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的“历史周期律”走红，预测未来五年趋势：自私的精英会引发革命
2020年，63岁的学者彼得·图尔钦，突然成为了西方媒体的宠儿。
这位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系的教授，曾经在2010年投书《自然》杂志，悲观地预测了2020年的世界：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一段增长期后，即将迎来可以预测的衰退期；美国和西欧的政治不稳定和动荡都将达到顶峰。在信中，他尤其提到，2020年的美国将会经历严重的国内政治动荡，虽不会达到“南北战争”的程度，但会比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更加暴力——当时，美国国内谋杀率飙升，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活动在全美各地延烧。
这十年来，图尔钦一直在警告，对外发布一些关键的社会和政治趋势，预告着一个“不和谐的时代”。他说，除非这些趋势发生逆转，否则，比大多数美国人经历过的更为糟糕的内乱和残杀，可能还会到来。他宣称，人类社会可能会经历持续两三个世纪的衰退期，最终以大规模的动荡结束。
进入2020年之后，新冠大流行的爆发、“黑命攸关”运动在西方国家引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以及美国大选带来的政局动荡，似乎都在印证着图尔钦的预测。
图尔钦预测未来社会走势时所使用的模型，是自己创立的“历史动力学”理论，向前可以追溯到社会历史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在解释历史上的革命时所总结的“政治压力指数”。
2003年之后，这位动物学博士就不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转而研究历史。他想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一般规律？图尔钦开始尝试“用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用来研究自然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社会”。2009年，图尔钦创办了杂志《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致力于 “寻找解释历史社会运作和动态的一般原则”。他和他的同僚们，建立了一个历史信息数据库，将超过450个历史学学会的数据纳入其中，从而对人类社会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分析和比较，以预测可能来临的政治动荡。2017年，他又联合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和符号学家，成立了一个利用历史数据“预测”人类未来的小组。
彼得·图尔钦所做的研究，让他变成了一位很难归类的学者。在不同的媒体采访中，记者称呼他为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不一而足。在2020年12月刊的《大西洋月刊》中，专访他的记者格雷姆·伍德，对他的描述是“研究松甲虫和人类的专家”。
而在图尔钦的个人网站上，他对自己的介绍是：“彼得·图尔钦是一位科学家和作家，他想了解人类社会是如何发展的，以及为什么各国之间在经济表现和治理效率上存在如此惊人的不平等。彼得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融合了理论建设和数据分析。他是新型跨学科领域“历史动力学”的创始人，该领域利用复杂性科学和文化进化的工具来研究历史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
2020年以来，随着图尔钦的预测越来越与现实呼应，媒体报道纷至沓来。关于图尔钦的争论，也在美国持续发酵：在一些支持者看来，图尔钦是先知一样的人物；而对一些传统历史学家来说，图尔钦试图预测未来的做法，在学术上是一种异端。与此同时，一些和图尔钦做着相似研究的学者，也开始走进大众视野，并对美国现状发出警报。对“文明崩溃”的恐慌与焦虑，成了笼罩在美国社会头顶的乌云。
在众说纷纭的舆论场之外，图尔钦仍在继续总结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尝试，并试图展望未来。在《大西洋月刊》的专访中，他再次悲观地预测了十年后的世界：“我们几乎肯定会度过地狱般的五年，甚至可能是十年或更久的时间。”
「一位动物学博士的“中年危机”：和老科学离婚，娶了新科学」
1957年，图尔钦出生于俄罗斯的奥布宁斯克。这是俄罗斯主要的科学城市之一，有十几家科研机构驻扎在此。图尔钦的父亲曾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异见人士。1978年，图尔钦还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书时，他们全家成为政治难民，被迫流亡到纽约。
随后，图尔钦的父亲开始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图尔钦则进入纽约大学学习生物学。1985年，他凭借一篇关于墨西哥豆甲虫的论文，在杜克大学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之后，图尔钦辗转于不同大学之间，开展生态学相关的博士后研究。1994年，他开始在康涅狄格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并在2002年晋升为教授。
2003年，图尔钦获得终身教职后不久，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生态学。他告诉他在康涅狄格大学的同事，说他将“永远告别这个领域”，但会继续作为该校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系的终身教授支取薪水。向《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形容这次选择时，图尔钦宣称乃因自己在学术上遇到了“中年危机”：“通常，中年危机意味着你和你的老妻离婚，然后娶一个研究生，”图尔钦对记者格雷姆·伍德说，“我和一个老科学离婚，娶了一个新科学。”
图尔钦口中的“老科学”，就是他的老本行生态学。到了90年代末，他认为自己已经研究出了种群生态学的一般规律：生物体的种群是以指数方式增长或下降，而不是线性增长或下降。他觉得，他所关注的生态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于是，与这门学科的“中年危机”出现了。
图尔钦对数学方法有着很强的执著，他对生态学的贡献也主要是通过收集和使用数据来模拟种群的动态。在他看来，所有的科学都要经历向数学化的过渡。他对《大西洋月刊》说，“当我遇到中年危机时，我在寻找一个可以帮助我向数学化科学过渡的学科。当时只剩下一门，那就是历史学。”于是，历史学成为了他转而研究的“新科学”。伍德形容，图尔钦是在调查人类知识的大草原之后，选择了扑向“最弱小的猎物”。
「“历史动力学”与“政治压力指数”：自私的精英会引发革命」
2003年，图尔钦写出了《历史动力学》一书；今年，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引进出版。在这本书中，图尔钦展示了从公元前1000年到1800年演变出现代法国和俄罗斯社会的“世俗周期”模式。他试图证明，这些社会的稳定性存在短期振荡，持续时间约为50年，他称之为 “父子周期”：第一代人用暴力方式纠正社会不公，下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暴力的后遗症后退缩，第三代人又重新开始。
图尔钦在《历史动力学》中使用的模型，是沿着社会历史学家杰克·戈德斯通的路径而完善的。戈德斯通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研究革命、民主化与社会运动，本硕博均毕业于哈佛大学。他1991年出版的专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奖”。
在1980年代，戈德斯通就总结出了政治不稳定的周期性。他建立了一个“政治压力指数”，也即发动群众的能力、精英竞争程度和国家偿还债务能力的乘积。在他的计算下，这个指数在法国大革命、英国内战、奥斯曼危机和中国的明清交替时期都曾出现峰值。但是，在每一次冲突中，都会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一次农业上的歉收，或是一次外来侵略，在其他时期可能会被社会抵御；但在“政治压力指数”上升时，却会导致冲突的爆发。
在戈尔斯通的模型中，虽然人类无法准确地知道危机何时会发生，但可借此衡量社会的结构性压力，从而衡量出现危机的风险。
戈德斯通承认，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政治压力指数”，可以解释历史上的革命，但无法预测以后会发生什么。不过，他的模型还是为现实投下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脉络。在他撰写的《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收尾时，前苏联即将解体。当时，他计算了1989年之前20年苏东集团的“政治压力指数”，发现数值急剧上升。他当时已经对美国的情况表示悲观，他写道：“美国今天在国家财政和精英阶层的态度方面，走的是早期现代国家走向危机的道路，政治压力的程度相当惊人。”
但在当时，戈德斯通的这本书并没有激起太大声浪，还受到了一些来自历史学界的尖刻评论。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纽约书评》上说戈德斯通的书“在构建一种被称为政治压力指数的东西时，过于大胆和模糊，真实性就像独角兽一样”。戈德斯通自己也说，“这本书和我，都有点落寞。”
几乎与戈德斯通埋首研究历史革命的同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福山在文中说，自由民主制会成为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两年之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戈德斯通略带悲观的模型，最终淹没在了民主世界“历史终结”的喜悦之中。
直到1997年，图尔钦读到了戈德斯通的这本书。他认为，尽管这本书写得很有启发，但其模型并不完整。他决定继续完善戈德斯通的模型，将时间尺度从近代早期一路往前推了8000年，把新石器时代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在此后的研究中，图尔钦又通过数据分析，研究了更多的社会案例。他发现，“父子周期”和“长期周期”，在他所研究的每个前工业化社会中都存在。
针对现代工业社会，图尔钦更新了“政治压力指数”，选择了适合工业化世界的新代用指标：发动群众的能力，用实际工资来计算；精英竞争程度，用参议院的“拉布”率和耶鲁大学学费来衡量；利率，则被用来反映国家偿债能力。在他的计算中，1970年以来，美国社会的“政治压力指数”一直在稳步上升。
图尔钦认为，社会系统太过复杂，所以才需要利用数学模型。但数学模型总结出的定律，不是确定性的，而是概率性的。在不同媒体的采访中，他不止一次使用天气的比喻：“如果天气预报告诉你有80％的可能会下雨，你最好拿把伞。”因此，图尔钦有着和戈德斯通相似的期待。他希望自己的模型可以帮助人们识别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危机，并及时采取行动来缓解危机。
2020年9月，图尔钦和戈尔斯通在NOEMA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来到动荡的20年代》的文章。他们声明，他们使用的“政治压力指数”模型，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在历史上，造成政治不稳定风险的是精英阶层的行为。
他们说，自私的精英会引发革命，因此“最高领导层很重要。以包容和解决国家问题为目标的领导人可以管理冲突和延缓危机。然而，那些试图从政治分裂中获益并煽动政治分裂的领导人会使最终的危机更加逼近。”
他们警告，数据显示，现在美国正在走向与历史上其他政治动荡期开端相类似的状况。
在今年9月的这篇文章中，他们也对11月的大选情况进行了预测。他们的担忧是，“无论哪一方输了，都有可能认为选举结果是被操纵的，选举结果是不能容忍的。这不仅仅是特朗普夸大其词的问题，美国人对自己的社会也已经没有准确的认识。”
「2020年的“文明崩溃”焦虑：无论特朗普当选与否，美国都会迎来解体」
2012年，图尔钦发表了一份关于美国政治暴力的分析报告，将1780年至2010年间的1590起事件，包括暴乱、私刑以及出现人员死亡的政治事件，进行了分类。他发现，1870年、1920年和1970年是暴力的高峰期，50年是一个周期。以此计算，美国将在2020年迎来政治动荡的高峰。他担心，这些动荡预示的结构性危机，并不是冗长的民主变革过程能够及时解决的。
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图尔钦出版了《不和谐的时代》（Ages of Discord: A Structural-demographic Analysis of American History）一书。他在书中说，无论特朗普当选与否，美国都会迎来“社会和政治的解体期”。
2020年，对美国社会满是悲观预测的图尔钦，与另外几位研究“文明崩溃”的学者一起，开始吸引了来自公众的关注。还有一些人，循着图尔钦的研究，开始重新审视戈德斯通所做的奠基性工作。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是犹他州立大学的教授，也是《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的作者。几乎在《大西洋月刊》刊出图尔钦专访的同时，另一家美国主流杂志《纽约时报杂志》发出了对泰恩特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作者将泰恩特视为研究文明崩溃的代表学者。他代表的学术阵营，寻求的是宏大叙事和对不同社会同样适用的一刀切解释方案。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阵营，则对某一个具体社会的特殊性更感兴趣。
图尔钦对社会崩溃的看法与泰恩特相似。不过，与泰恩特相比，图尔钦更愿意发表一些具体的预测。图尔钦对《纽约时报杂志》说，一个社会的崩溃，关键在于“社会弹性”的丧失，也即社会为了共同目标进行合作和集体行动的能力。根据他的标准，美国社会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已经崩溃了”。他认为，精英阶层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冲击了美国的制度合法性，这种不平等使得美国社会更容易受到大流行病的外部冲击，或是“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的内部因素影响。
图尔钦笃定地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会经历更多类似于2020年夏天的那种动荡。
其实，在2020年之前的数年里，对“文明崩溃”的讨论已经频繁见诸西方媒体的报端。2020年，伴随着世界在新冠大流行之下的方寸大乱，“文明崩溃”的乌云愈发浓密了。
对泰恩特来说，2020年以来，来自记者的电话 “明显增多”了。对社会崩溃的研究，开始走出象牙塔。《纽约时报杂志》在专访泰恩特的文章中说，新冠大流行让人们知道，当一个社会无法应对它所面临的挑战，当统治这个社会的各个派别只顾自己的问题时，会发生什么，而接下来，随着气候危机的继续发展，人们只会更多地感到恐慌和悲痛。
气候危机，在2020年也加剧了西方社会的“文明崩溃”焦虑。12月6日，超过250名来自世界各地、横跨多个学科的学者投书《卫报》，呼吁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一起面对社会分裂甚至崩溃的风险。他们在这封公开信中说，“五年来，国际社会未能按照《巴黎协定》减少碳排放，我们必须面对后果。”他们还警告，“调查显示，许多人已经预期社会会崩溃......然而，媒体并没有对此进行充分报道，民间社会和政治界也多半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预测学的毁与誉：科学方法能否成功驾驭人类历史的复杂性」
在《大西洋月刊》专访图尔钦的文章中，记者格雷德·伍德说，2020年对图尔钦来说是”仁慈”的，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一切证明了他的模型在发挥作用。然而，“城市起火、民选领导人支持暴力、凶杀案激增，对一个正常的美国人来说，这些都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从这个角度来说，图尔钦的“预测”贴合2020年的现实脉络，确实为他带了一些声名。开始有人称呼他为“先知”，但图尔钦本人一直反感这个称呼。格雷姆·伍德没有在文中直接写出他对图尔钦的看法，但他在推特转发自己的这篇报道时，称图尔钦是一个“先知”。
图尔钦看到后，专门在个人网站上撰文回应，称“我不是一个先知，也从来不会宣称自己是一个先知”。他认为，伍德的文章对他充满偏见，他强调说，“因为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把科学预测作为检验理论的工具，就是发现哪些理论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他继续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辩白：“我不是一个大历史作家，我喜欢贾里德·戴蒙德和尤瓦尔·哈拉里的书，是因为他们那些有趣的总结也是可检验的假设。但这些作者仅止于此了。我更进一步的地方，是将他们的想法转化为动态模型，从中提取出定量的预测，然后用历史数据进行检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基地》里的哈里·谢顿......我们不是要抛弃历史学，或者迫使历史学‘投降’，而是要让历史学蓬勃发展。”
在这篇严肃而愤怒的回应中，图尔钦说，他希望自己的历史动力学，“能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眼前这个不和谐的时代，理解我们是如何陷入其中的，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驾驭前方的湍流。”
图尔钦的书籍，远不如他提到的两位同样书写“大历史”的作家那般畅销——《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和《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但自2020年以来，他在学术圈内外都收获了一些支持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文化进化的学者彼得·瑞克森（Peter J Richerson）认为，历史模式存在周期，而图尔钦给出的解释是“唯一合理”的。《纽约时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曾经认为图尔钦的历史模型没有说服力，但2020年发生的一切让他成为了图尔钦的信徒。硅谷高管对图尔钦理论的浓厚兴趣则更多在于：“怎么赚钱？什么时候可以在新西兰买地？”
然而，象牙塔内，历史学家们对图尔钦的质疑一直存在。
在文明崩溃的研究中，尽管图尔钦被认为与泰恩特属于同一阵营，泰恩特本人还是对图尔钦持怀疑态度。他在《自然》杂志上说，“对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周期性理论一直名不副实。”
牛津大学的宗教史专家迪尔梅德·麦克库洛赫（Diarmaid MacCulloch）总结说，历史不是一门科学，其根基是人类的行为，这是不可预知的。在《卫报》那篇详细解读“历史动力学”的文章中，作者巧妙而准确地描述了人们对使用历史数据预测未来这一行为的疑问：一个方程式，怎么能预测出一个圣女贞德或克伦威尔呢？
与图尔钦相似，中国社会学家赵鼎新也是生态学博士出身。他也对图尔钦的研究持怀疑态度：“我也是自然科学背景出身的，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情图尔钦。如果你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会更有力量，但也可能犯下大错。”在赵鼎新看来，“人类是更狡猾的社会性生物，就是比昆虫复杂得多。”他对《大西洋月刊》说，“要理解习近平或唐纳德·特朗普的一个决定，自然科学家必须结合人类战略、情感和信仰的无数复杂因素。我做出了这种改变，而图尔钦没有。”
至少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的观点就是，历史的复杂性是不可还原的。至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认为，人类活动是多样而复杂的，因此无法得出一般规律，特别是预测性的规律。
图尔钦反驳说，他以前听到过“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说法，但科学方法的稳定应用已经成功地驾驭了这种复杂性。在《大西洋月刊》的专访中，他又一次以温度的概念为例：“在人们知道什么是温度以前，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说你很热或很冷。温度这个概念取决于很多因素：风、湿度、每个人的感知差异。而现在，我们有了温度计。”
图尔钦想做的，就是为人类社会发明一种“温度计”，借此衡量人类社会何时可能沸腾至战争爆发，甚至社会崩溃。
「在一个糟糕的时代里，挺下去已是一切」
就在12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2030年的世界”的调查结果。全球超过1.5万受访者作答的问卷显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暴力和冲突”、“歧视和不平等”以及“粮食、水和住房短缺”四个问题，是打造2030年前和平社会的最大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还从没有哪个年份，如2020年这般，让人们对社会现状和未来如此悲观。《牛津词典》无法评出年度词汇，称今年为“无语之年”。在《时代》杂志题为“最糟糕的一年”的最新封面上，“2020”被打上了大大的红叉。我们不由得发问：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是否会汇聚成图尔钦口中“地狱般的五年，甚至十年或是更久”？
又或许，我们可以乐观一些，设想未来的二三十年，也许可以循着戈德斯通2019年对《卫报》所说的那番自我宽慰般的展望那样前进：“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人能够想象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会变得多么富有，或者整个欧洲大陆会变得统一。尽管一二十年内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糕，但一旦你度过了危机，情况就有可能会好很多。”
没有人希望图尔钦的悲观预言成真，但这只能留给时代来决定。21世纪20年代之后的人类历史，自然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来检验图尔钦的成色：他究竟是一个用理论包装的神棍，还是严谨却被忽视的“先知”？而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在一个糟糕的时代里，挺下去，已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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