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科学退化绝非低概率事件，因为梅文鼎这样的“聪明人”一直都有，他们打着专业、科学、思考的旗号，却做着相反的事。他们特别擅长将新观点和旧需要嫁接起来，不断拿捏名词，随圆就方。成一事、建一楼，非千百人不可为，而毁一事、拆一楼，有时一人即可。这种宿命般的不对称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如何免于被它拖累，也许更值得深思。
清代外销画中的《制茶图》中的局部，这些绘画多是西方传教士订购，呈现了当时中国的生产工艺、日常生活、独特动植物等。画师都是广东当地人，在西洋画家指点下，这些作品既有东方美学特色，又有较好的空间感，造型也比较准确。西学东渐的进程开启并不断推进，像“地圆说”、“日心说”、西洋绘画等知识的传入，自鸣钟、火器等制造技术的传入，不仅使中国知识界开阔了视野，而且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从顺治到乾隆的约150年间，清朝宫廷里从不缺少西方技术专家，这些传教士为清人提供从制订历法、舆图测绘、建造火炮，到园林建筑、绘画、御前医生等多种技术服务。乾隆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就收录了56种西学著作。近日，一篇题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雄文引起广泛关注，为证明明清的专制帝王们采取的是政治正确、只是方法上“局限性十分明显”的“主动限关”，而非“闭关锁国”，作者们写出了以上文字。推测文意：从顺治到乾隆，清朝很重视科技，后来的皇帝如能继续保持，而不是“对西方先进科技采取漠视态度”，我们也可能不被时代甩下，从而避免后来的民族悲剧。首先，不宜过高评价《四库全书》中的西学文献：录入38种（加存目，共62种），在全部收入的3503种书中，仅1.08%，且“一些带有其他学科性质的重要著作未录”（如《眼科解剖》《西国记法》《火攻揭要》《远镜说》等），“对已涉及学科内的很多要籍未收”（如《皇舆全览图》《西域图志》等），堪称挂一漏万。其次，有量变，不等于质变：近代科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使中国知识界开阔了视野”“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不应泛泛而谈。其三，喜欢科学，不等于懂科学：会数学，掏钱让传教士搞科学项目，是否意味着已拥有近代科学素养？科学素养低的皇帝领导科学工作，真能实现“科学革命”？其四，懂科学，未必能推动科学进步：就算康乾的科学素养很高，且愿花钱推进科学事业，一个国家就必然能完成“科学革命”吗？《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作者们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将超复杂的科学看得过于简单，以为赶上好皇帝、钱到位、有人才，就能成功。可科学是系统工程，没有足够的社会需求、文化积淀、教育基础、舆论氛围等，它无法单独成功。“主动限关”这种工程主义更是彻底的反科学。正如市场贸易不等于资本主义，搞点技术项目、有点技术爱好，也绝不等于发展科学。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撤消原设沿海各关，定广东粤海关为对外海洋贸易的唯一港口，不久后欧美开始工业革命。所谓“自主限关”，即规定来粤海关交易的外国人只能在制定的狭窄区域内活动；不允许学中文；不允许带女眷；不可买中国书；中国人私下教外国人中文，将被处以死刑……1759年洪任辉事件中，教洋人中文并写状词的中国人刘亚匾受牵连，当局以“教授夷人读书，代作供词”的罪名，将他处死。另一名涉案的中国人身在海外，其家人被㧣连抄家。图为据说不是“闭关锁国”的、当时的广州城。
无视科学的超复杂性，会给拿捏概念、解释由我创造机会。摘几则“皇帝爱科学”的小故事，便以为我们真的曾靠近“科学革命”，未来已在手中，失败与明君无关，只是后人昏聩、不争气……这就掩盖了：靠“爱科学”的康熙、乾隆们，永不可能赐予这片土地以科学，他们从没产生过开启民智的意愿，科学（严格来说是技术）只是他们的高级玩具，或搜刮民脂民膏的新花样，他们绝不可能让百姓掌握这些“奇技淫巧”。事实是，康熙、乾隆们不具备起码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他们所谓的“科学”是“道治合一”，是经学的奴婢，是人治的手段。作为现代人，必须走出这种“科学观”。本文结合《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李文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和《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著，张卜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展开。近代早期欧洲的科学革命虽不始于英国，却终于英国，牛顿的《原理》集哥白尼以来的天文学和物理学之大成，建立了机械论式的世界图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率先进入科学的技术化和社会化阶段，但在分科和职业化方面，英国却落后于欧洲大陆，因而有了“英国科学衰落论”之争。《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一书精描了此过程。本书作者：李文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科学革命的结构》是20世纪学术史上极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者不可不读的基本文献。它引发了一场认识论的大变革，成为科学哲学史上一道重要的分水岭。本书作者：（美）托马斯·库恩，张卜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278年积累，才能成就科学
《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以近代英国的科学发展为研究对象，精描了近代科学的艰难历程：科学本是少数精英的闲情雅趣、手工业者的谋生之道和虔诚教徒的救赎之路，经278年积累，才完成建制化。1605年，培根在《科学的进步》中，指出旧学术三大病状：三是前人未意识到自己知之有限，后人却以为他们无所不知。在此基础上，培根提出：“三段论不能用来确定科学的基本远离，将它用在中间定理上也会是无效的，因为它绝达不到自然界那样精微的程度，即便强行达成一致，也找不到具体的可参照事物。”佛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626年）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司法部长和大法官。他的作品对科学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因此被称为经验主义之父。他指出，哲学问题是只有问题没有结论，只有概括没有细节，这样的学术难以进步。
培根认为：“如果这些科学不是僵死之物，今后就不能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停步不前，不能没有人类该有的进展。实际上这些学科往往让断言一直是断言，问题永远是问题。讨论非但不解决问题，还让问题保留、升格。整个学科传统让人看到的是一连串大师和弟子，而不是一系列发现和学徒对发现做出的改进。”比如在解释什么是“热”时，培根用了三张表格：第一张表列出热的现象，包括阳光、烛光、流星火焰等；第二张表列出与上述现象相似，却又没有表现出热的现象，包括冷月光、星光，以及用放大镜聚焦太阳光，生热却不发光；第三张表将不同的热进行比较，温热的马粪、未冷却的烟灰、烧红的烙铁……根据这三张表格，培根归纳出的结论是：热本质上是一种运动。通过归纳法，培根得出了此前靠感觉、靠经验无法获得的认知，再用实验来验证。彻底否定“三段论”固然不妥，但培根找到了思想的新工具。自1560年，意大利自然哲学家德拉·波塔在那不勒斯创办“自然秘密学会”，科学组织便迅猛发展起来，虽然常被教会勒令解散。科学人结盟有客观原因——实验成本高，比如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他一生从没有过一架属于自己的天文望远镜。 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年—1630年），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与占星家，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分别是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和周期定律。这三大定律使他得到了“天空立法者”的美名。他对光学、数学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现代实验光学的奠基人。
英国内战期间，科学家们仍在私下会面，但聚会时只谈实验科学，“有意避免讨论神学问题、国家大事和时事新闻”。统治者发现，提倡科学有利于社会稳定，因为：黑暗时期没有什么比自然哲学更合适的话题了，一直以来，人们翻来覆去谈的都是神学问题，应该将新自然哲学作为他们的个人消遣方式，因为他们本身不喜欢大众那种过度娱乐。如果没完没了地思考国家大事，国家的危难又是太令人郁结的思考内容了。在那种状态下，唯有自然才可以带给他们真正的乐趣。在英国国王纵容下，皇家学会诞生了，但王室不参与管理，学会得自己找钱生存，主要靠赞助（皇家是最大赞助者），此外靠会员费——在初期，大多数会员不是科学家，而是贵族金主爸爸。1663年，第一批会员中，18名是贵族，22名是准男爵或骑士，47名是绅士，32名是内科医生（当时内科医生收入高），2名是神学学士，2名是艺学学士，还有8名是外国人。整个17世纪，皇家学会中49%的会员是贵族、绅士和政府官员。有趣的是，当时皇家学会很少吸收大学教授加入。牛顿的不朽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学会中的大财主哈雷（他是天文学家，最早对哈雷彗星进行研究）掏钱，才勉强出版。资产阶级崛起后，主动与科学家结合。一方面，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他们获得了更多席位，已具备改造社会的力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饱受传统势力质疑，人们称火车是“把这个国家割裂开来，让大地变丑陋，吓死牛羊，驱散农民，干扰贵族猎狐，置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资本家们需要科学家的帮助。1785年—1791年，在英国伯明翰地区出现了明月社，他们力推“中部地区启蒙”，即工业革命与科技相结合。地方上的天才人物身上普遍有一种自负感，很少能够像首都出来的有才华的人那样得体，后者不会对自己和自己的圈子评价过高。特别是在英格兰西部，有这样一批著作者，他们以为自己生来就能够为自己所在的知识领域带来非凡的变量。19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英国进入“改革时代”，以土地贵族、基督教、乡村势力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也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化，科学“再一次扮演了共识基础的角色”。与皇家学会平行，英国又出现了科学促进会，主要是医生、工厂主、工程师、商人等组成，并首次出现“科学家”一词。“科学家”作为职业，正式诞生了。此前“科学家”只是一种身份，比如化学家波义耳，他出身豪富，有钱买昂贵的实验设备，他从不亲手做实验，而是让助手操刀，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胡克就曾是波义耳的助手，他常自己设计实验，数据交波义耳“理论总结”，再以波义耳的名义发表。英国著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年1月25日—1691年12月30日）与法国科学家帕平（左），帕平发明了一种新式气泵，大大推进了气体研究，波义耳让他的助手胡克仿造了一台，率先取得学术突破。从今天的学科规范看，胡克的功劳更大。
随着科学职业化，更多人参与到科学工作中，开始出现专业细分。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科学衰落”成热门议题，与“英国经济衰落”交映，法国后来居上，成现代科学的龙头，此后是德国，再后来是美国。1666年，在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政府直接投入，让科学家可以安心研究。相比之下，英国却长期保持“业余研究”的传统。优点是公众对科学的接受度高，博物学充分发展。19世纪初期，连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工人，都较了解林奈分类体系，在曼彻斯特，纺织工人成立了植物学会。路易十四（1638年—1715年），自号太阳王，在位长达72年110天，是世界史中在位最久的主权国家君主。在他执政期间（1661年—1715年），法国发动三次重大战争：遗产战争、法荷战争和大同盟战争。这使他从1680年起，成为西欧霸主。他赞助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对法国科学进步做出贡献。
然而，在需要大投入的专业研究领域，英国科学家捉襟见肘，瓦特改良蒸汽机用了整整13年，期间英国政府曾赞助2万英镑，钱不够，实验多次中断。1863年，英国政府下决心雇佣一批专业科学家，史密斯作为化学家，是首批被雇佣者之一，此时距1585年博斯托克完成《古今医学差异考》，首次引入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已过去整整278年。从《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中，可得出这样的认识：其一，现代科学从萌芽到建制化，需200多年持续积累。其二，现代科学从改变观念出发，只有打破演绎逻辑，坚信经验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实验方法，才算真正起步。其四，在此过程中，确保不被“科学有什么用”“科学给人带来厄运”“古人不必现代人聪明吗”等愚昧思想所干扰。其六，改革教育，让人们走出非黑即白、道德判断一切的误区。第七，鼓励跨国界交流，学习不同民族的先进成果。英法本世仇，但英国科学家在法国、法国科学家在英国，都得到了非凡礼遇。一个民族只有经历长期的、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才能让科学扎下根去。▌康乾一边装着懂科学，一边瞎胡闹
将英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清代横向比较，可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康熙好学，8岁登基后“黾勉学问”，“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西方传教士称康熙“对知识的渴求几乎到了难置信的程度”，“其知识的渊博几乎超过常人所能达到的程度，以至于在选拔高级官员的科举考试中，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主考官”。康熙皇帝曾亲自一口气平整了四法里（一法里相当于4000米）的河坡地。有时候，他会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河流和池塘的宽度等。他常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进行精确计算，然后，他再命人测量实际距离。毎当他的计算结果和实际测量的数据相符合时，他就会非常高兴，而此时在场的朝臣们也会不失时机地表示赞叹，他当然乐意听到他们的赞扬……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是法国来华传教士，他曾写《康熙帝传》，称：“肯定地说，这位皇帝是自古以来君临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从许多方面来看，与陛下（指路易十四）极其相似。
可与同时代的彼得大帝、路易十四比，在对科学的认识上，康熙差距明显。路易十四没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一次，科学家绘制全国地图，结果比原以为的小，路易十四生气地说：“科学家比我的敌人让我失去了更多领土。”可路易十四却掏钱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允许科学家们自由工作。西洋传教士多次建议康熙成立皇家科学院，却被拒绝。1692年，康熙在圆明园建如意馆，用来陈列西方科技成果。1713年，又在圆明园蒙养斋建算学馆，翻译西方历算著作，虽被称为“皇家科学院”，其实只服务于康熙一人。不论是康熙，还是乾隆，都从没考虑过三段论、归纳法、经验有效性、实验科学等问题，虽然学习科技，却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逻辑思维。比如康熙、乾隆都喜欢水晶眼镜，原因竟然是：玻璃乃火炼而成，性热，易让眼睛上火，而水晶性寒，可免此弊。康熙、乾隆没接触过实验，只学过一些演绎逻辑，而几何、代数已问世几千年，人类社会并没发生重大改变。严格来说，它们无法证伪，并非科学。不能因“地圆说”“日心说”的结果是对的，会重复相关说法，就认为他们有科学素养。显然，《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作者们还没搞懂什么是科学，便开始礼赞“自主限关”，而站在反科学、伪科学基础上的“限”，与“闭关锁国”何异？西洋传教士早就发现：“（康熙）推广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统治。”康熙为什么喜好数学，众说纷纭，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曾对皇子们提及原因：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口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意思是当年杨光先、汤若望发生纠纷时，因不懂科学知识，酿成冤案，下决心学习，是为了今后不受蒙蔽。其实，这是康熙敢公开说出来的目的，还有不敢公开说出来的——震慑儒臣。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1666年）是德国人，在中国生活47年，逝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左侧。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是清代在华获得职位最高的外国传教士。他的宗教著作《天学传概》被指为“妖书”，遭政敌杨光先举报。此前汤若望所定历法效果更好，引起杨光先嫉妒，杨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钦天监有西洋人。”经一年审理，清廷一度禁止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汤若望被判剐刑。恰好北京接连5天发生地震，汤若望才免于一死。
治天下靠儒生，可康熙又怕儒生，所以“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朕未尝不知，但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康熙想到一个震慑儒生的好办法：常给他们出数学题，让他们目瞪口呆，然后怒斥“全然不晓得算法”，“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尧典》敬授民时，都是帝王大事，如何可不讲求”……康熙学数学，完全是为了制造信息不对称，让手下服服帖帖。乾隆也是一样货色，他和纪昀等谈到西学政策时说：“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认为：“节取其技能”，指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主要集中在西洋天文历算和制造技术上。可一个连基本科学素养都不具备的人，如何“节取”？这种盲人摸象式的“节取”本身就充满荒诞，可《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作者们却认为：“但在实践中，清廷对西方先进科技患得患失，并未将这一思想很好落实。”似乎“这一思想”真能被落实。尤为奇怪的是，作者接下来责怪：“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学术’还应该包括当时西方先进的意识形态如启蒙思想等，但传教士没有将其带到中国，清政府也无从接受这些思想。”面对西学东渐，康熙、乾隆的理性话语远不如“刻意的荒谬”多。明末清初，东西方的科技差距已非常明显，特别是明清战争，西方舶入的“红夷大炮”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让专制帝王感到了威胁。一方面，采取技术封锁，确保先进科技只为皇家所用。山西总兵金国正为剿匪，愿自费铸子母炮，康熙训斥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雍正则“废武备”，除盛京、吉林、黑龙江，其余各省子母炮全部收回，至于其他火炮，每千人只留10门。乾隆时，各省火炮射距不足，督抚上书请赐火药配方，乾隆睁眼说瞎话：没什么密方，你们做细致一点就行。“宁远之战”中，明军使用了“红夷大炮”，取得大胜。此后，利用坚城、炮轰对手，一度成明军的主战法。
据学者张明悟钩沉，清初主力此论的是数学家梅文鼎，梅初期无类似说法，只在“地圆说”上做过中西会通，发现中国传统“浑天说”存在理论困难，改用西方“地圆说”即迎刃而解，并认为《黄帝内经》《大戴礼记》中有类似观点。这启发了康熙，在1705年前后，几次召见梅文鼎。梅文鼎很快参透了皇帝的意图，开始鼓吹“西学中源”说。找不到证据，梅文鼎干脆将东汉已淘汰的“盖天说”和“浑天说”拼接起来，“制造出一个从没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混盖混合’式的天文学体系，来附会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天文学体系”。这一胡闹在皇权的加持下，成了“主流学说”。1711年，梅文鼎发现西方数学的借根方与中国天元术相通，而借根方又被西洋传教士称为“东来说”，本指它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的，却被改成是西方人“抄袭”中国，又得康熙赞赏。（关于梅文鼎与康熙串通编造一事，学界尚有争议）康熙不仅指使手下人说谎，自己也披挂上阵，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文中，他明确说西历“原出自中国”：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为掩盖红夷大炮来自西洋，明清史料刻意忽略。据学者谢盛、谢贵安统计，《清实录》中，相关词汇仅出现133次，其中86次出自《太宗（皇太极）实录》，越到后来，记录越少，而“鸟枪”却多达1464次。康熙敢瞎胡闹，因为没有知识共同体，科学家无社会地位，更无发言权。权力可任性，所以几代精英都是如此颟顸、愚蠢。比如黄宗羲，称西洋数学是中国已失传的“勾股之学”，后被“罔象”（传说中的水怪）偷到西方去了。黄宗羲没见过“罔象”，却不妨碍他信以为真。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在《斯问录·外篇》中批评利玛窦说：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地处天中犹卵黄。黄虽重浊，白虽轻清，而白能涵黄使不坠于一隅尔，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他认为，利玛窦不仅抄袭了中国的浑天说，还理解错误，是“小慧”，远不如中国古人的大智。利玛窦是最早带来世界地图的传教士，王夫之却认为，这些地图都是瞎画的。人不能立乎地外以全见地，则言出而无与为辨。乃就玛窦之言质之，其云地周围近于九万里，则非有穷大不可测也者矣。今使有至圆之山于此，绕行其六七分之一，则以可见其逶迤而圆矣。而自沙漠以至于交趾，自辽左以至于葱岭，盖不但九万里六七分之一也，其或平或陂，或洼或凸，其圆也安在？而玛窦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连船山先生王夫之这样有气节、有独立精神的伟大学者，竟然也不懂装懂、满嘴跑火车，可知野蛮思维已深入儒生们的灵魂。
顾炎武坚信，西洋人对日食的解释是从中国偷走的，即：“日食，月掩日也。月食，地掩月也。仅西洋天文说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国而已有此论。”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中，作者们言之烁烁：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在谈到历史评价时，曾强调“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批评一些学者“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其言值得深思。可钱大昕就是“西学东源”的力倡者，他对前人“理解之同情”，对天下大势、世界潮流却懵懂于心、毫无省觉，是真正的“强作聪明，妄生疻痏”。晚清挫折越多，精英阶层反而更相信“西学东源”。“西学东源”逆转了源与流的关系，引导读书人皓首穷经、依据古书搞发明、无条件神化前人，通过个人想象，把做人、情感、道德等都系于经典，即使亡国灭种，仍无动于衷。麻木愚昧至此者，寰球无人可比，虽圣人出，亦无济于事。▌警惕“梅文鼎式反智”
康乾都是有学问的人，至少旧学功夫完胜当下读书人，可在历史关键时刻，他们却做出最愚蠢的选择，为什么？因为科学是有机体，无法零割碎敲，不能依据个人意志，任意嫁接、剪裁、拼装，否则就会扼杀它的活力，而这恰恰是康乾们最无法接受的。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的《天学初函》的提要里，四库馆臣写道：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手所造，悠缪故不深辨，即以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其可行于中国者哉？确实，《四库全书》在提到西学著作时，有些评语是公允的，但这些“公允的评语”也充满了反科学精神，只是在实用层面加以认可，并没真正接受科学精神，也决不允许科学提出质疑，甚至将产生科学的环境视为威胁。对于康乾这些专制帝王来说，只有一种科技是最好的，就是供他们享乐的科技。康乾不知铸炮要实验，要集中研发，清初铸炮多，却始终未发现炮管长度与射程的关系、炮弹初速度与射程的关系等，这些稍加实验，即能突破。可遇到西洋自鸣钟，康熙的科学意识立刻井喷，聘请精通钟表技艺的传教士，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个巧匠，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连工具都是专门购置的，如校轮器、开齿机、冲子、小型车床等。康熙曾骄傲地说：“至朕时，自西洋人得作法条之法，虽作几千百而一一可必其准。……尔等讬赖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岂可轻视之?”乾隆处处防洋人，但买自鸣钟时，却反复叮嘱手下：只要纯进口，千万别买国人仿造的。只要有利于个人享受，他绝不保守，也绝不愚昧。在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土壤上，科学难以生长。学者苑举正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半世纪回顾》一文中指出：许多人认为，科学是一种有效的知识，原因就是科学理论发现自然的结构，也因此能够解释以及预测经验发生的规律。因此，科学在众多知识中独占鳌头的理由并不纯然是学术性的，也是实际上符合一般人对科学所拥有的想法。我们从上述观点中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科学观点大致包含如下六点：可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托马斯·库恩却发现：科学发展是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理论都会被后来的理论超越，只是支持旧理论的人少了，支持新理论的人多了。托马斯·库恩称此为“范式转移”，即：一个领域里出现新的学术成果，打破了原有的假设或者法则，从而迫使人们对本学科的很多基本理论做出根本性的修正。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年—1996年），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他是“范式”这一概念的创造者，为此引起持续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在使用“范式”时缺乏严格定义，有几十种解释，库恩晚年承认，因这个词过于流行，他对这个词已失控，进而放弃了它。
比如哥白尼在提出“日心说”时，他不知道行星轨道是椭圆的，仍按圆形轨道来计算，得出的误差比亚里士多德的大得多。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经上千年修正，已与观测结果相差甚少。再如相对论替代牛顿力学时，许多论点未经实验验证，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接受哥白尼、爱因斯坦？因为求新者多，形成了强大的势力。随着新势力壮大，旧理论可能没错，也会被抛弃。引导你的不是定律和理论，而是章末那些习题。你需要学会看出，这样一组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来解决。在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你领会到如何继续使用“正确的”相似性。是什么使群体保持为群体？是什么导致群体分裂成各派别，或分崩离析？库恩的回答是：范式。他认为：“拒斥一个范式，而不同时接受另一范式，等于拒斥科学本身。”学者伊恩·哈恩对此的解读是：“他（托马斯·库恩）似乎在强调，倘若没有反常、危机和新范式这种模式，我们就会陷入泥潭。那样一来，我们根本不会获得新理论。对库恩而言，新奇是科学的一个标志；没有革命，科学就会退化。”科恩有一句名言：革命通过远离先前陷入重大困难的世界观而进步。这种进步并非朝向预定的目标，而是远离曾经运作良好，但已不再能处理自身新问题的旧框架。从这个意义看，科学没有绝对真理，其中一些真理是“社会建构”的。不否认，《科学革命的结构》存在相对主义的问题，特别是“旧范式”与“新范式”是否真的没法比出优劣，即是否真有“不可共量性”？但它启迪读者：科学需要持续的范式转移，一旦权力、集体偏执、情绪、道德、信仰等参与其中，将造成范式转移的失败，而失去革命性，科学就会退化。在人类历史上，科学退化绝非低概率事件，因为梅文鼎这样的“聪明人”一直都有，他们打着专业、科学、思考的旗号，却做着相反的事。他们特别擅长将新观点和旧需要嫁接起来，不断拿捏名词，随圆就方。成一事、建一楼，非千百人不可为，而毁一事、拆一楼，有时一人即可。这种宿命般的不对称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如何免于被它拖累，也许更值得深思。
参考资料
《〈四库全书〉之西学文献著录研究》，作者：郝君媛，兰州大学历史学2014年硕士论文。
《〈四库全书〉载录传教士撰译著作述论》，作者：陈占山，《文献》1998年2月，第244页—第257页。
《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作者：刘溪，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7年博士论文。
《论第一次西学东渐停止的原因》，作者：樊龙智，《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57页—第62页。
《“西学中源”说论证方式的历史考察》，作者：张明悟，《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0卷第6期（总238期），2018年6月，第108页—第114页。
《〈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半世纪回顾》，作者：苑举正，《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4期（2012）：5—23，第5页—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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