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尚数钱说开去：谁摧毁了我们对宗教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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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摧毁了我们对宗教的敬畏？
文：禅林网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其中两组数字引起我的注意：
1，五大教教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506元，佛教教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则为397元，属于苦行僧的类型。
2，佛教是五大宗教中在公益慈善方面贡献最多的宗教，平均每间佛寺每年的慈善支持为4.1万元，远高于平均数1.8万元。
文革中僧人被批斗
宗教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慈善的新模式，这种力量是星星之火
有什么地方不对？似乎与不少媒体和公众口中的“佛教”不同，在很多媒体上和人们心中，和尚变成了一种“不堪”的身份，寺庙变成了专为香火敛财的场所。
从教导人觉悟的信仰，到世俗调侃的对象，佛教被曲解的过程，其实源于明代以来从政府到民众的功利主义化过程。
逐利的明清政府放开买卖度牒，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加上世情小说的演义推波助澜，清末佛教在国人心目中的信仰岌岌可危。
到文革时期，佛教作为“破四旧”的对象遭遇到史上最严重的破坏，仅存的宗教神圣性被破坏。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消费社会对宗教的功利化需求，给刚刚恢复元气的宗教发展又蒙上一层隐忧。
明代度牒，买卖度牒成了政府的特权，结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明代：度牒成商品
唐代高僧大德层出不穷，禅宗、教门大宗师不断，那会出个家恨不得比考进士都费劲。宋代禅宗兴盛，没点慧根也别想参禅悟道。
到明代不同了，世俗生活的兴起，用点时髦的话，商业社会和消费主义出现了，文学体裁主流也从诗词变成了世情小说，在记录日常社会生活的明代小说中，“出家人”的形象开始变化，《水浒传》里鲁智深是一个“狂僧”，武松是个伪装的头陀，杀人如麻，绿林好汉觉得畅快，却已经不是理想的出家人形象，而且隐含着一个暗示，佛教会成为避难所。
《西游记》从传奇性上令人称赞，但对佛教的贬损却丝毫不少，大家以为《西游记》讲的是圣僧取经。
细读原文就会发现：师徒四人一直不睦，孙悟空等背地里一直颇多怨怼，一打死了人，唐僧就怕连累自己而恨不得马上告官。四人到了西天，却因为没有送“人事”而取得无字经，不得不再返回一次。无论佛祖还是玄奘大师，在小说中都显得斤斤计较。
《西游记》不过是以神魔小说世俗化佛教的缩影，对于佛教真谛的并无有益的传播。
这两部作品其实不是主观上要“黑”佛教，宗教的去魅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从明代开始，政府开始买卖度牒了。
景泰二年，代宗朱祁钰以赈济四川贵州的灾情为由，启动买卖度牒的制度，到正德、嘉靖年间，公开卖度牒成了政府的一项营生。《明史》记载，到弘治年间，“额外增添僧道数将十倍”。明代圆澄法师更慨叹到：
“且先代度僧，必由考试，中试者与之给牒披剃。今时度僧，立例上银，既称贫僧，安能纳牒。而太祖佑于例外，致使无名之流，得以潜之。然则此之流类，满于天下。”
圆澄法师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已经五十年不开戒坛，“玉石同焚，金轮莫辩。”到了晚明，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明显，甚至有钱人直接买度牒，剃度别人为僧。
度牒可以买卖，就像清末可以卖官鬻爵一样，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于是佛寺成为各种三教九流的避难所，《水浒》中鲁智深和武松就是体现，更可怕的是，混入了大量作奸犯科之徒。《明史》记载，成化年间，更有僧人继晓献房中术等获得皇帝宠幸，后被参奏死于非命。
《明史》中还记录有很多命案等发生在佛寺，僧人正是主谋，这些最终在世情小说《三言二拍》里更直接夸张地描绘出来，小说中一共出现了59个出家人形象，高僧只有6位，其他多以世俗凡夫僧甚至贪婪、淫邪的形象出现。
于是在《金瓶梅词话》、《拍案惊奇》中甚至直接说道，僧尼寺院“好人家儿女不该轻易去的”，里边更多诸多章回描述僧尼淫乱、作案的情节。
在佛教度牒问题上放开，世情小说加以放大描绘，民间毁谤僧尼之风，肇始于此。
《西游记》、《水浒传》这样的名著中，或多或少已经让佛教世俗化，遑论《三言二拍》等世情小说了
清代：取消度牒免于考试，“佛法之衰，实基于此”
明代佛教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打了不少折扣，到了清代，一代不如一代。
《清朝续文献通考》中，顺治二年（1645）的一条资料后有如下小字：
“按明制，凡给度牒，先令考试，于经、律、论中命题，取者得给，不取者停其剃度，故僧多有学问。国初免试僧之制，研究三藏者鲜矣。”
这条附加的内容极其重要，反映了清代度僧制度与明代的根本差异。
明初，僧人想获得度牒，必须有一定的佛学素养，顺利通过考试才行。不过，后来采用了鬻牒的办法。清初废除了明初试经度僧的制度，使文化素质低下的人也能混迹佛门，结果研究三藏的僧人寥寥无几。
印光法师说：
“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于明末……及至大清启运，崇重尤隆。林泉隐遗，多蒙礼敬，如玉林、憨璞、木陈等。世祖遂仰遵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
好嘛，彻底不用考试了。开始还有段时间严查度牒制度，到乾隆三十七年，连度牒制度都彻底取消了，这就承认了私度，其结果导致的是佛教在清代的严重衰微，太虚大师描写过民国初年僧人的基本状况：“佛教在今日，其衰落斯极矣！无他可述矣！但有未流之窳习矣！”
太虚大师将僧人分为四流：清高流、坐香流、讲经流和忏焰流。最后一种则“学习歌唱，拍击鼓钹，代人拜忏诵经，放焰设斋，创种种名色，裨贩佛法，效同俳优，贪图利养者也”。
太虚大师在《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写到，前三种出家人在人数上不足最后一种的十分之一，所谓“应付僧”。他们整天忙于“积财利”、“争家业”。印光大师也说，“由是高尚之士，除夙有大根者，但见其僧，而不知其道，厌而恶之，不入其中矣。”
明代尽管世俗兴起，对佛法多有曲解，但毕竟出了紫柏真可大师、蒲益智旭大师、云栖株宏大师和憨山德清大师四大高僧，而清代免除试经度僧，结果导致的是僧才的极度匮乏，无一人与明代四大高僧能比肩。
直到清末，乱世中虽然有虚云老和尚、太虚法师、印光法师、弘一法师等大师，但因为战乱，佛教的传播也变得格外艰难。
文革：历史上最严重的法难
而建国后，佛教的新一轮法难在文革中再次到来，据不完全统计，只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佛教的古迹文物自然也是沦落如此。
“破四旧”时，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8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45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68万部。大昭寺前院，遍地堆积着被砸烂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的佛教象征物。
文革中，批斗僧人，砸毁佛像
中国内地寺院都不同程度地被红卫兵进行了洗劫。“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世界佛教第一至宝，据说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在广东，六祖真身舍利历史上共遭受过三次大的人为破坏，新罗人和日本人进行过两次，但只是动了一下，或者用手术刀剖开胸腔检查。
第三次则是灭顶之灾，《佛源老和尚法彙》中老和尚写道：
“一天，六祖真身被红卫兵用手推车推到韶关游行，说是坏蛋、是假的、骗人的，要烧掉。结果被人用铁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个洞，将五脏六腹抓出来，丢在大佛殿。肋骨、脊梁骨丢满一地，说是猪骨头、狗骨头，是假的。
并在六祖头上盖个铁钵，面上写：‘坏蛋’二字，放在大佛殿。原不准我们看，但我们仍偷偷跑去看了，心里难过得流泪，偷偷把六祖灵骨收拾起来，但没有地方可藏。一者怕人知道；二者怕自己不知道哪天被打死。”
在五台山，289名僧尼被强制遣返原籍，班玛才旺活佛和第四世多智钦日洛仁波切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
还有一个惨烈的故事至今听起来都令人动容，红卫兵冲进法门寺要损坏佛骨舍利，法门寺住持良卿法师以自焚护法，吓退红卫兵，才得以保全灵骨。
文革对宗教的损害，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僧人被批斗、监禁、强制还俗、劳动改造，让人们对宗教最后残存的敬畏丧失殆尽。加上唯物论的强制教育，宗教人才出现了大量断层，1980年以来教职人员青黄不接。
这次人民大学的调查报告显示，教职人员中有11%拥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而佛教中这一比例，应该低于基督教这样更加国际化的宗教。尽管如此，对于佛教来说，已经是一个足够令人欣喜的成绩了。
消费社会的功利化宗教观
改革开放以来，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各大古寺的重修、复兴，似乎让人看到了希望。然而一种曲解佛教的评价却在舆论中蔓延开来。
先是2006年，一本著名杂志刊登了一篇《佛门CEO》的封面文章，大篇幅报道了少林寺的方丈永信法师，“如今却比在家人都入世进取，风光无限。”这样的断语，一时间让少林寺卷入舆论漩涡。
进一步有人用大悲寺和少林寺做对比做了一组图文，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没记住大悲寺法师的苦行生活，却记住了少林寺看似入世的“经营理念”。
再加上各种不知真伪的图片信息，佛教与和尚在悄然中变成了敛财和世俗化的符号。
这种公众的曲解并非毫无来由，近五百年来对佛教在政治、世俗层面的消解，已经让真正的佛教思想在民众认识中出现了断层，除了潜意识里的因果、轮回等基本理论之外，佛教关于“解脱”、“空”、“无常”的概念都已经被抽离。
少林寺的火热源于上世纪80年代那部火爆的电影《少林寺》，作为一部武侠电影可圈可点，而其中不过是借少林寺的外壳，来讲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重新回看一遍，满屏的喊“杀”声，也没有人注意到与佛教的基本思想大行径庭。
所以，对少林寺的曲解，不在于媒体报道，而是要回到这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上来。
从《少林寺》的武侠化，到媒体的误导，佛教被进一步功利化
时至今日，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重新恢复门庭，信徒大幅度增加，从表面看是一件好事，然而宗教的污名化与功利化齐头并进。
一边是，网络上很早以来就流传什么“招聘和尚，底薪5000，香火提成”的说法，假新闻的传播使得和尚变成了一种职业而非信仰身份。
另一边则是将佛教乃至各大宗教曲解为现世利益交换：观音菩萨在中国的流传中，被特别赋予了“送子”，将大慈大悲中的一项专门抽离出来。
商业社会中，宗教变成了一种交易，这种宗教的去神圣化，正是在之前数百年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我们用世俗功利的眼光与衡量宗教时，一切都是世俗功利的。
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寺院的香火，就窃以为僧人就会拿功德箱里的钱作为收入；我们会看到法师打手机，就窃以为法师都拿着高额的工资；我们会看到少林寺方丈的“入世”，却看不到少林寺老僧收养的一大批孤儿；当我们简单以为，宗教不过是祈求利益，就说宗教是骗人的。
以功利心看世间，一切皆是名利场。而这功利心的种子，早在五百年前便已经种下。
想起有一次，明海大和尚来北京讲经，坐着汽车到楼下，一个听讲的人很惊奇地问，“你怎么能坐汽车来呢？”
明海大和尚跟他说，“我坐牛车的话，从河北到这儿得一个星期。”
在这样的人眼中，不管法师是不是每个月只拿397元，佛教给公益事业捐了多少善款，估计他都不会信的。
佛教在世间，尽管五百年来经历被政府利用、被文革打击、被消费主义消解，信仰与爱，在这个世界可能已经变成了稀缺资源，然而就在这样的历史线索中传承下来，一代又一代。
图文有删改，选自禅林网。腾讯佛学整理发布，欢迎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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