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中国教育时，哈里哈兰认为：“根据我在中文课堂上的亲身经历，很容易看出，中国教师可能比印度教师更受尊敬——学生必须温和提问，绝不能有质疑教师权威之嫌。”“在中国当教师绝非易事，研究表明，中国教师可能是世界上工作最过度的教师。虽然中国人尊重教师，但教师工资甚至比印度的一些同行还低……激励措施不足，是教师接受贿赂的原因——这对我们印度人来说，太熟悉不过了。”
在抗战中，许多教师难得温饱，依然坚守一线，图为美国摄影师卡尔·麦登斯拍摄的民国小学课堂。
15年前，山东省胶南市滨海街道办事处中心中学教师李霞在《教师节的尴尬和无奈》中写下这番话：每年，为了“隆重”庆祝教师节都要搞一场文艺演出，自己排节目给自己庆祝活动，既浪费时间又老（劳）心费力，真是没意思……我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儿童节儿童最辛苦（排节目为自己庆祝节日）、劳动节劳动人民最辛苦、教师节教师最辛苦……为什么不让过节的人自己支配节日，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3年后，据媒体报道，一个题为“要不要取消教师节”的调查走红网络，发帖人称，大多数回帖者建议取消教师节，理由有二：其一，学生给老师送礼。个别地区有腐败现象，教师节成了“送礼节”。其二，节日内容单调，参加者“用后即弃”，基本留不下多少印象，成了“走过场”。李霞说：“每年的教师节，无非就是表彰、奖励、模范教师经验介绍等，尤其是表彰的优秀教师又都是分名额、卡条件的。为了争个优秀，很多教师闹得不愉快，尤其是那些走关系、靠‘大树’得手的‘优秀教师’，更是极大地挫伤了我们的工作积极性。”以上说法代表性如何，是否已有改观，需调查后方可议论，但现代节日确实普遍存在着仪式与现实分离、概念与生活脱节的困境。初衷好，却没好的执行手段，成了“例行公事”“瞎糊弄”。教师节诞生于1931年，原本诉求清晰，即“改良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地位”和“增进教师修养”，可1949年前，已模糊成“尊师重教”之类大词。从“教师节”变迁中，可见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吃不饱，催生“双六节”
京沪教育界人士邰爽秋、谢循初、程其保等提出：“中国今日之教育人员，其所负责任至重，而社会责备至严，然其生活不安定，地位不稳固，更缺乏修养之机会，在在足以影响其事业，使不克尽其责任，此固教育人员之切身痛苦，抑亦全社会之重大损失。”提议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一是“取以双六名节，便于号召”；二是“学年将终，下学年计划方待确定之时，则吾人得贡献教育意见于教育当局，申诉苦衷于一般社会，冀得逐年改进也”。邰爽秋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家，1923年留美，入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战时教育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刘拥华教授旧藏）
动议源于“（教师）地位低微，直等佣雇，招之使来，挥之使去，司空见惯，不以为忤”。且分配不公，“大学教授大腹便便、高谈阔论，中学教员西装革履，而小学教师生活辛苦”。据学者任祖凤钩沉，1932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载，大多数乡村初等小学教师月薪仅10—15元，城市平均20—30元，与教授收入比为1:20，而欧洲仅是1:3至1:4。小学教师之间收入差距也很大，1930年，上海平均月薪95元，南京120多元，江西临川的公立学校教师最高22元，私立学校仅7元。到1936年，苏浙皖豫闽冀粤蜀等省小学教师平均月薪16元2角5分，最低年薪仅40元，“全国小学教师的待遇，可真微薄，而所过的生活，亦至惨苦了”。“双六节”推出后，引起广泛响应。1931年６月６日，在南京中央大学致知堂举行了第一次庆祝大会，国民党中央党部、监察院、内政部的官方代表也参与了，此外还有《时事日报》《申报》等媒体代表。邰爽秋等人诉求清楚，即“改良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地位”和“增进教师修养”，最后一条是为教师争取进修机会，因“（学校）对于修养不足之教师，惟知检定淘汰。其于被淘汰者，又多不谋补救。对于修养较深者，则畀以极繁重之课务，使其无暇研究。此种办法无异绝教师进修之路，而废弃其有用之材”。“双六节”体现出权利意识的觉醒，英国近代学者博瑞勋爵曾说：“下等民族虽然也有法律，但终究还是缺乏权利观念。由此推论，权利观念越强，民族越上等越文明；权利观念越弱，民族越下等越野蛮。权利观念有否，是野蛮与文明之分。”邰爽秋等人试图沿着现代文明的大方向，切入议题。也有媒体对“双六节”不满，认为：“盖凡为纪念日，必有足资纪念之历史事实，今人一念此日，饮水思源，发生无限之热情与好感，而双六节则空无所有也。”称它缺乏历史依据。1932年，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视学的李步青呈请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定6月6日为教师节纪念日，通令全国庆祝，但教育部回函称：查学校教师如自动择定年中某日作纪念日，以便各地教师，于是日聚会纪念，并引起国人对于教育事业之重视，用意至善，自属可行，惟有本部定期通令全国举行庆祝一节，未便照准。
民国政府教育部不干预、不支持，因为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0-0▌智者磨破嘴皮，不如莽汉“想当然”
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小算盘是：将祭孔与教师节结合起来。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去世后，鲁人“立庙于旧宅，守陵庙百户”，隋代已入国家祀典，直到明代，学校才普及祭孔之礼。清雍正五年（1727年），上谕：“至圣先师孔子师表万世，八月二十七日为圣诞之期……自大内至王公文武各官以及军民人等，均应致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永著为令。”至此，孔子生日成全国性节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祭孔的意见不一。蔡元培认为“祀孔典礼，已经明令废止，毋庸举行”，他指出：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生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当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亟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为此令仰该厅长、校长、局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勿违。蔡元培先生曾撰《孔子的精神生活》，称赞孔子“何等的伟大”，但也清醒地指出，所谓“颠伦常”，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与臣的关系在中国已不再适用，其余诸项，小学课本已论甚详，大学讲堂无需讲论更多。
蔡元培是最早提出“劳工神圣”的思想家，认为劳工也可以是教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提出：“士化为工可以为师。六六节的本义在重师，若是把它拿来维护士大夫的地位便是开历史倒车了。教师节的意义在化工为师。”他们对1920年起“孔教会”鼓吹“尊孔”高度警惕，不愿将“双六节”庸俗化。中国以道德信义为治，崇孔道而隆孔祀，垂数千年。总理（指孙中山）在时，至为服膺敬重，固常见诸言论刊在遗书者也。国人信仰总理，即当以总理之心为心。对于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何容忽视！
还有人攻击蔡元培说：“盖孔子道集大成，极广大而尽精微。非自惑诞妄之徒，无不心悦而诚服。夫以人民与帝王相与崇拜之人，始于弟子之奉祀，而及于全国，既有国家，有政府，有秩序，则祀典之由国家主持，亦势所必然。彼其徒，心存无政府，不知有国家与秩序，遂不暇考据祀典之事实，妄谓帝王牢笼士子而设。”何健（1887—1956）在民国时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仇视农民运动，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后，何健指使下属疯狂屠杀，1949年随蒋赴台，不久病死。
蔡元培是从教育的角度看孔子。孔子是教育家，但他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育理念等已不适应现代需要。现代社会是祛魅的社会，靠专业度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像传统那样，误以为靠提高公众道德水准，来推动社会进步。孔子主张“君子不器”，忽视实用技术和逻辑，且缺乏平等观念，难以导向现代人格。何键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孔子。他认为孔子的学说有利用价值，孙中山曾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推重孔子，等于推重孙中山。何键以为，尊孔能增加凝聚力，提高民众的道德感，却拿不出任何实证，仅靠“想当然”当论据。▌形禁势格，争权利变成绝对服从
1937年，国民党《中央日报》开辟“京教师节与良师兴国运动专刊”，大力报道“双六节”，这一年，陈立夫参加“双六节”庆祝大会，“双六节”被官方认可，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因为1936年—1937年间，教师们结合“双六节”，发起“良师兴国运动”，当时华北局势危急，民国政府急需笼络人心，“良师兴国运动”犹义和团“扶清灭洋”，在诉求上大幅后退，变成：提高待遇、改善生活等要求统统被取消，无条件服从官方意志。可2年后（1939年5月），南京民国政府正式宣布，以孔子生日为教师节，“每年八月二十七日为教师节，既以表彰圣德，亦以振奋群伦”，“原有之‘六六’教师节，则自本年起，不再举行”。陈立夫本名陈祖燕，字立夫，毕业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采矿系，1925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后从政，出于“理论的斗争”的目的，他推崇孔子，提出：“时至今日，这媚外心理，还是我们最可忧虑的一件事，文化复兴运动，亦就是一个自信自强运动，要自强必先要有自信，而自信必先要自知，自知才能不自大亦不自卑，而能创造与改进，我今天所以要选择这一个题目来和诸位讲讲，亦就是为了解吾国文化必先要了解孔子。”逻辑混乱，用树立假想敌、阴谋论和诛心术，参与讨论，已失学术价值。
取消“双六节”，借口是“教育与政治不可分割、公民道德重于传授知识、集团主义替代个人主义”，“吾人追念民族文化之渊源，深维国家事势之迫急”，想用孔子重视的“华夷之辩”，为抗战提供理论依据。据学者朱文哲钩沉，早在1934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已有把孔子生日设为教师节的打算。这一年，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伧4人提议，将孔子诞辰纪念日改为阳历8月27日（孔子生日有多种说法，至今学界意见不统一）。提案当年通过，定为“国家纪念日”，形成具体仪式：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总理造像及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六、主席报告纪念孔子之意义；七、演讲；八、唱孔子纪念歌；九、奏乐；十、礼成。国民党中央党部甚至规定了孔子像摆放位置，即: “应置于总理像前之案桌上。”这些仪式均从政治会议中抄袭而来。1939年，孔子诞辰纪念日与教师节合并，这套枯燥、与实际生活关联少的模式，又成了教师节的规范。民国政府教育部言之烁烁：我大至圣先师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宏规，为万世人伦之师表，在中国文化学术与民族历史上，固已金声玉振，继往开来，即在世界历史上，亦若景行高山，为后人之所向往。际此民族复兴，期止至善，允宜恭籍诞辰，定为佳节，冀于兆民康乐之中，深寓景仰至圣之意。谨拟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为教师节，既以表彰圣德，亦以振奋群伦。对此，胡适先生批为“可怜而不可恕的”，他指出，“现代政府的责任在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正确知识，消极的防患除弊，积极的兴利惠民”，尊孔则离题万里。蒋介石未必不明白这一点，但他既想维持局面、装道德正确，又拿不出真金白银，只好用尊孔唱高调，用道德冒充干粮。确实，民国大学教授收入较高，但有特殊原因。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权力合法性动摇，只好将北京包装成“文化古都”，政府投资创办了一批大学、研究机构，提供了数百个高薪职位，这是抄袭当初俄国、日本等“用文化对抗文明”的旧套路，通过强调“自身文化特殊性”，拒绝引入现代治理工具，确保自己持续攫取利益。高薪职位数量有限，引发恶性竞争，法日派（曾留学法国、日本）与英美（曾留学英国、美国）派势同水火，后起者难有机会。辜鸿铭、林纾、黄侃、陈独秀、朱希祖、汤尔和等离开北大，均与此相关。大学教授收入虽高，但不宜夸张。一是工资常被拖欠，二是据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袁世凯请他当部长，许以月薪2000大洋，他还抱怨不如开律师事务所收入高，相比之下，鲁迅们的收入不算高（1927年，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时，月薪是500元，但当时国民党师长的月薪是800元）。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历史只留下负面经验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据张瑞德先生《山河动》一书钩沉，因在战争中超发货币，中国成“二战”中通胀最严重的国家，到1945年6月，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在大通胀中，损失最大的是军公教人员。工人也有损失，战后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81%，农民相当于87%，工农可以物易物，独立于货币经济之外，教授则无可奈何，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12%。国民党政府拿不出钱，只好反复调戏教师节，要求教师节的主题聚焦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中心信仰，将孔子、孙中山思想、新生活运动结合，立儒廉顽，造成时势；坚苦卓绝，死生以之。”到后来，国民党连办教师节的钱也拿不出来了，连政府官员都开始抱怨：“说好听的，（教师节）只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小小安慰，在物质上，依然是穷愁潦倒。说不好听的，这种会开不开不济什么事？”1947年，南京办教师节，因无钱奖励优秀教师，只好向社会募捐，外文媒体嘲讽说，这不等于把优秀教师当成乞丐了？1939年后，国统区已无“双六节”，但解放区不认可孔子诞辰日的教师节，依然保持着“双六节”。1951年，出于“教师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考虑，周恩来总理提议，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发表书面谈话，废除“六六”教师节，并入“五一”劳动节。1984年12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王梓坤教授产生了设立新教师节的想法，他后来对媒体表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一起床就突然想到，老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到办公室后，他马上给《北京晚报》打了电话，第二天，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简讯见报，其中有“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的活动，该月的一日即定为全国教师节”，这是关于新教师节的最早文字记录。1985年1月，倡议被正式批准。教育家王梓坤先生，作为新教师节最早倡议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印象最深的一个教师节：在全校师生庆祝大会上，学生们打出了一条横幅，上书“教师万岁”四个大字。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一幕，依然很动情：“我感动万分，也非常骄傲！”
2013年9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教师法修订案》拟将现行教师节由“每年9月10日”改为孔子生辰的“每年9月28日”，似未成定案。曾在中国留学的印度学者哈姆西尼·哈里哈兰对中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印象深刻，她写道：中国有句名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传统的制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在这种制度下，教师要为学生的道德福祉负责，应成为道德楷模。在评价中国教育时，哈里哈兰认为：“根据我在中文课堂上的亲身经历，很容易看出，中国教师可能比印度教师更受尊敬——学生必须温和提问，绝不能有质疑教师权威之嫌。”“在中国当教师绝非易事，研究表明，中国教师可能是世界上工作最过度的教师。虽然中国人尊重教师，但教师工资甚至比印度的一些同行还低……激励措施不足，是教师接受贿赂的原因——这对我们印度人来说，太熟悉不过了。”哈里哈兰还提到，中国教育变化很大，如今学生可向上报告老师的教学内容。从1931年到1949年，教师节的变化堪称戏剧性，几点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权利的声音在现实需要面前，常被遮蔽、被中断，很难长时间保持。其二，负面传统会借口道德，谋求存在感，但它们并未带来更道德的结果。这段历史对思考“如何让教师节更有趣，更有生命力”有参考价值，但到目前为止，历史只表明“怎么做是不行的”，而“怎么做是行的”，还需进一步摸索。参考文献
《教师节的尴尬与无奈》，作者：李霞，《基础教育》月刊2007年第9期，第35—36页。《有必要取消教师节吗？》，作者：边群，《理论视野》2010年9月，第63页。《民国时期“六六”教师节初探》，作者：李风华，《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第88—93页。《民国时期教师节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作者：王筱宁，《兰台世界》2015年3月上旬刊，第32—33页。《从职业困境到政治需求：民国时期教师节的国定化》，作者：任祖凤，《教育学报》第11卷第2期（2015年4月），第122—128页。《符号、仪式与认同：民国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作者：朱文哲，《天府新论》2015年第4期，第85—92页。《王梓坤教授：“教师节”最早倡议人》，作者：练玉春，《基础教育》月刊2006年第9期，第36—37页。《南京国民政府与教师节的演变（1931—1949）》，作者：朱文广，《兰台世界》2016年第14期，第139—141页。亲爱的读者们，我们的读者交流群成立了，欢迎扫码添加客服，备注“进燕京书评读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