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谈唐诗写作的视觉现场：士子文化、“安史之乱”与文人圈层
11月20日下午，诗人西川受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之邀举办了《唐诗写作的视觉现场》讲座，由著名艺术史学者尹吉男主持。讲座中，西川与大家聊了唐代诗人走过的路径、宫廷服饰与审美、乐器和书法、唐诗写作的现场等方方面面，带领我们回到唐代文化生活现场。《燕京书评》获授权将西川现场讲座内容进行整理发布。
一、我们想象的古代是一个“假的古代”
2018年，我出版了《唐诗的读法》，不少朋友读了之后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同时也冒犯了很多人。很多人理解的“诗意”，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是一个诗人，在看古典文学时，主要关心的不是诗歌怎么读、表达了什么样的诗意，我关心的是诗意里面包含的东西，即对世界、对生活的发现的能力。所以，我跟古代诗歌的关系，与想从唐诗中获得优美诗意的人不一样。
我希望知道的是，古人怎么发现诗意？古人是怎么写诗的？他们的朋友圈什么样？他们的诗歌是怎么传播的？我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传统和古代文化、如何想象古代。我们中国人说起历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但很多属于想象类的看法。如果是想象，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想象对不对？
在讲唐诗之前，先看看唐朝的历史现场。这些图片并不是我有了新的解释，而是唤起了我很多关于古代文化生活的想法。
上图左是2012年希腊卫城博物馆出版的小书《archaic colors》。我在这本小书中看到，古希腊的雕塑是有颜色的，而不是我印象中的白色大理石。德国比歌德略长的美学家温克尔曼（1717-1768）对古典艺术有一个总结，“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看到这些图片后，建立在温克尔曼基础之上的概念，在我头脑中完全就倒塌了。我忽然认识到，多年来认识的是一个假的古希腊。
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希腊雕塑，是已经被风吹日晒、在土里埋过或在海水里浸泡过的，还残留一点颜色。科学家、艺术家以此恢复古希腊原貌，他们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希腊人，更像格鲁吉亚人或波兰人。古埃及的狮子，我们看到的是没有颜色的，实际上最初也是有颜色的。
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对古代文化究竟了解多少？对古代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有多大偏差？
大多数人认为兵马俑没有颜色，其实兵马俑也是有颜色的，刚做出来的兵马俑非常鲜艳，样子有点像玩偶。看到它，你会觉得实际的古代跟我们想象的古代差得太远。现代人想象的唐代帝国的大明宫景观，与我们对对唐代的诗歌及文学的想象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大明宫是否如此，也是存疑的。
大多数人想象的唐代生活，是宫廷的生活。在一些玄幻文学中，大家愿意穿越回唐代。这穿越特别逗，大家都是要穿越回盛唐的宫廷生活中，没人愿意穿越回到“安史之乱”。我们想象的穿越，多是跟公子王孙在一起；如果是个男人穿越，可能会觉得在唐代自己身边会有很多美丽的女人。其实，如果回到唐代变成一个不识字的老农民也是穿越，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这么穿越。我有时跟喜欢古典文学的朋友们聊天，我就逗他们说，你很有可能一穿越回唐代，正好进入“安史之乱”现场，迎面来一刀就把你给砍掉了，等于你穿越回去两秒钟就没了。
二、唐朝文化生活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
有些人对古代生活和文化完全是高估的状态，拱着手要给它磕头的。在文学当中，当代诗歌好像丧失了古典文学的简洁。这时候，我觉得其中可能有对古典文化的高估。
高估在哪儿呢？古典文学中的简洁，究竟是风格化的简洁，还是技术手段达不到？我们读古代诗歌，比如最早的有“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样的表达。实际上，并不是古人有一种风格化的简洁，而是古代的技术手段达不到，当时的表现手段就很简单。本来是被动的简洁，现在被奉为美学上的高标准。我们说甲骨文好看，实际上是因为甲骨文只能刻成直线，当时的工具在骨头上刻字没法儿拐弯。而在今天，这些东西都被风格化和美学化了，有时我们需要打破这个神话。
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在想象中国古代文化时，又低估了古人。敦煌壁画里的图像，画法是唐朝人的画法，“仰画飞檐”。我们以为中国古人画画是散点透视，其实古人也懂焦点透视。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里专门有一段提到，他不同意北宋初年的李成“仰画飞檐”的画法。也就是说，中国人是有这些东西的。
我们想象唐代的宫廷生活、唐代的女性的妆容，会想到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把唐代变成一个现代人的唐代，也激励了更多的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在传统文化里，也有很多是我们自己构思出来的。上图右是民国时候的人，我相信唐代街上的古人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不能一想到唐代的古人，都是宫廷中上图左的样子，其实大多数都是在街上的普通人。
以前在日本奈良正仓院，我看到过唐代的嵌贝首饰盒，以及据说是唐玄宗和杨贵妃送给日本天皇的镜子。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插图，但亲眼看到镜子的面积像脸盆一样大，推翻了我对于古代的认识，我一下傻眼了，我就知道了杨贵妃化妆时，面对的铜镜的尺寸和装饰。
谈到当代生活，我们要说到现实感；谈到古代生活，也应该有一个历史感。这个历史感究竟是什么？当然包括历史的事实、逻辑。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历史的场景。历史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看见这些实物后，头脑中能够产生一个图像，我们才知道以前对于唐代的理解可能有偏差。比如，当我们说“二月春风似剪刀”，你头脑中的剪刀是什么样的？我估计是王麻子剪刀，但唐代的剪刀不是那样的。
在下面这些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宫廷的风尚。
上面的两张图中的唐代女性，与我们看《簪花仕女图》后印象中唐代不同。在宫廷里，当时有女性穿男装的风气。女性的身份跟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有密切关系。如果写作者是男人，写作的对象可能是女人，传唱诗歌的也可能是女人。比如，唐代宫廷的上官婉儿对唐代的诗歌趣味起到很大作用，她可以判定诗歌比赛中的诗歌孰优孰劣。那时候女性穿男装，有些像现在穿男人西装的特酷的女孩。这让人觉得唐朝的生活非常丰富。
《野宴图》是宫廷贵族的生活方式，大家在一起吃喝，有可能席间作诗。我们现在吃饭也会插科打诨，作诗估计比较困难。他们具体吃的是什么？其中可能会有下图中这类食品，这些出土食物现在藏于新疆博物馆。李白、杜甫，也不外乎吃这些食物。
这是在西安韩休墓出图的壁画，韩休是唐玄宗时代的宰相。我把两个壁画放在了一起。有人在跳舞，下面有一个小垫子。右侧的小胖子很有趣，从他的胡须来看，他可能来自西域。
看到这样的图，我们可以一下进入当时的生活现场。我们想象，从安禄山到杨贵妃身边的侍女，唐朝人很可能就是这样跳舞。当皇上让李白给杨贵妃写诗，写出了“云想衣裳花想容”的现场，可能也是这样。
刚才的图是当时的歌舞，上面这张图是当时的乐器琵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宫廷生活的高级审美，可以看到古人的嵌贝装饰。我在日本采访过做嵌贝的工匠，他们说在日本贝片材料现在比黄金还贵，好像是因为不让开采了，传统工匠师傅手里的工料用完了就没了。
在上图中，琵琶上面有唐代的山水画。王维、李白、杜甫、高适甚至皇上和杨贵妃当时看到的山水画，离这些东西不会太远。
上图是韩休墓里中的壁画、唐代山水画，跟我们印象当中唐代的山水画不太一样，有一个太阳。在日本的山水画中经常出现太阳，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中一般没有太阳。韩休的儿子是大画家韩滉，韩滉应该见过这些画并且是首肯的，不然也不会允许这些东西存在。
刚才我们看了唐代宫廷人的生活，那么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解到这部分，我们对于唐代生活的认识就更立体了。
从上面几张随手画出来的画稿中，可以看出一点老百姓的审美趣味，想象时人的样貌。这些唐朝人画的脸、裸体，可能是厕所文学，跟刚才的宫廷生活遗迹形成了反差。当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对唐代文化的理解就越过了一个坎。过去，我被唐朝的贵族文化牵着走了。
看唐朝人的生活现场、唐朝人的样貌，跟我要聊的诗歌有很大关系。比如，我很想知道，杜甫长得究竟是什么样子？
三、杜甫：身处士子阶层，书写“安史之乱”
这是杜甫的三张画像。左图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气质，当下我们强调杜甫的这一面，忽略了他的其他面。中间的杜甫是清代的画法，还有古人的气质。右侧的已经不像杜甫，更像是一个武功高手。古人和现代人，对古人的想象，有很大的区别。古人会把杜甫想象为士子，现代人把杜甫想象成忧国忧民的样子或是练武功的样子，士子的面貌精神没有了。一个时代没有“士”气，对于古人的想象也没有士气了。这时，如果说自己真正地了解古典诗歌，就得犹豫一下，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古代文化的上下文中了。
杜甫活了58岁，晚年是工部员外郎，虽然不是实职，但身上也挂着皇帝赐给他的绯鱼袋。他坐在石头上看三峡，有时还翻翻自己身上的绯鱼袋，记得自己是一个六品官。杜甫最高的成就是在奉节，古代叫夔州这个地方集中写下的。他在这里写了《秋兴八首》、《登高》等几百首诗。《秋兴八首》被认为是杜甫最伟大的一组诗，“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这是一种孤独感。在兵荒马乱的“安史之乱”年代，杜甫捡了一条命。
杜甫的诗歌达到了顶峰的创作状态时，他的身体状况如何呢？他在自己的诗里说，“右臂偏枯半耳聋”，右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可能已经是半身不遂了。半耳是指的左耳，左耳已经听不见了。牙齿掉了很多，也可能没什么头发了，肺也不好。他还有一个长期的病，他在诗里称这个病为“司马长卿症”，司马长卿就是汉代的司马相如，这个病就是糖尿病，在古代又叫做“消渴病”。他出门时要拄杖，否则走路都有困难。
“安史之乱”死了多少人？很多讲古诗的人，不太讲这个。“安史之乱”始于公元755年，此前人口数量已经达到唐代人口峰值了，那时候没有人口统计，有户数统计，以户数推算，至少是5300万人。当时长安的人口数有不同说法，有人说100万，有人说150万，有人说，算上周围的驻军，有200万。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那时欧洲一两个城市也就五六万人，巴格达当时人口多，大概有90万人，也是很大的城市。有学者说，“安史之乱”走了一半的人口，也有学者说走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现在中国14亿人口，一场战乱一下走了7亿人，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你对世界的看法、对诗歌的看法、对艺术的看法，一定会受到致命的影响。
杜甫写“关塞极天惟鸟道”，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关塞远，没有道路通达，只有天上鸟飞过的影子。天上的道路就是鸟迹，所有的道路都不通达了。
杜甫在奉节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但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艰难。2018年，央视拍了一个纪录片，现在还没放，我做了《杜甫》这一集。从离开朝廷的最后一个职务华州司功参军后，杜甫开始颠沛流离，当时唐代的栈道现在还有遗迹，我沿着他颠沛流离的路走了一遍，对他的艰难有很深切的体验。
但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杜甫从甘肃进成都，有家人跟随，有三个仆人，有马驮着东西。我们读杜甫的诗，读成了“一个人的杜甫”。其实，他在颠沛流离时，一直都是十几个人。我们读唐诗的时候，根本就不想这个事。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们对杜甫及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我走杜甫走过的路时产生了一个疑问，古人很难快速建立联系，为什么杜甫走到一个地方都跟当地的官员有联系？比如他在奉节时，什么官员从奉节路过他全都知道。这只能说明，唐代官员、文人有一个互通音讯的小圈子，互相都认识。
唐代一共有多少诗人呢？《全唐诗》录下来的大概是有2300多位诗人5万来首诗。现在依然还有教授在补《全唐诗》，整个遗存下来，《全唐诗》大概是6万来首。但是，诗人们不能更多地增加了，就是那2300多人。唐朝差不多持续了300年，我们姑且把20年算一个时代，做一个除法，大概每个时代有160个诗人左右。在唐代的总人口中，这是很少数的人，这些人又都跟朝廷有关系。
所以，那时的诗人处境和今天的诗人处境是很不一样的。我认识什么官员？我什么官员都不认识。但在那时，官员和文人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一个阶层：士子的阶层。
古代诗人生活圈子很小，杜甫认识李白、王维、高适、岑参，那个时代的精英他基本上都认识。他不认识李贺，但认识李贺的父亲李晋肃；他不认识韦应物，韦应物比他晚一些，但他认识韦应物的堂兄（另一说法是堂叔）韦偃，韦偃曾经在杜甫草堂里画壁画，故宫里有宋代李公麟临的韦偃的《牧放图》。杜甫喜欢美术，喜欢视觉文化，认识一大帮画家，总跟画画的混在一起，比如他认识曹霸、王宰。曹霸是一个画马的高手，是曹操的后代。他们的圈子，完全不是我们按照今天想象的一个圈子，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写作氛围。
讨论唐诗如果不讨论“安史之乱”，几乎就没法儿讨论杜甫和唐朝的转向。日本的内藤湖南和我国的陈寅恪都认为，“安史之乱”是中国古史的一个分水岭。“安史之乱”一来，整个唐代的社会、生活、文化、诗歌写作就都变了。
我们现在提到唐诗，提到的是一种囫囵吞枣的唐朝。实际上，李白在“安史之乱”中没有更多作为。他写了“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还是牛气哄哄的。谢安是王羲之的好朋友，“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了敌人，李白觉得他自己也有这个本领。李白一辈子都在吹牛，吹得像个“骗子”。我说的“骗子”不是贬义词，他的才华太大，他的尺度不是平常人的尺度。他说“黄河之水天上来”，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忽复乘舟梦日边”，他特喜欢跟天扯在一块，都是浪漫主义的想象，是不着调的东跑西颠的写法。他的逻辑，不是一般人的逻辑。
杜甫跟李白不一样。杜甫赶上“安史之乱”后，完全是每一个汗毛都张开了，而且记录下来。在杜甫不太有名的诗中，有些非常感人；有一首关于逃难，写得很平实，例如写二十一家人从秦地往蜀地跑，躲避战乱，“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二十一家人都没走出来，只有一个人逃出来了。古人“啮臂而别”，就是咬胳膊咬出血，是生离死别。跑出来的人跟杜甫说他一路逃难，从秦地跑过来，秦云就是秦地的云，“回头却向秦云哭”。
李白不会写这些东西，但杜甫表达了“安史之乱”的现场感。对于我们写作的人来讲，一个人的笔力，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跟画画的朋友们能画什么不能画什么，道理有相似之处。写诗的人也一样，如果趣味已经固定下来，审美趣味要求我只写这部分东西。李白没做到的，王维没做到的，杜甫做到了。其他诗人也有写“安史之乱”的，但杜甫是唯一一个大规模写“安史之乱”并让自己的诗歌进入了中国古代史转折点的人。
当然，杜甫成为伟人，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我在我的书里也写到了。杜甫是儒家诗人的代表，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韩愈开始要重新接续道统，这意味着孟子开始变得更加重要。杜甫成为伟大诗人和孟子成为“亚圣”是同时发生的。这之前，孟子是一个大人物，还没到“亚圣”的崇高程度，没有被韩愈再次强调成为道统的一部分。
研究书法，常提到颜真卿；但很少有人把颜真卿跟杜甫连在一起。这两个人同在唐肃宗朝为官。唐朝的士子们是一个小圈子，互相都认识。当时的丞相房琯打了两场败仗，杜甫是言官，左拾遗，为房琯辩护。他的诗里也写了“四万义军同日死”，唐朝的四万军队一天内全战死了，这个挺可怕的。肃宗当然就不高兴了，相当于杜甫犯错误了，杜甫犯错误当然就要有人“办”他，虽然不是审讯，也不是治罪。在办他的三个人中，有一个就是颜真卿。
杜甫跟颜真卿，虽是同时代人，但艺术趣味不同。颜真卿跟杜甫好像没有诗歌和书法上的关系。杜甫并不喜欢颜真卿的字，他喜欢初唐的书法，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杜甫写“书贵瘦硬方通神”，他喜欢唐初书法家薛稷。颜真卿的字当然不是这样。杜甫写给曹霸的诗中写“干惟画肉不画骨”，说不喜欢韩干画的《牧马图》，画一个肥屁股，但不画骨。
有人说《严公九日南山诗》是杜甫留下来的唯一笔迹，但启功老先生说是宋代人仿的。我们刚才提到杜甫认为“书贵瘦硬”，如果这个笔迹跟杜甫有点关系的话，可以看到这的确不是颜真卿那一路的。从玄宗到肃宗的时代，文化趣味实际上是很丰富的，不是单一的。即使在盛唐，也不是都以丰腴为美。
四、唐玄宗与一个朝代的文化趣味
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也应该去了解那个时代的平均值。李白、杜甫、王维和这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他们不是那个时代的平均值，而是特例。大部分唐诗是在平均值上，没有那么高不可攀。
唐朝的诗人们，大多数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写诗与公文也多少有些关系。研究书法史会研究到唐代的怀素或张旭，但可以看看普通官员日常生活提笔写字的书法。这实际上是一个路条，来自玄宗朝的档案。
一个朝代的文化趣味跟统治者有密切关系。我就会想象，唐朝的皇帝文化程度如何？
看到《鶺鴒颂》，会发现原来唐玄宗如此有文化。不光是行书，唐玄宗写的隶书也漂亮极了。唐玄宗的文化水平很高。这让我思考两个问题：他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化期待是什么样？唐玄宗身边的人的文化程度是什么样？
唐玄宗身边的人，我们最熟知的就是杨贵妃。杨贵妃的文化水平一定差不了。我们只知道杨贵妃跳舞跳得好，杨贵妃也能写诗，比如曾给她的宫女写过一首关于跳舞的小诗。还有一个人物是高力士，在大多数人听到的传说里，高力士很可笑，给李白脱靴。他的墓是泰陵唯一陪葬墓，可见唐玄宗对他的信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高力士的墓碑上写着“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高力士的官究竟有多大？唐朝宰相张九龄死后赠荆州大都督，李白写的日本人晁衡（阿倍仲麻吕）死时被赠的官职是潞州大都督，从二品。唐代是不轻易封这么高的品位的，从二品至少是副国级，封到三品就很高了，很难再往上走。宋代更容易到三品、二品甚至一品。如果阿倍仲麻吕是副国级，张九龄和高力士的身份肯定是正国级。如果拿现在来说，至少是总理、副总理、军委主席之类。
所以，高力士给李白脱靴这件事，相当于你现在跑到中南海找一个副总理来给你脱靴。我没看到这块碑时，我觉得高力士给李白脱靴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一旦进入到这些历史遗物，看到上面的字，很多传说可能就不成立了。看到这块碑之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老百姓编的，自己在逗自己开心。尽管唐代生活开放，可以解释为喝多了也许会有这个情景出现，但我依然觉得不太可能。
五、唐诗的写作现场
我们今天在电脑上工作，就算有人天天拿毛笔，用的毛笔跟唐朝的也不一样。唐朝跟宋朝也不一样，唐代毛笔的锋很短，宋代毛笔的锋变长。唐宋之间有很多文化差异，当提到宋诗不如唐诗时，会有很多人提到，宋诗更多的是讲理，唐诗主要是抒情。
一个人的文化意识和手里使用的工具是成套的。写唐诗和写宋诗用的毛笔不一样，手里的工具会直接影响到下笔和速度。我们现在用水笔、圆珠笔，不需要舔墨汁。在古代，用毛笔在砚台上舔墨汁是一个过程，让思绪沉淀下来的思考过程。我相信，这对于文化的形成是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动作。
宋代印刷业发达起来，可以印书。唐代的诗歌多数手抄，也可以刻书，但非常贵。李白和杜甫在世时，没有自己的书刊行。魏颢在李白晚年搜集了他的很多诗，说帮他编书，但也没有听说李白在当时印出了书。杜甫的诗是后来他死了以后，他的孙子拜见了元稹，把诗稿给元稹看，元稹对杜甫有了一大套的称赞。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抑李扬杜”，就是从元稹开始的。
唐代的诗歌，一个人写下来后，要么寄给朋友，要么自己留一份底稿。现在，我们从书上读到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的诗歌。在那个时代，人们读的是传抄的版本，或者是别人唱记住的。为什么古人也写长诗，但没有我们现在写得长？一个重要原因是都得抄。另外，如果是口耳相传，平仄的作用很大，因为平仄除了有美感，还容易记住。我们能背很多古诗，记不住现代诗。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不是用毛笔写在纸上传播，而是有各种方式传播，书写的格式和工具都不同了。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可以专门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是想让大家了解，唐诗当初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状态。
唐代的诗歌达到什么程度？老百姓也开始加入诗歌创作。
唐代的长沙窑陶器上有很多诗，其中有十来首被收入到《全唐诗》。这上面的诗非常有意思，比如左图这首：“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这可能是下层文人、烧窑的工人或窑上有点文化的人写的诗。在中间这张图中，我们看到：“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让你敲门，直接就推门进来，主人会不高兴。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是什么诗？这也是唐诗，是丰富的、有表情的、活生生的唐代。在右图中，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已”字好像还写错了。以女孩的口吻写的，也很可爱。
这些诗歌，也是唐代诗歌写作的现场。有文化的人，写有文化的诗；没文化的人，也不是不写诗，但写出来的是这样的诗。这些诗很浅白、有趣，也挺有味道，也不是我们现在带有滑稽腔调的顺口溜。唐朝人写诗不是乱来的，而是使用《切韵》里面的韵来写诗。韵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但也有很多的变化。现在人写古体诗，有人说一定要押古韵。其实，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诗歌产生，这个押古韵就很有意思，古人可能都不这么干，今天的人却想象了古人这么干的方式。
唐代的诗歌还在，但唐朝人怎么写诗就离我们比较远。好在有一本书叫《文镜秘府论》，是日本的弘法大师到中国来求学，把唐朝人怎么写诗记录了下来。中国人没记录下来的东西，日本人记录了下来，我们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写诗的。在唐代，只要是一个士子，都得会写诗，各种社交生活都会用到。
我们刚才说，观察一个时代的平均值，不只是观察那个时代的天才，很多人可能没有大才华。如果自己不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没有大才华怎么办呢？你出门去参加宴会，去参加社交生活，写不出诗怎么办？《文镜秘府论》里有一个记录，说每一个人自抄古人诗句的精妙之处带在身上，名为“随身卷子”。发展这些好句子，把自己的诗性调动起来，就也能开始写诗。
“随身卷子”，后来演变成什么东西呢？演变成写诗的参考书。我觉得，中国古人应该有告诉人怎么写诗的书。中国人特别喜欢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强调一个随意性，好像情感到了，言辞到了，水到渠成，我就能写诗。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你要是真正地写诗，而且是长时间地写诗，不是偶然写一首。
写诗是有很多专业性在里边的，不完全是妙手偶得的事儿。有的人处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也得写诗。我们现在觉得写诗好神奇，但写诗也可以一点都不神奇。古人写诗的秘密没有传到我们手里，已经与我们隔开了，我们就觉得古人太有才华了。
所以，我们既不能高估古人，也不能低估古人。这是一个态度。
我还要强调的是，古诗是士子文化的一部分，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都回到古代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跟诗歌没什么关系，我们可能会背背两首民谣；但我们如果不是士子，跟这些东西就都没太大关系。
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觉得唐诗是大众的唐诗？一方面，与教育有关；另一方面跟《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有关。《唐诗三百首》在清中期编写而成，也就是我们现在人读唐诗的趣味是跟随清中期的趣味来的，清中期距离唐朝经历了宋、元、明，已经相隔了很多层。这就是我在一开始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理解的古代不完全是真正的古代。从希腊的彩色雕塑到彩色的兵马俑，有类似的道理。
另外，唐诗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鲁迅说，好诗都被唐朝诗人写完了。可能是那一类的好诗被唐朝诗人写完了。如果我们对诗歌的概念有了新的发现，给它新的定义，有可能唐朝人摸都没摸过的东西，我们可以管它叫诗歌，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六、长安的趣味，不是李白杜甫的趣味，而是王维的趣味
在《唐诗的读法》中，我说王维是一个二流诗人，结果网上很多人不同意。王维的确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我也认为他很伟大，但跟李白、杜甫比起来，稍微还差点。
为什么说王维是一个二流诗人？遭遇“安史之乱”后，王维被叛军抓住，充任了伪职，就等于道德上有了污点。后来他彻底住在辋川之后，没太写到“安史之乱”。跟杜甫相比，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是颠沛流离的，杜甫可以面对那个时代，写下了那个时代。而王维的笔力几乎不能面对那个时代，他的宫廷写法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养成了。王维主导了当时长安的宫廷趣味。
现在一般说起来，当时李白和杜甫不是同时在长安，都到过长安。但实际上，长安的趣味，不是李白和杜甫的趣味，而是王维的趣味。王维跟那些王公贵族有密切的关系，直接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诗歌趣味。王维在当时的身份可比李白高，后来李白、杜甫起来了，王维的地位依然高，但不再是能够掌握一个时代诗歌趣味的人。
古代的诗人很能走，王维走过很多地方，一直走到甘肃武威。他早年写“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后来，他才越来越变成一个守在他的辋川的诗人。
《辋川图》，有些人说是王维画的，有些人说不是。但被认为接近王维的亲笔画，有可能是宋代初年的郭忠恕临的。日本还藏了王维的《伏生授经图》。一般说王维是画水墨画，实际上在这张图上也能看到青绿。唐代画家大小李将军，也画青山绿水。
在纪录片《与古为友》中，有一段是在辋川拍的。辋川王维的别墅，现在变成了一个废工厂，到了那里，我说：“空山不见人，但见废工厂。”一开始纪录片保留了这句，觉得挺逗，后来删去了，说会影响不好。其实有什么影响不好呢？的确变成了废工厂。《辋川图》上的这条河，现在只有一点点水，已经不能走船。我想，现在看到的那个山尖，应该是当时王维看到的东西。
七、李白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说起李白，都会想到一个词：“谪仙人”。这是从唐代流传下来的关于李白的一个神话。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是谁管李白叫“谪仙人”？这个人是贺知章。贺知章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看到一个说法，常常只记住这个说法，忘了给出说法的人。贺知章号称“四明狂客”，他非常欣赏李白，一个老狂客遇到一个小狂客，一定很兴奋，所以给李白这么一个词。
有一种说法是李白生在托克马克、阿拉木图，已经是境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李白生于唐代碎叶城，有两个碎叶：一个在地图上标的托克马克，另一个在现在新疆的博斯腾湖边上。所以，也有少数的人认为，李白出生在博斯腾湖边上的碎叶。不管怎么说，李白都是从西边来，后来到了四川，再后来漫游天下。
李白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如果你跟李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十有八九你会不喜欢他，因为李白有“讨人嫌”的一面。从杜甫的一句诗里可以体会出来，杜甫说：“众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在士子圈里大家不喜欢他，排斥他。还有一个证据，在杜甫三十来岁、李白四十多岁时，他们一块去见北海太守李邕，李邕是当时士林的领袖，他喜欢杜甫，但不喜欢李白。所以，李白翻过头来才给他写了一首诗，叫做《上李邕》，诗中说，“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说孔夫子对年轻人还有一种敬畏，你不能瞧不上我。我们就可以看出李白有一些日子是不好过的。
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他得花钱。这个是唐代的钱包，李白身上也可能带着一个类似的东西。大家也会追问李白走了这么多地方，他哪来的钱？这个已经有一些研究了。比如说他父亲就是做生意的，他父亲叫李客，也有些人说这个不一定是他父亲的名字，有可能是外来人从西北到了四川绵阳江油一带，是个客人，所以就称呼他叫李客。
李白家里边一定是有做生意的，他曾经去过安徽的秋浦，写《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红星乱紫烟”。为什么跑到秋浦去？秋浦在唐代时有冶铜业，李白的兄弟里有人是贩铜的，跟那时的工业有关系，所以有些人说《秋浦歌》是中国最早的工业题材诗歌，因为李白写的是一些冶炼工人。
李白有钱，各种人也送他钱，包括李白《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汪伦是安徽池州那一带的大地主，他说我们这块有什么，就把李白给“骗”来了，李白临走的时候，汪伦送给李白很多的礼物，有好几匹马，马车上装的礼物，好几车，李白拿人这么多东西总得留下点什么，他也不说汪伦送了我那么多东西，变成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去那可不是白去的。也有说法是汪伦修道，他认识李白跟修道有关。
在故宫，我见过李白《上阳台帖》原作。宋代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对李白的书法评价非常高，认为李白的诗名掩盖了他的书名，“其行草殊不减古人”。我在武英殿隔着玻璃看到放在柜子里的感觉是非常激动。也有个别人说这不是李白的真迹，但我觉得是。
八、韩愈的重要性在何种程度上被低估？
现在一般说起唐代诗人，排序一般都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再加上李商隐、杜牧，没有韩愈。实际上，韩愈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一直到“五四运动”起来以后，韩愈才变得不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古文化，很多东西是“五四”以来的理解。韩愈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的敌人桐城派，桐城派都称赞韩愈。
韩愈，不光是文章大家、道德家，而且是一个大诗人。韩愈写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跟白居易、刘禹锡的工作方式不一样。元稹、白居易的写作开始直白、写长诗。白居易自己的说法是“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为什么说“体变新”？
中唐以后，诗人们开始写长诗，有两种倾向，白居易他们的诗歌比较平易，韩愈写比较艰涩雄伟的诗歌。韩愈写的很多长诗都被忘掉了，只记得“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这首。比如他有一首《荐士》，推荐的就是孟郊，写“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现在人们一般不再提起，但对于古代写诗的士子们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诗歌。我认为他的诗也非常重要，他的趣味对于当代的诗人很有启发性。
一般诗歌都往美好处说，韩愈在诗里说，“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一般人觉得这都不能入诗，但韩愈把它们全变成诗歌了。这也提醒所有做艺术的人，只有审美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有另一面的本领，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韩愈跟白居易是同时代的诗人，但这两个人关系很微妙，韩愈请白居易出去玩，白居易不去，在他们各自的诗集里都能够找到互相写的诗。如果对于韩愈没有充分的了解，也很难说对于唐诗有透彻的了解。
宋朝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认为，唐诗当推韩杜，把韩愈放在杜甫前面，都没有李白什么事。如果对韩愈不了解，实际上对李商隐的理解也会出现偏差。
李商隐早年学韩愈，写过一首《韩碑》：“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你觉得这是李商隐写的吗？了解到这些，才能了解到全部的李商隐。他也可以写回肠荡气的诗，但我们全忘，只记得他谈恋爱或不太通顺的仕途。
韩愈跟柳宗元关系很好，他写一首诗寄给柳宗元。柳宗元接到他的信以后，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直接打开，而是先洗手，然后手上熏香。接朋友的书札要非常正式，这是当时士子之间的文化氛围。
我们现在也能找到韩愈存在的痕迹。在《曹娥诔辞》中，有韩愈写的“退之题”。韩退之就是韩愈；最中间断开的地方，也有“韩愈”两个字。这个百分百是韩愈的亲笔，那个时代文人们聚在一块读帖子，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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