的士大夫中，既有恪守儒家行为准则的道德实践者，又有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假道学，甚至不乏不顾廉耻者。
对明代士风的探索，既要把握其多样性的特点，更应关注其内在的变迁理路。就“士志”而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自孔子以来儒家士人一脉相承的志向。士各有志，但无论是功名之士、忠孝之士，还是有道之士，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名位、子女、货财视为“敝帚”，进而达臻“无我”的“天德”。然这种高尚之志，自明代中期以后，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向，亦即士人不再坚守《中庸》所倡导的“诚”，不再坚守孟子所言“大丈夫”的“刚”，士习转而变为“软媚醇谨”。
仕宦官员廉耻丧尽，自然影响到生员的士风；而士风堕落的极端表现，就是生员的无赖化。秀才的无赖化，起源于宋元以来的“破落户”，也就是那些破落的旧家子弟。入明以后，秀才不再高尚其志，动辄称“岂有生肉与我吃哉”，即不再以从祀孔庙为最高追求，而是一副凶相，被民间百姓称为“蓝袍大王”，甚至民间起了争端，也会说“我雇秀才打汝”。
这种秀才无赖化的倾向，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士之“失职”。士原本以求学学宫，或者以读书仕进为根本职责，士子一旦不再在学校求学，不再受到学校教官的约束，甚至科举仕进之途受堵。那么，士子就会流向社会，行为难免无所顾忌；再加之秀才生活的相对贫困化，更使他们自甘堕落，做出诸多越礼犯分的举动。
「弯曲的脊梁：政治强权的三次打击后，苟且之风盛行」
燕京书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刘泽华、葛荃主编）一书，自明代开始，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加强了中央集权。虽然他重用儒生，但加强了思想和言论钳制，大兴文字狱，推崇儒家道统，试图以程朱理学统一人们的思想行为，而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维系一家一姓的统治。《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显示，程朱理学后来成为了科举的核心内容。明代士风由盛转衰，是否与此有关？
陈宝良：明代士风由盛转衰的原因，与程朱理学成为科举的核心内容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最为重要的原因。明初立国，朱元璋通过将程朱理学作为教科书的范本，以统一官方的意识形态，其结果则造成读书人思想的僵化，缺乏一种质疑精神。但这仅仅是一个面相，另一个重要的面相，在于科举导致儒家学说的庸俗化。譬如，《论语》中的“子张干禄”这一章，按照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应该是士子读书修身，有了声望，自然会受到国君的重视，前来聘用，令其做官，禄自在其中。换言之，读书士子理应修身为先务，而不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但在明代科举士子中，实则已将“干禄”一说庸俗化，不再以修身为先务，而是重在干禄，即把读书的目的置于获取功名利禄上。宋代出现的《劝学文》，在明代已经广泛传播于民间，使得读书人眼前所见，仅有“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一类的现实利益，而不是为了求道，不是为了兼济天下。其极端的表现，就是将读书仕进看作是一场买卖行为，早期的资金投入，必须获得后来的利益回报。如此庸俗的念头，自然是士子不再高尚其志，而是眼眶子变小，甚至坠入钱眼中去。
儒学的庸俗化，仅仅是明代士风转向的原因之一；至于另一个原因，则是明代士气遭受了政治强权的三次打击。概言之，明代近三百年的士气，大体上受到了三次挫辱：一辱于靖难之役，再挫于大礼之议，三折于逆党擅权。以靖难之役来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对建文一朝忠义之士的诛锄，正可谓不遗余力。从保留下来的南京刑部及教坊司所记的一些资料来看，明成祖诛杀忠臣之事，确实是惨动天地，即使与对待敌国巨憝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大礼之议来说，尽管不乏以死相争之士，但其结局却是从中产生了一些专以迎合皇帝心思之人，借此得以官运亨通。如赵贞吉认为，议礼之争，直接导致了“士气卑弱”“萎靡成风”，犹如越地所产之绵，“不团而软”。以逆党擅权来说，尽管不乏东林一类的正直之士，起而与之颉颃，但更多的则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而随波逐流，甚至献媚或助纣为虐。
燕京书评：宋代对知识分子宽仁，士大夫地位很高。但是，明代皇帝频频对大臣以廷杖相加，它让官员和士人在皇权的凌辱面前彻底丧失了尊严。即便某些官员向皇帝进言并非出于“纯臣之本心”，而是为了自己成名，但明代皇帝如此肆意妄为，必然会吓阻言论，压弯士大夫的脊梁并影响士风。你怎么看？
陈宝良：正如前面所说，明代士气受到三次政治强权的挫辱之后，士人必然出现两分的现象：一是仕宦率多寡廉鲜耻，贿赂请托，公行无忌，甚至以封疆为报仇修怨之具；二是其中的一些贤者，矜立名节，横执意见，只管实践了自己的道德风节乃至志向，却又不顾国家之事，对世变并不通达，甚至好同己植党，其结果就是使九庙陆沉，帝后杀身殉社稷，明朝最终趋于灭亡。换言之，一些士大夫中的贤者开始出现一种以辱为荣的现象。
自明代中期以后，凡是官员向皇帝上奏，一旦出言不慎，得罪了皇帝，往往会被赐杖大廷，这就是明代特有的廷杖。每当廷杖之时，官员通常会“裸体系累”，斯文体面丧失殆尽。这在传统士人看来，应该说是最大的侮辱，并不是盛世所宜有之象。令人奇怪的是，明代很多官员并不以此为辱，反以此为荣，而天下的士人则因为这些受廷杖的官员抗疏成名，羡之如登仙一般。这不能不说是明代士人的一种特有风气。明代官员的“犯颜直谏”，就儒家人士的本心原则而言，应该说不是为了求名，而是希望自己的建言能得到皇帝的采纳。假若皇帝采纳臣子建议，当然是一种主臣共荣的理想状态。然而，从明代的政治实践来看，一些皇帝多是刚愎自用，不愿采纳臣下的直言，甚至不乏以廷杖相加。尽管官员受辱，但还是不断有官员犯颜直谏，何以出现这种“归过于上而成名于下”的现象？正如明人于慎行所言，还是因为有些官员在向皇帝进言之时，并非出于一种“纯臣之本心”，而是为了求得自己成名。
正如我前面所说，皇帝的肆意妄为，确实也会吓阻言论，压弯士大夫的脊梁并影响士风。所以，自明代中期以后，在士大夫中，开始盛行一种因循苟且之风，只为求得一己私利，胸无为国为民之志。他们群居言议所及，或者心志所向，不说“升官”，则说“成家”。一旦有人语及国事当忧，民瘼当恤，则众怒群猜，百口排斥，不是斥之为“生事”，就是斥之为“好名”。更有甚者，“宁负公家而不负私室，宁害下民而不害己身”，已经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明哲保身甚至加官进爵的要诀。按照儒家的教义，自孔子以来，就主张“邦有道，危言危行”。但就明代士大夫的风气来说，却是不喜人言，见人张拱深揖，口讷讷不吐词，则以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圆巧而委曲，则以为“善处”。于是，缄默圆活之风，翕然风靡于官场，目的还是为了保有自己的官位爵禄。
「明朝的灭亡：何以怪罪到王阳明身上？」
燕京书评：《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中提到，王阳明及其弟子到各地书院讲学，影响极大。后来有生员在科举中直接引用阳明心学。但是，后来的王夫之等人对阳明心学保持批判，有人还认为，阳明心学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的官员不负责任。在你看来，阳明心学在那些方面影响到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以及明代的士风？
陈宝良：举业文字亦即八股文，虽不过是明代读书人获取科名的敲门砖，却与明代学术风气休戚相关。明初朱元璋确立制科取士，其经书举业皆以程朱之注为本。在明初，士守传注，学风同文崇正。明中期以后，王学崛起，势必对举业文字形成极大的影响，随之而来者则是士子不再守程朱传注，甚至破律拂经。
如果加以系统概括，王阳明学术对于举业文字的影响，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学者公开倡导“举业”与“心学”可以合而为一，认为“未有业举而不本诸心者，亦未有治心而夺于举业者”；二是阳明学已成为取士的标准，若是生员能够熟谙阳明“良知”之学，通常会在考试中被置高等；三是嘉靖中期，王阳明之书虽盛行于世，但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人敢在举业文字中窜入阳明学说。自叶向高、徐阶执政，尊重王学，于是隆庆二年（1568）《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科举文字，浸淫无所低止，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并诋毁程朱之说。
明代思想史的演进证明，只有冲破程朱理学的藩篱，自我意识才能崛起甚至高涨，人性方可获取部分的自由。明初朱元璋立国，重新建立了统治全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思想文化的钳制尤为严厉。与这种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处于一种“述朱”时期，缺乏个人的新颖发挥。在明初文化专制强盛的时代，“共学之方”是文化保守最显著的表现。而一旦出现“同异之说”，设立“颛门之学”，就表明文化剧变行将来临。王学的崛起，实则已经证明在明代学术史上出现一个“颛门之学”的时代已成定局。换言之，自王阳明出，明代学术始成“一家之言”、“颛门之学”。在“我”中希求主体，将本来的人间状态发挥到更具体的自我的现在状态之中，从而将本来性引入到自己的现实之中。这种自我的努力，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无疑至王阳明已达到顶峰。王学的出现，成就了明代学问的一个最大特点，也即自出机杼。
王阳明虽是正统的讲学家、道学之士，决定了他的理想也是以继承道脉为宗旨，然在为人方面，王阳明却不乏“机智”的一面，与一般理学家的拘谨、方正迥然不同。这是自我意识的表现，从而与正统理学家在大事前一筹莫展、只会尽愚忠者有本质的区别。
阳明学的历史作用主要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尊重自我之悟，较之孔子之是非更重视吾心之是非，否定经书超越历史的绝对化、权威化，从而导致价值观的多样化；二是满街都是圣人的乐观主义人性论，促进了一切愚夫愚妇（明末甚至奴仆）承担秩序的自觉性，以致平民在秩序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至明末以降具有飞跃性的发展。一方面，是执政者将民众纳入上下秩序中；另一方面，在秩序形成中，民众开始具有主体性。进而言之，阳明学对晚明士大夫精神中的自我觉醒多有影响，晚明“自传”文学的勃盛，基本可以证明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高涨，且与王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至李贽的出现，更使儒学自我在明代思想史的发展中开始滑向个人主义。
清代的学者，往往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王阳明与阳明学，甚至将明朝灭亡的责任推卸给阳明学的空虚与阳明学者的游谈无根。其实，这种看法对王阳明并不公允，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归根结蒂，王阳明是一个追求自我与社会和谐的哲学家，既有内心“良知”的自我觉醒，又有兼济天下的功业实绩。一至王学末流，才流于空虚无实的弊端。正如原始儒学原本讲求“内圣外王”，至宋儒转而变为空谈一样。所以，明亡的责任与王阳明、与王学无关，而是与走入歧途的王学末流有关。
「“士风”与“仕风”：士人游民与皇亲国戚的无赖化」
燕京书评：《明代社会生活史》（99页）显示，“朱元璋的这些子孙们，也即那些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不但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豪强，而且大多无赖成性。而那些王府与将军府，也成了无赖游民的避风港。”正所谓上行下效，《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中所描述的生员的无赖化，是否与此有关？
陈宝良：作为天潢胄孙，明代中期以后的宗室成员，包括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确实有一种无赖化的倾向。明朝开国皇帝的子孙世代繁衍，宗室成员的数目日趋膨胀，已经成为明代后期一个巨大的寄生阶层。明朝设置了专门的宗人府，负责管理宗室成员的事务。每当有朱姓子孙出生，就会被登录在《天潢玉牒》中。《玉牒》就是皇帝的家谱。而宗室成员触犯国家法律，经宗人府审实之后，就会被发配到凤阳的“高墙”内禁锢。
这些宗室成员，无论是亲王、郡王，还是各类将军、中尉，借着“天潢”的名头，开始在社会上四处活动：有的结交当地官府，包揽讼事；有的饮酒作诗，开设书院，建造园林，附庸风雅；有的干脆在社会上闲逛，整日无所事事，而且与一帮地棍打得火热，形同无赖。
明代宗室所做之事，有俗有雅，行为有好有坏，不可一概而论。但在明代宗室的下层中，由于缺乏禄粮养赡，且明代的制度规定，宗室不可科举仕进，使得很多下层宗室成员，既难以维系天潢的体面，又不能通过科举而做官，以便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宗室寄生成员的骤增，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存状态的恶化，是宗室成员趋于无赖化的根本原因。
至于明代的生员，也确实在中期以后存在着一个无赖化的倾向。通观明代的士风，正好与整个明代风俗合拍一致，大体以成化、弘治为界，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化、弘治以前，士子均在学校肄业，循规蹈矩，士风端谨、宁静，一如“处子”；成化、弘治以后，士子游学成风，不在学校肄业，士风嚣张，游冶一如“妓女”。
无论是宗室成员的无赖化，还是生员的无赖化，均是他们生存状态恶化所致。宗室成员失去体面的禄粮，生员一旦变穷，难以维持生计，势必导致他们在社会上游荡，以便从别的途径另谋生计出路。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有趋于一致之处。但生员的无赖化，并非是受到宗室成员的熏染甚至鼓舞，而是有其特殊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原因，主要还是与官员廉耻心的丧失有关。如果说，一般百姓唯生员秀才马首是瞻；那么，现职官员无疑是生员的典范。换言之，生员士子的“士风”决定了官僚的“仕风”，可是，“仕风”也会影响“士风”。明代的仕宦之风，同样经历着一个从廉到贪的变化。仕宦者丧尽廉耻，官场风气又如此卑污，不可能不影响到生员这些读书士子。这样，士风也转而变为好利而敢于为乱。世俗一旦好利成风，士子的廉耻心也就随之丧失殆尽。而士子廉耻心的丧失，恰恰可以成为他们不畏法的起始，甚至成为致乱之阶。明代生员的无赖化，以及“学变”不断，均可以从这里找出其原因。
士子廉耻心的丧失，仅仅是明代士风趋坏的原因之一，而士子廉耻心的丧失，则又与学校教养之规不严以及教养的不得法有关。学规不严，教养无法，导致生员不再在学校肄业，而是游荡于社会，进而养成一种无赖习气。
「君权的批判：易代之悲的“非君”思潮」
燕京书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人，从先秦儒家立场严厉批判王权专制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陈宝良：甲申、乙酉之际（1644—1645），明朝覆亡，清朝代之而起。明清易代这一历史进程，看似简单的朝代更替，却给士大夫留下了“天崩地陷”的震动。痛定思痛，经历了惊心动魄一幕的士大夫，开始对明朝为何覆亡的原因做出深层次的反思。这种反思，涉及君权、相权、法制、田制、赋税、军制乃至学校制度等方面。
在清初这股反思、批判的思潮中，包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人，无不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以“君权”为代表的专制体制，并有不同程度的针砭。这种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对旧朝覆亡的及时历史总结。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清初思想大家的总结性话语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很多观念的历史传承，即“非君”思潮并非在清初出现，而是早在宋、明时代即萌生，至清初而蔚为大潮。二是以史为鉴，对历史的总结，其目的在于以史作为今日的镜鉴。通观顾炎武、黄宗羲的学说，无不有着一种对“盛王之世”的期盼，借此恢复到“三代之治”。黄宗羲自己已经承认，当他撰写《明夷待访录》之时，尽管“乱运未终”，但他还是对“三代之盛”犹未绝望。就此而论，顾炎武可以说是黄宗羲的知音，他看到此书之后，对其撰写的目的亦作了推测，此即“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至于顾炎武撰写《日知录》的目的，也正如他自己所论，与黄宗羲相同者“十之六七”，而其编纂宗旨，更是一语道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未今人道也。”可见，也是将治世的希望寄托在“后王”身上。
现在动辄将顾、黄、王三家并称。若是仔细阅读他们各自的著作，他们三人思想有趋于一致性的地方，基本反映了清初的思潮特色，但又有各自的风采。按照我初步的观察，顾炎武为人虽有“顾怪”之称，但同时又是一位最为平实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少见颇为激进的说法，有的只是理性的反思之言，平实而促人深省；黄宗羲为人虽多明季门户习气，但入清以后，较为和光同尘，在他的著作中，思想最为激进，往往走在时代的前列，一言既出，振聋发聩；王夫之则躲在深山中潜思，读《通鉴》，读《宋史》，由历史的评鉴而发议论，其思想与顾相比，不如顾之平实，与黄相较，却又略显保守。
「狂欢的时代：明朝何以是最具“活力”的朝代？」
燕京书评：《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将明代物质和精神生活史的特点定义为“狂欢时代”。所谓“狂欢时代”，是指明朝中后期社会礼教松懈之后个人自由意志得以充分发挥。当下有一些作者对于宋代很推崇，而你却希望“梦回明朝”。如果将宋、明做一对比，抛开作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感情因素，你希望“梦回明朝”的原因何在？明代有哪些地方优于宋代？
陈宝良：无论是政治生态与制度变迁，还是礼崩乐坏与文化活力、社会失范与生活转向，无不证明在明朝尤其是晚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动。至于如何定性这种变动，我思考再三，称之为“狂欢时代”，或许大抵契合明朝这一时代特征。
之所以将明朝视为“狂欢时代”，其意无非是说礼教禁防的松懈，个人自由意志得以充分的彰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已如明代文人归有光所言，从士农工商职业井然的“四民异业”，转而变为士与农、商常常互动的“四民相混”。由此而来者，则是四民观的重新形塑，工、商职业随之受到士大夫的日益重视；二是出现了将“酒色财气”四字并列之说，并在万历年间的苏州，确乎已经有人因犯此四字而死。狂欢之态，因此尽显。
近些年来，民间大众对中国历史的关注，主要是在宋朝与明朝，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宋史热”与“明史热”。记得网上曾有人以“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个朝代”为题，做过一个系统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网民选择最多的还是宋朝。这个问题如果让我来回答，我一定会选择明朝。这倒并不全是因为我研究明史，而后对明朝产生一种偏爱，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深入研究明朝之后，才真正知晓明朝是一个最具“活力”与“多样性”的朝代。
现在学术界有一个“寻宋”的研究新趋向。一部《东京梦华录》，一幅《清明上河图》，可以让人领略宋朝繁盛时期开封城内生活之繁华；一部《武林旧事》，让人一睹偏安一隅的南宋，杭州城内的生活还是风采依旧，不改旧日“销金锅”的名头。那么，明朝又是如何？作为一个研究明史的学者，我理应担当起“寻明”的职责。
就生活史而言，相较于宋朝，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毫不逊色。《长安客话》与《帝京景物略》笔下的北京，既具皇家的气魄，又有光怪陆离的市井生活色彩，甚至还将笔触进入胡同之内的家长里短；《客座赘语》《板桥杂记》两书，对留都南京生活的描摹，尤其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样令人追忆不已。此外，至于“苏意”“苏样”“杭州风”之类新名词的出现，更是证明苏州、杭州已经成为明朝的两座时尚城市。
我的同乡先贤张岱，留下了《西湖梦寻》《陶庵梦忆》两部名著，笔下或淡墨，或重彩，既是他个人生活的真实记录，更是一幅幅明朝人生活的长卷。这是以文字作风俗画，其功不减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张岱所著两书，引发了我探究明朝人生活的浓厚兴趣。早在2007年，我就以《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为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从宏观的视角介绍了明朝人生活的整体风貌，刊发在《华夏地理》。这次也就偷个懒，拿来作为书名，也算是对过去20余年来明史研究成果的一个结语。书中结束语以“梦回明朝”为题，并非真有心思回到明朝，因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无不知道历史的演进如滚滚长江之水，逝去之后不复回头，而是要借助于“梦回”二字，描摹出一个更为真实的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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