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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普沃斯基:美国民主面临怎样的危机?

燕京书评 2022-09-21

作者︱亚当·普沃斯基(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
全文共3278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美国的民主是这样一种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金钱可以畅通无阻地影响政治。美国的联邦制让中央政府有效地进行治理变得非常困难。

                    

美国国会大厦。(来自网络)

 

近日,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 亚当·普沃斯基的《民主的危机》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兴起、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震惊全球的2021年美国国会暴乱等。西方民主正面临重大危机,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民主研究泰斗亚当·普沃斯基对民主制度的过去、当下和可能的未来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探讨了民主制度面临的诸多挑战。他认为,经济不平等、政治危机、政党的极化,以及有缺陷的制度安排等,都会危及民主,甚至导致民主政体的垮台。经出版社授权,燕京书评看法了本书的中文版序言。
 

《民主的危机》

作者:[美]亚当·普沃斯基 著   周建勇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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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考察了民主政体可能发生的危机的证据。民主政体是指一种制度安排,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不同群体间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冲突,主要通过政党被组织起来,并且主要经由定期选举而加以处理。
 
这一体制最早出现在美国以及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多数人,无论政治右翼还是政治左翼,包括马克思在内,均认为:民主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所以民主无法与资本主义共存。

这种可怕的预言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民主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好好地存活了超过一个世纪,而且,尽管比较缓慢,还在向世界大部分地区扩展。然而,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的共存总是充满了各种紧张,而且民主体制经历了许多的危机,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两次大战期间。因而,本书探讨的问题就在于,(民主政体)当前的危机是否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危机,以及,当前的危机对于各民主体制的存续而言有多危险。
 
本书提供了在某些方面全新的、正在发生的证据。传统的政党体制一在许多国家为中左翼政党与中右翼政党所支配的政党体制—一正在崩溃。政党提出的各种极端化的解决方案与日俱增。民众对代议制机构的信任急剧下滑。这种不满深植于过去四十年的经济趋势中:穷人当中大约一半人的收入已然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在许多国家都加剧了,而且重要的是,许多人不再相信其后代的生计将好过自己。然而,人们不应当仓促得出民主濒临崩溃的结论。其一,在政治光谱上并没有提出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之蓝图,这与两次大战期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二,不同的民主体制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区别。
 
需要对美国进行单独评论。对许多人来说,当他们想到民主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然而,就算民主在美国运转不好,与其他国家如德国、西班牙、智利或者韩国的民主相比,美国的民主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大。美国是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而且美国把自己视为独一无二的(exceptional)。然而,就算美国的民主独一无二,它也并不总是最好的。美国的民主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获得少数普选票就能被选为总统的总统制民主,就像2000年和2016年发生的那样。美国的民主是这样一种体制:在这一体制下(进行)宪法改革极为困难,这就意味着,它的各种制度无法适应变化中的经济形势、人口统计形势和社会形势。美国的民主是这样一种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金钱可以畅通无阻地影响政治。美国的联邦制让中央政府有效地进行治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当下看来,美国社会在各种政治分割线上的极化均十分尖锐,这种情况在其他许多民主国家中就不存在:这些民主国家已经成功地纠正了其政治制度过去的不足(weaknesses),用有效的治理平衡了不同团体的政治代表,并且对受经济转型影响最深的群体提供了经济保护。因而,虽然有可能危及民主的一些趋势广泛存在,但特定的民主体制的回应并不相同。
 
民主当前的危险是双重的。民主政体的第一重危险在于,现任政府将会使用它们的制度性特权(prerogatives),以提高政策制定中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在多数的支持下巩固其自身在政府中的地位,这些多数更在乎当前政策的结果胜过在乎保卫民主制度:这就是“民粹主义”危险。民主政体的第二重危险在于,不同群体的各种冲突变得非常紧张,以至于选举的输家将不承认他们的失败:这就是“极化”危险。
 
要想理解之于民主的这些威胁,我们需要把最近经历的“民主退步”的教训置于历史视角下。历史上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对“专断”(despotic)统治、“寡头”(tyrannical)统治或者“独裁”(autocratic)统治的回应。这些民主政体的制度体系旨在防止当政者攥权在手(holding onto office)却无视民意(popular sentiments),或者防止当政者采取限制个人自由的各种措施。由此产生的制度体系各不相同,但无论在何地,目标旨在设计一种体制,在该体制下,政府的任一组成部分都想要避免、而且有法子避免任何其他部分篡夺权力。立宪主义之父孟德斯鸠(1995[1748]:362)坚称:“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万物之性情(disposition)而言,有必要以权力来阻止权力。”或者,在经常被人们引用的麦迪逊的一段话中(《联邦党人文集》第51章):“防止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万全之策(great security)就是,给予各个部门的那些主官们必要的宪法手段和个人动机,以抵制其他部门的侵犯…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权力分立的后果就是“有限”(limited)政府或“适度”(moderate)政府。


《政党与民主》
作者:(美)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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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制衡足以维持权力平衡,并非所有人对此都深信不疑。但是,如果这些内部控制失败了,如果政府公然做出了违宪的行为,人们将会起而革命,以恢复宪法的原状。孟德斯鸠(1995:19)就认为,任何权力,一旦违反根本法,“一切力量都会团结起来反对它”;这将会是一场革命,“革命不会改变政府的形式,或者改变政府的结构:因为为自由所塑造的革命只不过是自由的一种形态”。按照这一传统,温加斯特(Weingast,1997,2015)认为,如果某个政府想要公然违反宪法,越过了这条“明显的分界线”,公民就会群起而反对它,而预料到这种反应的话,政府就不会违宪了。费伦(Fearon,2011)认为,如果政府不再举行选举,或者如果政府做出公然欺诈的行为,公民同样会群起而反对它。因此,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的结合,将使民主制度在面对“权力的侵犯性”(encroaching spirit of power)(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8章),即政治家对持久且无限的权力的渴望时坚不可摧。
 
这就是我们继承下来的关于民主的看法,而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去质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目睹了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AKP)政府领导下的土耳其、查韦斯(Chavez)和马杜罗(Maduro)治下的委内瑞拉、第二任青民盟(Fidesz)政府领导下的匈牙利、第二任法律与公正党政府领导下的波兰、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治下的印度、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治下的巴西,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从这些经历中,我们吸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民主制度可能无法提供——让它们免于被遵守宪法规范且定期选举的政府所颠覆的——各种自保措施。民主的去巩固(deconsolidation)无须通过违反宪法来实现。而且退步的政府享有民众持续不断的支持。公民凭自身就能有效地威胁犯了反民主罪的政府,并阻止政府走上退步之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乐观主义毫无根据。这一观点基于如下假设:当政府的一些所作所为公然威胁自由、违反宪法规范或危及民主时,人们将团结一致反对它。然而,即便当人们看到了政府的上述行为,或者即便人们看到却可能无法评估这些行为的后果时,他们可能不会对这些违规行为做出反应。而且,如果市民们无法阻止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合法步骤,等政府恣意妄为时再想阻止可能为时晚矣。
 
我们应当关注之于民主的这些威胁,但民主的未来却不会未卜先知:它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我希望中国的读者将从本书了解到:民主有其优点和不足,民主体制在过去也曾经历了曲折起伏,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民主政体不尽相同,一些民主政体运转良好,而另一些民主政体却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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