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总理汇报：对冲疫情、恢复经济的16条建议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自是必然。对此专家学者们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这里不再班门弄斧，只提一些具体的建议，供参考。

一、“放管服”改革的着力点放在简政、放开、服务上，切实给市场主体松绑

这几年一直在推“放管服“改革，成效是明显的，但”行政管你“ 的惯性思维仍在，就在复工复产这紧要关头，一些地方还在搞8个公章、18张表格的”复工复产审批“，平时就不更用说了。

1、简政放权，重点是简政、放开，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除涉及国家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事项之外，其他的一般事项没有必要审批。列出几项关键的、确实需要审批的负面清单出来即可。权力下放是必要的，省级以上尽可能少一些审批事项，最好能做到不出市就能完成各级审批事项。

2、废除行政备案制度。“备案“在实际执行中就是”审批“，这类事项只需市场主体留存资料备查即可。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一查什么都清清楚楚的，不必要搞那么繁琐。

3、在行政审批效率上，推行“雷火速度“。大力推行疫情之中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审批速度，战时能做到的审批速度，平时亦然。要在平时，仅是”火雷“医院的消防验收、电力保障等耗费的时间就要把病人拖死。

4、确需的行政审批事项，如果做不到细不如粗一些，提出需要审批的几个关键点即可。把行政审批的要求概括一些、笼统一些才是解决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问题的最好办法。一些规定本来就没办法做到太细，结果是不粗不细，才有了“寻租空间”。现在企业、群众办好多事情都需要找关系，一方面是行政单位服务意识不够，另一方面是一些事情本身就游离于可与不可之间。

5、推行各级机关干部服务企业制度。这次疫情发生后，各级机关干部下沉社区（村），为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恢复经济是又一场战争，建议将机关干部联系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规定每周必须到企业或群众中去至少一天，听取企业和群众意见、解决企业和群众难题。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想一些文件、制一些表格来给企业和群众添麻烦。

二、财税政策、货币政策要针对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精准发力、定向滴灌

6、大幅度减税降费，让企业少交一些“公粮“。来一场像免除”农业税“那样的革命性减税行动，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减税降费。比如，企业所得税税率就可以由25%调减至10%。疫后的调控逻辑应该是“放水养鱼”。曾几何时，好多人认为交“农业税”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不交，有你好过的。有的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或爱国层面来批斗。我看取消之后，天没有塌下来，农民反而更加爱国了！

7、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来充实社保、医保。社保、医保，是政府保障民生的首要责任。财政多出一点，企业就少出一点。企业负担这方面的人工成本相当高。现在一些地方出台政策大都是缓交。缓交还得交啊！应该出台政策，对于疫情期间完全没有生产经营的企业，社保、医保一律免交，2—3两个月均视同已交。

8、大幅度减少社科类项目科研基金资金，把更多的钱用在高科技的研究上。我看那些疫情防控与这主义那思想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可以少一些。从上至下，高校、社科院所等各方面花在这方面的精力和资金太多了。可以指定国家级某个单位研究即可，其他的一律不给予财政资金支持。

9、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少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到1万元，让更多的人不交税，真正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强。

10、设立重点行业、重点地区恢复经济专项资金。针对餐饮、物流、旅游等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进行定向支持。如果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在看到地方政府的真金白银之后，中央财政再予以支持。有的地方把中央财政资金要回来之后借口地方财政困难不搞配套。针对疫情中心的湖北、武汉，划拨专项资金支持，按疫情轻重分配资金。

11、发行疫后恢复经济专项国债。扩大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特别是湖北、武汉地区。同时，建议发行专项国债。专项国债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规模约相当于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利率参照存款准备金利率，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

三、适度放松一些政策口子，刺激投资和消费

12、中央政府带头、鼓励地方政府向人民群众发放消费券。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向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万港元，用以鼓励带动本地消费、缓解短期经济压力。澳门特区政府也宣布，今年继续向澳门永久性居民派发10000澳门元，非永久性居民派发6000澳门元。3月13日，南京市政府宣布，将向市民和困难群体发放总额度3.18亿元消费券，主要包括餐饮消费券、体育消费券、图书消费券、乡村旅游消费券、信息消费券、困难群众消费券、工会会员消费券等7大类。这些做法非常好，中央政府层面可带头，鼓励地方政府施行。

13、鼓励公务员私款吃喝。餐饮行业是这次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公款吃喝不允许，但应提倡私款吃喝。近日，南京市秦淮区发布倡议书，倡议区机关干部带头消费支持企业共渡难关，倡议书中指出，区领导本周要消费不低于100元。这个做法值得推广。我看可以规定每名公务员2020年每月在餐馆消费不低于400元（各地可因地制宜调整），这样既可增强信心，又可带动消费。

14、提高公务接待餐饮、住宿、交通报销标准。疫情过后，政府确实还得过紧日子。但也要重视“节俭悖论”问题，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因为节俭，降低消费，往往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缓慢或陷入衰退，从而使整个社会和个人收入减少。两者的权衡还得把握好。餐饮、住宿、交通等行业受疫情冲击大，建议政府带头消费，适当提高现有公务接待餐饮、住宿、交通等报销标准。

15、允许地方政府运用政府与市场“两只手”支持湖北、武汉。疫情期间，各省对口支援湖北各市，这种做法非常富有成效。鉴于疫后湖北、武汉恢复经济任务最重，建议继续保持或适当调整这种对口支持格局到今年底。而且各地运用市场化手段支持湖北、武汉之外，允许有条件的地方运用财力来投资武汉、扶持武汉。

16、稳房价的最有效办法是政府加大公租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建设力度，从供给侧入手满足住房需求。在此基础上，可“因城施策”，适当调整有的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刺激经济发展。

以上建议，只是我感受最深，或者市场主体呼声最强烈的方面。其他有关建议可参阅我以前的文章《修正与重塑十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