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考察与帝国的凝视：博物学家如何“征服”世界的隐秘角落
蒋竹山先生主编的“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丛书”，最近在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了《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本书作者隆达·史宾格（Londa Schiebinger），是斯坦福大学科学史约翰·辛兹讲席教授。她聚焦“女性与科学”的《自然之体：现代科学形成中的性别问题》、《骷髅之战：“她”的科学史》等著述，在科技史、女性研究领域曾激起不小思想涟漪。此次译出的《植物与帝国》系2007年“旧作”，但其对于蒸蒸日上，却缺少“政治史”内涵的博物学“中国思考”而言，着实是可贵的“导引”文献。
《植物与帝国》，顺畅地将难计其数的博物学史“碎片”系于“权力”这一轴线上，既展示嘉木良药的“空间挪移”、“知识产出”（博物学之“果”），又力透史录纸背，清晰披露了西方博物学与其研究对象致密往来的互动之“姻”，最终落脚至博物学的“因”——博物学不单考索“植物”，它还是“帝国”的凝视。几百年间，博物学家迈出欧陆门槛，跨进一处又一处西方世界的“隐蔽角落”。不过，无论是何等“僻远”的角隅，博物学实践的权力本色始终不曾泯灭。若怀着对“权力”的好奇，与史宾格共同思考“植物与帝国”，我们对博物学“多识鸟兽草木”的“名词化”成见，或可得到一全面再造。
「是“殖民工具”，更是“帝国标志”」
博物学史在记述殖民地生物调查时，多将之视作“剥削脂膏”的资源控御。《植物与帝国》对此说持肯定意见。在评价17世纪巴黎皇家药用植物园时，史宾格认定，该植物园其实是法国为削减贵重商品贸易逆差而进行的“生物盗窃”，“将自然资源从边缘聚集到中心，对法国殖民地的物质和智力资源进行中央集权化管理”。不过，单从经济搜刮视野检视殖民地生物调查，无疑是以偏概全——殖民地生物调查，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工具化”资源攫取，它有着更多元的权力展示。就此，《植物与帝国》贡献了两方面精彩解析。
首先，《植物与帝国》呈现了欧洲博物学家在殖民地“奴役地”开展活动之事实：“文雅的欧洲绅士不习惯弄脏自己双手去干体力活，殖民者与本地人主仆关系的建立让欧洲人在热带地区过度依赖他们的向导。”政治科学对“殖民”有一条非常关键的定义：掠夺和奴役当地人。由此，欧洲博物学家在殖民地，基于主仆关系，驱使深谙地方资源的本地人为宗主国采集奇珍异草，实质上构成了持续的“帝国权力宣示”。
其次，《植物与帝国》复现了一类普遍存在于17、18世纪殖民地博物学活动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殖民者“从被征服的欧洲人那里获取了大量知识，他们依靠这些知识才得以在热带生存”，而与此同时，“生物接触地带”（史宾格语）的欧洲人又难以含括“截然不同的新知识”，总在试图将自成体系的新大陆植物药强硬塞入“体液学说”作呆板理解。这重既“有求”又“有嫌”殖民地的矛盾心态，形象地表露了殖民地博物学活动的“帝国文化”——一切科学活动均被安置在权威与“层析”铸造的外壳内，其存在就是为了“确证帝国、宣威帝国、巩固帝国”。
此处荡开一笔。在《植物与帝国》着墨不多的18世纪中后期，博物调查最终由“野趣”彻底升格为帝国治理的有机组成。李猛博士提出：自约瑟夫·班克斯“掌舵”起，“科学探险活动与启迪民智、富国强兵的国家启蒙策略联系在一起”（《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第37页）。可见，《植物与帝国》所再现的“帝国标志”，在威权形象渲染之上，亦涵蕴着“帝国科学”走向“科学帝国”的权力符码。假使将《植物与帝国》叙述的若干“帝国表演”比作连续“地震”，辄其下“权力岩浆”最终推动的，是18世纪往后博物科学熔铸入殖民帝国的“板块漂移”。其间，“涓流”变“汪洋”的权力枢纽，值得我们继续玩味。
「回归“地理中心”，忆起既有博物学史叙事的“边缘”」
近代博物学在殖民地的活动，是对“地理边缘”的发掘，是将资源、技术、文化“边缘”拉入“西方秩序”的向心过程。不过，在当时全球政治经济“地理中心”欧洲，也曾出现过一批意涵丰富的博物学“边缘”故事。《植物与帝国》就点亮了许多博物学发展史的欧洲“灰色”片段。这里择其尤为精彩者略作展示。
其一，纵使博物学成果多被包装成“某大师杰作”，但似乎在该学科发展史上，后世仰视的“大师”们只是“知识掮客”，“躬耕于野”者另有人在。《植物与帝国》道出了林奈的“算盘”：他培养并派驻海外的学生们“就像分散在全球的大使”，辛勤为业师搜罗各处珍奇异宝，让“博物学家们在欧洲的家中就可以远距离‘看到’这一切。”煌煌博物学成果，至少有一半出自“边缘”的“无名”学生？！其间权力运作，着实令人讶异。
其二，在近代博物学史上，也曾出现过“巾帼英雄”。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女性博物学家不单在开展研究时饱受性别歧视、禁锢，其顶着双重压力完成的研究成果，亦随时会被性别歧视从“功勋榜”上抹去。《植物与帝国》告诉我们：早至1689年，法国皇家海军就已明令禁止“女性除短暂造访外以任何形式登船”。但在1766到1769年环球探险队里，女子珍妮·巴雷特还是乔装成科默森的男仆，踏上了前往遥远异乡的博物学之旅。此次探险之旅，巴雷特自主采集了大批珍贵植物、昆虫、贝壳标本，同行船员对其收获啧啧赞叹。即便如此，在18世纪博物学结构性束缚之下，巴雷特依旧无法“正名”——保护其完成本次探险的科默森，曾提出以“巴雷特”冠名某种新见楝科植物，谁料“后来植物学家觉得她身份低微，将该属重新命名为杜楝属”。
其三，一如后世反复提及的“殖民地人体实验”，殖民地医生、博物学家在向欧洲输送“新药”时，也曾招徕贫苦患者，利用其救命心切的“弱点”试验毒理、药效尚不明朗的危险药剂。《植物与帝国》提到，维也纳的斯托克医生为测试毒堇的“抗癌”药效，在多位出身低微的乳腺癌老妇身上做人体试验。其中一位清寒的七十余岁水果小贩，在治疗无效去世时未得到后事料理，反而“被切下乳房，带到大学给教授们检查”。而面对凄惨离世老妇的身体标本，医学教授们非但丝毫没有表达任何哀悼，甚至还抱怨“（她的）意外死亡阻挠了实验的成功进展”。此情此景，今天看来，可谓触目惊心，却是那时站在“权力上风口”的欧洲博物学家、新药“发明家”所习以为常的。从这一视角品读，近代西方博物学发展，又何尝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阶级压迫血泪史”？
「帝国语言：“鸟兽草木之名”的权力意志」
在《植物与帝国》里，史宾格自金凤花名称演化提炼出“名字帝国主义”（onomastic imperialism）这一概念。她认为，“名字帝国主义”于18世纪取代了前一个百年间“融合多种文化的各种命名方式”——在“复杂政治”作用下，金凤花的“美洲本土名字”被选择性遗忘，朝着拉丁词汇“flos pavonis”独霸的方向愈行愈远。既往读到的博物学史著述，大多只紧盯“博物发现”，对“博物命名”及其权力机制言说有限。《植物与帝国》掐住语言“线头”，在“鸟兽草木之名”与“帝国”间穿引起一张意义网络。
在史宾格看来，“名字帝国主义”实践的起点未必“晦暗”，其基本目标是“将植物从本土文化语境剥离出来，置于欧洲人最容易理解的知识框架”——简言之，就是让“知识爆炸”时代的欧洲人通畅地理解、记忆异域知识。然而，“由多入一”的命名管理，很快便从名词技术蜕变为“帝国话语”，开始标榜基于“欧洲优越性”的“帝国权威”。
在《植物与帝国》中，有一生动案例：在林奈等人坚持下，作为“养胃滋补药”引入欧洲的苏里南苦木，最终以获释奴隶戈拉曼·戈塞命名。起初，戈塞的血统，无法使其名正言顺地成为欧洲博物学的闪光符号——“没有人会考虑以一位美洲印第安人的名字命名植物，就算这种植物的用途好像是他发现的。”戈塞能跳脱歧视束缚，成为18世纪欧洲博物学历史的罕见“特例”，关键还在于专业之外——方方面面“入乡随俗，遵从欧洲方式”。而对另一激进猜想，史宾格含蓄地表达了认同：“与发现苦药同样重要的是，戈塞为荷兰殖民者的部队效力，帮他们镇压了自己民族的叛乱，最终才在欧洲的植物命名体系中获得了不朽的勋章。”
功勋卓然的“本土”博物发现者，必须接受“帝国代理人”审查，且假若其未曾“背叛”原族群去效忠入侵者、略带戏谑感地“成为欧洲人”，辄其名字只能被“帝国代理人”的不屑一顾所湮没。由此可见，18世纪左右欧洲博物学体系的“鸟兽草木之名”，从来不是单纯的知识信息——那是帝国威权怀着野心，刻划在知识“纪念碑”上的暴力痕迹。
《植物与帝国》以植物学为例，讲述了近代科技发展史的“无知学”本色——“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导致某些知识得到开发，另一些知识却被湮没。”人既是记忆的生灵，也是健忘的动物。我们常常站在“后来者”的高傲视角，冲动地赞美“我们传承（记住）了进步的科学”。然而，那些“被遗忘”科学、“被遗忘”发现者，真的全然是为“进化论”所淘汰吗？科学，也许永远存在盲区；但权力，每时每刻都在入侵着“隐蔽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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