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电影《布拉格之恋》中的斯宾娜，"荡妇"的代表人物，她是男主托马斯的情人。该电影改编自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虽然深度和广度没有原著优秀，确实但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一直以来，我们喜欢思考一个问题，人性本来到底是恶的还是善的。政治学者尤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根据人性的心态去设计制度大概是最有效合理的路径。《道德动物》这本书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真的有所谓的天性吗？男女DNA之间的差距是否存在。男女之别，天性和道德有没有可能是古老的社会和人类共同作用，然后留给我们现代人的结果。那么如果道德是后天被塑造出来的，我们还应不应该以遵守道德为美德，道德的标准呢是否应该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
在很早的时候，道德观念就成了怀疑的主题。不同社会的民众有着不同的关于什么是善与正当的观念。每个社会的习惯和法都不一样，就是一个社会内部时代不同习惯和法也有不同。斯多葛学派说，有某种为所有人共同具备的普遍理性，它引导所有人达成关于人的权利的普遍意共识。怀疑派在理论和事实上对此都加以质疑，他们说，没有证据证明所有人都赞同。在道德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知识，只有意见。斯多葛学派曾论证说，在某些问题上，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不可抗拒的知觉”。可悲的是，一种意见无论多么强硬地坚持，它毕竟还只不过是一种意见，我们也可以用更多的证据去支持一个与它正好相反的意见。当人们采取了独断论的立场时，他们的结论在他们自己看来总是不可抗拒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们的认识是真实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的发生在男女性权利问题中。▌男女之事如何说清？
从关于性的进化观点中浮现了一个较为乐观的观点：人类是配对结合的物种。其中最夸张的说法是，男人和女人注定要终其一生追求情感深厚、彼此唯一的爱情。这种说法显然没有回顾原始社会我们人类祖先的情况。基于人类男性现在的社会习惯，以及基于绝大部分野蛮人的一夫多妻制，最可能的结论是原始人最初居住在小社区，每个人都会尽力多娶妻子。或者他干脆与几个妻子单独生活在一起，像大猩猩那样。诚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人质疑历史并不长久地一夫一妻制，认为传统但并不古老的婚姻制度就要破产了。但是，宣扬open relationship或多夫多妻制度的理论也并不成熟，最大的问题是不受众多的女性欢迎。那么为什么人类女性通常对自己的配偶忠诚呢？（如果你相信她是的话），因为对配偶的高度忠诚会让人类女性在动物王国中成为典型的少数派。虽然大部分雌性动物不会像雄性动物那样性放纵，但她们也不会过分假正经。雌性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偶尔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性欲机器。在解释为什么人类女性会如此贞洁时，人类学家莫里斯诉诸早期狩猎-采集社会的劳动分工。他认为，前提是男性要保证，但他们保证离开伴侣外出狩猎时，伴侣依然会对他们保持忠诚。可是，就因为女性发展出忠诚的倾向以符合男性的繁衍利益，自然选择就帮助男性迫使女性做出必要的甚至DNA上的改变？莫里斯并没有给出答案。威廉斯在1966年强调，好的进化分析关键在于要集中关注基因的命运。如果一个女性的“忠贞基因”或者“不忠基因”能通过塑造她的行为而将自身复制到大量的后代身上，那么这个基因当然会发扬光大。在此过程中，到底这个基因是与她丈夫的基因集合，还是出轨与邮递员的基因结合，都不会有什么关系。对于自然选择来说，两者都是一样的。我们或许不懂基因科学，但我们一定懂得不同的行为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后果和影响，如果“自私”的基因通过某个行为——比如出轨的性价比高低来决定自己的去留。那么这种基因一定是不稳固的，想想初中课本学过的工厂附近的黑白色蝴蝶在短短一百年内的变迁。当然，人不能全然的跟动物或昆虫对比，人类社会有更大的体量和惯性，一个制度的形成和消解都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漫长的一生去努力的痛苦追求，纠结，反复放弃等等。但实际上不是我们在纠结，而是我们的DNA与漫长进化中的社会属性在做决定的过程中纠结。虽然但从进化的角度去看待道德和基因并不是万金油。但有一些思维确实已经随着某些社会的固有形式印在了我们的DNA里。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6-01一个因素是后代的脆弱性。一般的雄性策略是四处游荡、引诱异性、交配后抛弃配偶继续寻找新目标，这导致后代会被吃掉，也不太利于雄性的基因传播。当我们的祖先从森林迁移到热带稀疏大草原，他们必须面对凶残敏捷的捕食者。对未成年人来说，这还不是唯一的新危险。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行走姿势也渐渐直立，于是女性的身体结构开始面临一个悖论：直立行走意味着骨盆变小，产道变窄，但胎儿的头却大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相对其他灵长类动物，人类胎儿要更早被生下来的原因。从很小的时候，小黑猩猩就可以做到在母亲走动时仅仅趴在母亲身上，而不对她的双手产生任何负担。人类的婴儿则会严重妨碍母亲获取食物，并且在之后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是一块生活不能自理的“肉”——捕猎者的最佳选择。同时，随着雄性投资所取的遗传收益现渐增加，投资成本也在下降。狩猎在我们进化中演了重要角色。男人更容易获得足够多的蛋白质类食物、养活一个家庭是完全可行的。相对于素食动物、一夫一妻制在肉食哺乳动物中更普遍，这应该不是巧合。随着人类脑容量的变大，大脑与智力发育可能更多依赖于早期的文化教养，而双亲家庭的孩子会比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具有教育优势。就像惯常那样，自然选择似乎又采取了这种最佳成本一效益方案，并将其转化为情感，特别是“爱”的感觉。不仅仅是对孩子的爱，建立一对牢固父母组合的第一步是让男女发展出强烈的相互吸引。父母双方为孩子倾情付出后而收获的遗传收益，才是男人和女人会坠人爱河并长久迷恋对方的原因。然而直到最近，这种说法还属于异端邪说。“浪漫的爱情”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有报告称，在某些文化中选择配偶无关于个人感受，性活动也不产生任何情感负担。但后来一些人类学家注意到引”背后的达尔文主义逻辑，于是重新审视这一现象，而类似的报告也开始受到质疑。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无论你把他想象成男人提出，还是女人自己对自己的发问，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但说话人的语气大概是截然不同的。对于雄性来说，求偶就是广撒网以传播自己的基因，然而雌性可能会需要时间来（无意识地）评估对方的基因质量，她可以通过直接检视或让雄性互相争斗的方式，也可以权衡一下对方携带疾病的可能性。为什么女人要对男人如此严格的考察？仅仅因为女性是生产的载体吗？高亲代投资的雄性不就注定会定居下来、买栋房子并且周末修剪一下草坪吗?考虑到这一点，为什么还要如此谨慎？关于“爱和“配对”这些概念于是产生了第一个矛盾的地方。相对于低亲代投资的性，高亲代投资的雄性反而更容易背叛雌性。正如特弗斯所指出的，“雄性的最佳策略是一种混合策略”。即使长期投资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但勾引和抛弃有时也具有基因意义，只要这行为不过多占用雄性投资在后代身上的时间与其他资源。雌性厌恶被利用，而雄性热衷于利用，相互冲突的目标会引发一场进化上的军备竞赛。自然选择可能会青睐那些善于在忠诚方面欺骗雌性的雄性，同时又青睐那些善于发现欺骗的雌性;一方做得越好，另一方也紧追不舍。这是背叛和警惕的恶性循环--虽然对于一个情感足够微妙的物种来说，它可能表现为温柔的亲吻、呢喃的情话和天真的顾虑。不过，从理论的层面上去推理，这很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抛开所有理论猜测，只凭借具体证据来窥见亲吻和示爱背后的阴暗面，这是一件多么勾心斗角的事啊。一项研究发现，相比女性，男性更倾向于夸大自己的善良、真诚以及可靠程度。策略性投资最大的特点就是，会随着背景和行情的变化而变化。如唐纳德·西蒙斯所指出的，在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每个能娶到老婆的男人都会选择结婚，而每个女人也都在适孕年龄就结婚了。那个时代可能没有太多形单影只的场景，你可能偶尔会看到单身少女的画面，她们可能发育还未完全成熟，尚无法生育。西蒙斯认为，现代风流单身汉的生活方式--年复一年地引诱女性后又将其抛弃，不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成为持续投资的对象-并不是一种进化而来的特殊的性策略。当你把男性思维以及他们对性伴侣多样性的偏好放在一个装配了避孕技术的大城市里，就会出现这样的生活方式。在祖先环境中，也没有多少女人在一夜情后独自坐在那里咒骂“男人都是人渣”的景象，不过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理由去提防那些夸大承诺的男人。狩猎-采集社会也会发生离婚;男人在养育一两个孩子后就离开家庭，甚至可能搬到另一个村子去，而一夫多妻制通常是一种选择。一个男人可能会发誓，他的新娘会永远占据自己生活的中心，然后，一旦结了婚，他却会花一半时间去追求另一位妻子--更糟糕的是，一旦成功了，他可能会把资源从第一个妻子的孩子身上转移走。考虑到这样的可能，女人的基因利益要求她尽早仔细地检查男人是否忠诚。总之，衡量男人的承诺是否靠谱看起来确实是人类女性心理学的一部分，而男性心理学似乎有时真的倾向于鼓励自欺欺人。男性的承诺是限量供应的，每个男人能投在后代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只有那么多--这就是人类女性为什么能够违背动物世界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原因。在低雄性亲代投资动物中，即在大多数有性繁殖的物种中，雌性彼此之间不存在太大的竞争关系，即使许多雌性共同倾心于一位基因优良的雄性，他也可以并很乐意满足她们的心愿，因为交配并不会花费太多时间。但在像人类这种高雄性亲代投资的动物中。雌性的目标是独占理想伴侣，将其社会和物质资源投在她的后代身上，所以势必要与其他雌性发生竞争。换句话说，高雄性亲代投资使得性选择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发挥作用:雄性要相互争夺稀缺的雌性卵子，雌性也要相互争夺稀缺的雄性投资。丈夫射精的多少只取决于他距离上一次做爱有多长？男人射出精子的数量在很大程度取决于配偶最近离开他视线的时间。第三个问题，男人不想要什么？当我们问起女人时，会问她们想要什么，但如果问起男人，结合我们上面的讨论，你最好问他们不想要什么？答案很简单，可能也有很多读者能够猜到——绿帽子。女性担心的是配偶未来会收回投资，男性担心的则是自己的投资不得其所。如果一个男人花费时间抚育别的孩子，他的基因将不久于世。特里弗斯在1972指出， “会进化出一些适应机制，能使雄性确保雌性生出的孩子是自己后代”。以上观点当然都是理论假设，但与男对女的爱有时是静巧的自我欺骗”这个理论相比，它更容易被检验。从达尔文主义看，如果男人最大的威胁是被“戴绿帽子”，而女人的威胁是被遗弃，那么两性的性候妒应该是不同的。”男性更在乎的是配偶的性背叛，他们一般不会原谅这种行为:女性当然也不会为配偶的婚外性行为而喝彩——毕竟她们在其中消耗了时间和精力，但她们更在乎的是配偶的情感背叛，尤其是担心自己的配偶对其他女性许下承诺，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将更多资源转移走。这些预测已经被无数的日常经验和过去几十年的大量实验数据所证实。最让男人抓狂的事就是想到自己妻子和另一个男人躺在床上但他们不像女人那样会纠结配偶是否对他人产生情感依恋，或配偶是否再花时间关注自己。对妻子而言，丈夫的性背叛也会给她们带来心理创伤，她们会做出激烈反应，但长期后果却往往是一场自我改善运动:减肥、化妆、“把他赢回来”。丈夫对妻子性背叛的反应则是暴怒，甚至在风波平息后，他们也经常难以与出轨配偶维持长久关系。以往女人总是用“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俗语来解释这个区别。在继续解释“绿帽阴影”之前，我们或许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女人要对配偶不忠？这样做并不会增加她的后代的数量，而且还要冒着激怒配偶、失去配偶投资的风险。什么样的汇报能证明这种赌博合理呢？答案真的是为情所困吗？事实上，如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的潜意识中非情的部分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首先要考虑生物学家所说的“资源抽成”。如果人类女性像雌性蝎蛉一样，能通过性换取礼物，那么她的性伴侣越多，得到的礼物就越多。我们能从灵长类近亲那里看到这种行为逻辑。雌性倭黑狂猩往往愿意用性来换取一大块肉。黑猩猩的“食色交易”没那么直白，但也显而易见，当雌性黑猩猩露出代表她正处于排卵期的红色肿胀阴部时，雄性黑猩猩更有可能把肉分享给她。当然，人类女性并不公开宣传自己的排卵期。一种理论认为，除性排卵”是一种适应机制，作用是扩展女性获取资源的机遇。男人也许在女人排卵期前后向其赠予礼物换取性方面的回报，他可能充满愉悦，但毫无“结果”。女人会与不止一个男人交媾的另一个原因-隐性排卵的另一个优势--是为了让多个男人认为，他们可能是某个孩子的父亲。雄性叶猴是另一个极端，他们会为了打破“性僵局”而杀死其他猴子的后代，这是他们与幼猴母亲交配前的序曲。毕竟这样做可以直接结束雌性叶猴对幼猴的喂养，并让她恢复排卵，将精力集中在未来的孩子上。另一个原因为人类学家萨拉·布拉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解释女性出轨的“后代困惑”理论。第三种 “两全其美”理论，这个理论不再仅仅以雄性亲代投资为依据，所以特别适用于已婚女性。在高雄性亲代投资的动物中，雌性追求的两大目标是良好的基因和持续的高投资。她可能无法在一个对象身上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个解决方案是欺骗一个老实忠诚但不是特别强壮聪明的配偶来抚养另一个雄性的后代。这一次，隐性排卵又要派上用场，为背叛提供便利。如果女性的排卵期显而易见，那么男性很容易就能防止自己的配偶怀上竞争对手的孩子。但如果排卵期并不固定，男性对配偶有针对性的监督就不太可能实现了。当女性想从一个男人身上获得投资而从另一个男人身上获得优良基因时，她会非常需要制造出这种混乱。当然，女性可能不会有意地“想要”这么做，她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排卵期，但某些行为却会与排卵保持一致。理论如果过多涉及潜意识的诡计，也许听起来就会聪明过头了尤其是对于那些并不习惯自然选择的悲观逻辑的人来说。但有证据表明，部分女性在排卵期会有更活跃的性生活。另有两项研究发现女性在排卵期前后去单身酒吧时会使用更多的首饰与化妆品。这些装扮似乎与黑猩猩肿胀的生殖器具有同样的广告价值，它们有助于吸引更多男性供女性挑选，而部分穿着妩媚的女性也确实倾向于在晚上与男性发生更多的身体接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7-01
▌有两个女人朝我走来，一个叫高尚，另一个叫做淫荡
大约三千年前，赫拉克勒斯（Herakles）经历过青春期的情感骚乱之后，离了婚，过起自在的独居生活，以便把自己下一步生活之路的走法想清楚。那个时候，还没有婚姻法一类的法律，所谓离婚，不过就是婚姻中的任何一方说一句“我想离开你”。赫拉克勒斯并没有打算过独身的生活，他不觉得那是完整的生活，而只是自己人生旅程中一个临时的僻静处。同年夏天，赫拉克勒斯坐在自己人生僻静处的树下读荷马的《奥德修斯》，见到两个女人朝自己走来。赫拉克勒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两个女人将是自己要面对的两条不同的生命道路，一条通向美好，另一条通向邪恶，尽管两条道路的名称都叫幸福。讲这个“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故事的希腊智者普罗狄科（Prodikos）说，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不小心与某个女人在某个未经约定的沉溺之时偶然留下的一道生命痕迹。由于赫拉克勒斯生得过于偶然，宙斯给了他一项在世使命：消除人世的一切不幸。这个名为“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两千多年前就经过了三个人转述：普罗狄科讲给苏格拉底听，苏格拉底讲给自己的学生色诺芬听，色诺芬又讲给自己的学生听。 苏格拉底讲给色诺芬听时，没有讲普罗狄科如何讲赫拉克勒斯最终的选择，而是用“你应该与阿蕾特一起”的道德指令结束了故事。卡吉娅和阿蕾特本来都不是女人的名字，而是专有道德名词：希腊文卡吉娅的意思是“邪恶、淫荡”；阿蕾特的意思是“美德、美好”。本来，就肉身的天然体质来说，这两个女人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差别。经过苏格拉底的叙事，卡吉娅的身体向赫拉克勒斯期许的感官的适意、丰满和享受就成了“邪恶、淫荡”，阿蕾特的身体期许的辛劳、沉重和美好就成了“美德、美好”。这种二分法延续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男人也将女人分成两种，不是圣母便是荡妇。如果可选择的女性过往性经历有所不同，而性关系混乱的女性以后更不容易成为对丈夫忠诚的妻子，那么自然选择就会促使男性在择偶时对她们区别对待。作为短期性伴侣的话，性乱交的女性会非常受欢迎，而且从实际上也更可取，因为与她们发生关系会更容易。但她们不是合格的妻子候选人，因为男性会为在她们身上的投资感到担忧和怀疑。自然选择会使用什么样的情感机制--复杂到对一个人既爱慕又厌恶--来让男性不可捉摸地遵循这种行为逻辑?正如唐纳德·西蒙斯所指出的，其中一种备选机制是著名的“圣母-荡妇”二分法，即男人倾向于用“把女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他们敬爱的，一类是他们只想与之上床的。我们可以把男人求爱想象成他们对女人进行归类的过程。测试程序大致如下。假定你找到一个在基因上很适合投资的女人，先多花点时间和她在一起。如果她看起来能接受你，但在性方面屡屡回拒，那就坚持追求她。另一方面，如果她看起来对立刻发生性关系充满期待，那就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她。但如果这么容易就上床了，你或许就想将对她的策略从投资模式转为剥削模式。她的热情意味着她也许永远是一个容易被引诱的人，对于妻子角色来说，这不是一个可取的品质。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对性的渴望并不意味着她永远是一个容易被引诱的对象，也许她只是觉得无法抗拒眼前这个男人的魁力。但是，如果女人顺从男人的速度和她以后背叛他的概率之间存有粗关性，那么从统计学上来说，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事关未来遗传的有效线索。面对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自然选择还从了概率。再给这一策略增加一点残酷性:男性实际上可能会鼓励女性过与自己发生性行为，而他最终又会因此惩罚对方。还有什么更好的法来检验一个女人的自我约束品质?对于一个你可能未来会对其子进行投资的女性，这种自我约束可太珍贵了。而且，如果这个女人的方式去播种基因，和她发生性关系也就顺理成章。证明缺乏自我约束，在找到更有价值的投资对象之前，男性没有更按照极端病态的形式推演，圣母-荡妇二分法会使得男人无法与他敬爱的神圣妻子发生性关系。显然，这种“敬爱”是不可能被自然选择所青睐的。而更为普遍、温和的圣母-荡妇分类方式，的确是种有效的适应特征。它使男人对一个在性方面保守的心仪女性展示出自己甘愿为其付出的诚意，而这种诚意正是她在同意发生性关系前所希望看到的。它也让男人毫无负担地利用他们不想为其付出的女人将她们归为轻视的对象。这种将“随便”的女性视为道德上也低人等的归类法，恰恰是自然选择所偏爱的工具，尤其在战争中，它会被有效地使用。出于礼貌，男人有时会否认他们从不同角度看待随便与自己上床的女人。这很明智。承认自己这么想，听起来在道德上太保守。(甚至有时自己内心承认这一点，都会导致男人很难真诚地向女人做出那种“自己第二天早上起来仍然会尊重她”的承诺--而这种承诺正是前戏的重要部分。)不过，许多现代社会的妻子可以证明，在求爱初期就和男人上床并不会扼杀他的长期承诺。男人对女人忠诚程度的评价(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可能涉及很多方面--她的声誉、她对其他男人的看法、她看起来是否诚实等等。无论如何，即使在理论上，“将是不是处女作为投资先决条件”也不符合自然选择对男性心理的设计方向，找到处女之妻的机会因人和文化而异。根据狩猎-采集社会的情况来判断在祖先环境中女性配偶婚前是处女的概率相当低。在不同环境下尽最大努力遗传基因，这才是自然选择赋予男性的进化方向。虽然在过分循规蹈矩的维多利亚时期，一些英国男人可能对处女有执念，但“圣母-荡妇二分法”这个概念其实用词不当，毕竟男性择偶时实际的心理标准要更有弹性。当然，这种弹性总是有限的。雌性的性乱交超过一定程度后，雄性亲代投资就没什么遗传意义了。如果一个女人把每周和不同男人上床作为牢不可破的生活习惯，那么就算那个文化背景下所有女人都会做同样的事情，也并不能使她成为更合乎逻辑的理想配偶。在这样的社会里，从理论上来看，男人应该完全放弃亲代投入而只专注于和尽可能多的女人交媾，也就是说，他们处理两性关系的方式应该像黑猩猩一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米兰·昆德拉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月版
▌达尔文主义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第一， 一元二分。真正的男性和女性并不会是百分之百的男性和女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一个五大三粗充满雄性荷尔蒙的男性不存在，一个专心相夫教子百依百顺的女性也很难存在。人的性格是复杂的。正如我们上面所谈的，没有百分之百的斯宾娜，也就没有百分之百存在的特雷莎。社会和历史都是一个极富有动态的东西，投资成本与收益可能像股票一样在一天之内跌宕起伏。第二，过于绝对的服从了因果论。其实因为所以的逻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具有随机性和短暂性。无疑，我们的身体里含有一些远古祖先遗留给我们的DNA。今天我们看了这本书，想明白了自己的绿帽阴影不过是无聊的算计和DNA作祟，但好巧不巧，我爱了多年的女人背叛了我，我能否抗拒几年的感性和几千年社会的惯性去和几万年的绿帽阴影抗争吗？一个人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这是一句极富有道理的老话。第三，达尔文主义对道德的审视和分析遗忘了宗教和道德对于人们的另一重意义——即反道德。
▌维多利亚时代与反道德
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前接乔治王时代，后启爱德华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与爱德华时代一同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它的时限常被定义为1837年至1901年，即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的统治时期。此长时期的和平，繁荣得以更加细化英国的理性发展，并巩固了大英帝国的国家自信．部分学者认为，1832年改革法案才是该时期理性与政治发展的真正开端。 许多社会历史学或文学将此时期之风格标定为维多利亚时期或维多利亚风格，尤其是在讨论十九世纪中后期当时文化风俗与人民普遍态度时。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很多着重于所谓“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包含了高度的道德操守，与细致的语言和行为规范。维多利亚时期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对童贞和道德有着近乎变态的追求。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观做出过许多评价。一种评价是，它会让人压抑、痛苦并心生畏惧。另一种评价是，它非常适合延续和维持婚姻。达尔文主义者肯定了这两种评价并将它们统一起来。一旦你看到了在一个经济分层的社会中，终身一夫一妻制婚姻被颠覆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如果你了解了人性，你很难想象这个制度在缺乏严厉压制措施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但维多利亚主义并不只靠简单又宽泛的压制，它的那些抑制措施明显是为手边的任务而量身定做的。富有或地位高的年长男性抛弃妻子，转而追求年轻漂亮的女性，这可能是对于婚姻维持最大的威胁，而这种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会招致猛烈炮火。尽管查尔斯·狄更斯不惜承受巨大争议和社会代价也要离开他的妻子，但他永远只与情妇秘密会面。事实上，如果他承认抛弃，这会为他带来自己不愿面对的责难。《双城记》
查尔斯·狄更斯著
译林出版社，2020年6月版
的确，有些丈夫会在伦敦众多妓院里选一两家待上一段时间(女仆有时也会成为上流社会男人出轨的对象)。但男性的出轨不遗弃妻子为结果，它可能确实威胁不到婚姻。相比男性，女性更容易接受和不忠的伴侣继续生活在一起。确保男性的出轨行为不会导致他们抛妻弃子的方法是，将其出轨对象限制在“荡妇”的范围内，圣母-荡妇二分法在男性心智中已根深蒂固。双重标准为男性性欲望提供了一个出口，可不管它对婚姻的稳定性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时代已经改变了。如今，位高权重的商界精英不再把婚外情对象局限于妓女、女佣或秘书，这些人由于出身和教育背景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随着职场女性的增多，他会在办公场所或出差时遇到年轻的单身女性，如果他想将家庭推翻重来，她们正是再婚的合适选择。从 19世纪起到 20 世纪 50年代，婚外性行为只是丈夫的一种纯粹性发泄方式，而今天，它的后果却向抛弃妻子倾斜。双重标准可能曾经算是一夫一妻制的保障，但现在它却会引发离婚。毫无疑问，还有其他道德体系可以成功地维持一夫一妻制婚姻但是就像维多利亚主义一样，任何类似道德体系都要承担切实代价。虽然我们确实可以去争取一种男女均衡付出的道德观(甚至可以追决男性之间的完全平等和女性之间的品德)太可能的。两性存在差异，他们经由进化形成的心智会从不同方面对婚姻产生威胁。因此，对男女而言，与这些威胁相抗争所依托的道德观约束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重建一夫一妻制，那么“抗争”看起来似乎是最恰当的词汇。1966 年，一位美国学者回顾了维多利亚时代男性对性冲动的羞耻感，发现“可悲的是，整个男性阶层有一部分人对自身的性欲敬而远之”。关于“敬而远之”，他的描述是对的，但“可悲”就未必了。“敬而远之”的对立面是“放纵”，即顺从我们的性冲动。仿佛它们是神圣野性的呼唤，能使我们恢复到某种原始的幸福状态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从没发生过。反道德代替了那个时代本该成为信仰的宗教道德成为了当时人们心中的另一种神圣的白月光。宗教本身不是为了让人活的明明白白，而是为了教育和束缚。达尔文主义的人用物质基础去解构行为，在宗教基础浓厚的西方，对于社会的思想无疑毁灭性的。法律的最大意义是为自由提供了额度，其实道德也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不触及法律的前提下就可以感受到无限的自由。然而当一样东西达到了无限，它同时也就失去了得到它的快乐。我们或许做个大胆的猜测，有一半狂热的清教徒卫道士在抨击达尔文时，心里想的是守卫自己隐秘的破坏道德时的快乐。我们很难说，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在强烈道德限制中的人过得比现代人痛苦，或许正好相反。《道德动物》.[美]罗伯特·赖特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
《西方哲学史》.[美]詹姆斯·菲泽著.邓晓芒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9年8月
《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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