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少华：关于长沙走马楼吴简前期整理方法的观察与思考

1996年，长沙五一广场走马楼街出土了十余万枚三国吴简，形制独特，内容丰富，涉及孙吴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法律等诸多方面，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发掘者与整理者的共同努力，到目前为止，已完成了走马楼吴简全部资料的整理。走马楼吴简拟刊行12卷，现已出版公布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貳、叁、肆、柒、捌等7卷。笔者全过程主持、参与了走马楼吴简的发掘、保护和整理工作，浸染其中多年，本文仅以个人视角比较简牍整理的不同的方法与路径，浅谈对吴简前期整理方法与效果的观察与思考1。

一、简牍整理方法之比较

在我国简牍整理的实践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整理研究团队，对于不同来源出土简牍的前期整理方法亦各有别。兹择几个案例略加说明：

1、甘肃肩水金关汉简

1972—1974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肩水金关遗址中发掘出土1.9万余枚简牍，近年来已分五辑陆续整理出版。有关肩水金关汉简的初步整理，实际上初世宾先生于1975年已基本完成，当时的整理者总结了一整套工作程序和记录规范，即：

“第一步：拆包清点、清剔泥沙、对应能够缀合的断简加以拼接；

第二步：按出土时间、地点、探方、层位、逐简进行编号；

第三步：填写档案；

第四步：拍照和释文校正。前两步是基础，后两步是重点，其中档案记录已含编号、质地、尺寸、形制、草图、完残程度、文字、书体、格式、时代纪年、内容、校释者与校释时间等十多项要素，涵盖了每支简牍所能显示的所有信息。”（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前言》，中西书局，2011年）当时形成的这些程序和规范，成为后来西北汉简整理的基本步骤和工作方法，至今具有指导意义。

2、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

1983年12月，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清理出土了1236枚（不含残片）竹简。该墓是一座土坑木槨墓，葬具一槨一棺，槨室分成头箱和棺室，竹简置于头箱里，伴出随葬物还有漆耳杯、漆奁、漆盒、漆盘、木俑、铜鍪、铜蒜头壶。从残存的竹编可知，竹简原置于竹笥中，由于受到淤泥及其他文物的挤压，竹简已有损坏，卷束已散开，并有不同程度的移动。从竹简的堆积状况可以判断，各种书籍是各自成卷，然后堆放在一起的。整理时参照竹简堆积情况，按竹简形制、字体和简文内容分篇、系联，也只能恢复各书的大致编联次序（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前言》，文物出版社，2001年）。彭浩先生在谈到整理的体验时说：“各种律名都单独书写在一枚竹简上，与相关的律文简失去联系，加之律文简在墓葬中无规则的位移、残断、朽烂等原因，竹简的系联已非原貌。恢复律文原有的分类和编连次序，对于准确地理解汉律，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彭浩《读《二年律令》中几种律的分类与编连》，载《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清华简属非考古发掘竹简，2008年由清华校友出资于香港购买，无偿捐予母校，接近于2500枚。专家们从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角度，对清华简的时代、内容做出了鉴定，指出“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 经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较正竹简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清华简因属非考古发掘品，与之相关密切的考古信息的缺失是一大遗憾。“清华简各篇的次序在流失的过程中早已散乱，被人用保鲜膜包成了若干包。我们在清洗保护的过程中，发现各包之间的简经常是相互关联的，属于同一篇的简文往往是在不同包的竹简中出现，这一方面证明了竹简早已毫无次序，同时也证明这些包的竹简应该是同一批出土的文物，最大的可能是出土于同一墓葬”（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清华简的内容以书籍为主，是珍贵的简牍佚籍，因其竹简内容的重要性，前期整理工作的最关键之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竹简上的文字。其工作步骤依次分为五步：第一步：去掉保护膜；第二步：去除竹简表面污物；第三步：对竹简进行杀菌；第四步：竹简重新浸泡保存；第五步：拍照记录（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4、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北大秦简亦属非考古发掘简牍，2010年由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于境外回购捐赠北京大学，约810余枚。这批简牍初入藏时被淤泥包裹，黏为一束，外覆黑色塑料膜。在进行室内揭剥清理时还保存着成卷的简册状态，共有10卷竹简。经科技检测在秦简编绳中发现华支睾吸虫卵以及竹简卷四中《道里书》所见地名大多在秦南郡范围，尤以安陆、江陵出现较多等原因，整理者认为这批简牍可能出自今湖北省中部的江汉平原地区，初步判断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简牍的主人应是秦的地方官吏（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

北大秦简课题组根据简牍保存的状况，认为简牍的室内考古发掘过程和原理，在以往的著录中较少。因此决定组建发掘组，集中考古与文物保护方面的人员，对竹简进行室内发掘整理。通过室内发掘为以后竹简的室内发掘保护，在方法技术甚至理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获得的重要的认识与做法归纳起来有四：

一是简牍室内发掘不同于一般的田野考古发掘，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可随时在顶面和四周五个面观察竹简的整体情况。

二是传统田野发掘、保护原理与方法适用于简牍发掘、保护。遵循（考古）地层学的基本原理，利用平、端（剖）面相结合来判断叠压关系的发掘方法，应是简牍发掘的首要依据。强调在清理过程中，将竹简整体旋转，按原始编卷顺序一周一周地编号、揭取的那种旋转式的方法并不可取，弊端较多。实际操作中无法严格按编连顺序进行旋转清理，而是将其分解为可以操作的层。同时还要注意部分竹简因长期浸泡，编绳糟朽，卷帙散乱出现首尾相互反压的情况，类似田野考古中次生堆积的反压现象。

三是有机物简牍因受保护时间的限制，不宜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久。在保证准确的原则下，根据提取的不同状况，采取传统田野考古绘图方式或高清数码技术、设备等快捷方式，进行编号、记录、保存图像资料。

四是为便于观察对象的信息，需要设计登记表、统计表和观察记录表，对简牍特征的观察包括分类、外部、契口、刻画痕迹、编绳的形状与位置、尺寸、书写文字的数目，使用痕迹、编连关系等，并将上述信息制成数据库输入电脑，便于检索、查阅和研究（胡东坡、常怀颖《简牍发掘方法浅说—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为例》《文物》2016年第6期）。

通过上述四个案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出土地点、不同来源、不同保存状态下对简牍前期整理的方法是有差别的，是发展变化的。上举案例虽非典型，但亦可从中窥见我国简牍前期整理方法演进的历史与现状，其总趋势是不断地精细化、规范化、程序化、数字化，对考古学理论方法在简牍整理中的作用，无论是发掘简，还是非发掘简的整理者，也都是给予了充分地肯定的。当然，我国简牍的发现、数量与整理的案例远远超出上述所举，其前期整理的方法，因内容属性、学科要求的不同，各有侧重、各见所长，同样可以作用于简牍研究之中。考古学理论方法在其中的活用只是方法之一，其科学性、优越性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案例所证明，而被人们所接受和利用。北大秦简牍课题组发挥自身教研优势，将简牍前期整理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室内考古发掘技术流程和发掘方法，确定了一整套适用于饱水竹简发掘的工具和仪器，通过实践证实了饱水竹简的最佳保存环境和保护方法，为以后同类遗存的发掘和清理工作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无庸置疑，北大的实践经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虽然它的整体程序上因田野考古信息的缺失，而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环与遗憾，但在室内整理方法探索这一环节上却为同类遗存的发掘、整理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较为科学规范的标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走马楼吴简前期整理的方法

走马楼吴简出土于上世纪九十年中期，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通过抢救性的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其数量之多，堆积之丰厚，迄今为止仍居我国一次性出土简牍之首。整理之始确定何种方法为指导至关重要，我们在实践中的做法是：不仅在发掘过程中以考古学理论为指导，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操作流程完成田野发掘的任务，而且在前期整理方法上，在当时的较为简陋的工作环境、保护条件下便已有意识地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其中。这在制定《长沙走马楼三国简牍保护整理项目总体实施方案》的工作指导原则就已明确提出：“简牍保护与整理是互为密切联系的两大方面，保护工作包括改善和控制保管条件、揭剥与清洗、脱色拍照与记录、为长期保存及展出而进行的脱水等，是整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整理工作包括对揭剥清洗过程的详细记录，对脱色后的简牍进行拍照、释读、编校、出版，其始终贯彻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的观察与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嘉禾一井传天下》，岳麓书社，2016年）

由于简牍长期埋藏于地下，材质糟朽严重，因此简牍的清理揭剥，首先是要保证简牍本体安全，不可人为地过多翻转、扰动，使之遭受二次侵蚀、损伤。在前期整理实践中我们总结经验，及时制定出《长沙三国吴简清洗揭剥工作流程》，严格地按照考古清理的操作规则，运用揭剥技巧，按其保存的状况及叠压层次，分坨、分层、分面细心地进行揭剥，揭剥的方式采用分层式、环绕式或分层环绕相结合等方式。同时用图纸、照片、文字细致地做好揭剥的记录，记录的内容包括区位、层次、排列、数量、卷折面及裹夹的包含物，诸如木简、木楬、封检等。这一工作程序及要求始终贯穿简牍清理揭剥的全过程。

具体来说，每坨简的形状各不相同，揭剥方式也随情况变化。一般情况下，是依据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层面，自上而下分层进行揭剥与揭剥记录。但是人体肉眼观察到的每层的层面并不是水平的，存在着凹凸不平的情况，揭剥图上所显示的水平层面，只是为了方便表示每枚简排列的位置，难以确保每层面的简牍之间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当遇到呈收卷状的成坨简，我们假定它有可能为一较完整的册书，在不伤及简牍的情况下，采取由外至里揭取的方法。吴简墨书的正文大多书写在竹黄面，少部分写在竹青面，这是吴简书写的特点。我们将书写墨书的竹黄面称之为正面，未写字的竹青面称之背面。一些成卷的册书，由于受到外力的挤压变成椭圆或扁平的形状，其最大径的边缘或核心的地方常会出现数枚简的字面（竹黄面）相贴的情况。根据对吴简揭剥的长期观察，我们发现这便成为我们用以判定该册书的核心或边缘的依据。揭剥时当发现某坨简上半部正面朝下，下半部正面朝上，边缘处正面与正面相对时，我们就判断它有可能为一卷册书，从而予以细致地揭剥与记录。揭剥图中每枚竹简正面用直线表示，背面用曲线表示。木牍、木楬，则正、背面皆用直线表示，有字的一面，另加文字说明。

室内清理揭剥的记录与田野考古过程的记录要保持连贯与延续，我们将简牍的编号分为五个等级：

一级编号用罗马字母表示。这一级代表的是分区，共分Ⅰ、Ⅱ、Ⅲ、Ⅳ区。每区的情况各不相同，

Ⅰ区为井内扰乱简；

Ⅱ区简牍保存较为完整；

Ⅲ区为井壁坍塌后遭挤压下沉、错位的简牍；

Ⅳ区为小部分的大木简。

二级编号用英文小写字母表示。这一级代表的是区内各段简牍。各区中有若干段，用段这个概念是考虑到段比坨长，一长段可由若干小段组成。当然，段的情况各有差别。例如，对未经扰乱的简牍，主要指Ⅱ区，现场清理后，其叠压关系比较清楚。其段是按各自的排列走向确定的。再如Ⅰ区，实仍为扰乱的部分，按跌落后叠压的层次，由上至下揭取的。其段都不太长，因跌落而散乱。对于Ⅰ区而言，仍是借用考古学上的层位叠压概念来处理这种扰乱无序的状况。这个“段”所表示既是跌落在上层的几坨简，也是叠压在下层散落开的几堆简。

三级编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这一级代表的是某段中的某小段。因某段过长，现场揭取不易，为不使简牍损伤，将其分成若干小段。若该级编号无小段，则不分，直到坨，即第四级。

四级编号用带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这一级代表的是某段或某小段中的某坨。坨与坨之间所包含简牍的数量不等，少则数十枚，多则数百枚，数千枚。

五级编号用简牍《揭剥编号对应表》内的阿拉伯数字表示。为每一坨简牍按序揭剥后的的流水编号。该表排列二种对应数据，一为揭剥清理总编号，一为每坨的简牍序号。

归纳揭剥图中编号层级的关系。一级编号代表区；二级编号代表段；三级编号代表小段；四级编号代表坨；五级编号代表单枚简。例如已发表的《竹简·肆》卷揭剥图：Ⅰ—a—①，即发掘Ⅰ区a段第①坨简。又图三十：Ⅰ—c3—⑥，即：发掘Ⅰ区c段3小段⑥坨简。又如《竹简·柒》图十八：Ⅱ—c—②，即发掘Ⅱ区c段②坨简。

上述五个等级编号基本上反映从区域—→大段—→小段—→坨—→单体简，这样一种逐层隶属关系。通过这种层级隶属关系，我们可以在更为扩大的空间范围内对简文的内容进行综合考察与辨析。

绘图与文字记录工作贯穿揭剥的全过程，我们知道揭剥图及相关的记录是整理的基础，包含着各种重要的简牍自身的信息。因此在清理揭剥简牍时即规定，凡是列入考古发掘编序的段、坨都必须按程序清理、记录，不去用过多的精力刻意地关注揭剥简牍中单支简文与简文之间的关系，发现有联系就做，没有关联就不做。面对着数量巨大的简牍，那样做既耗费时间，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弄清楚想要解决的问题。实践证明，我们采取的方法是适宜的，正确的。这样“盲揭”的结果，增加很多的工作量，但却保证有价值、可利用的信息不会被漏掉（长沙简牍博物馆《嘉禾一井传天下》，岳麓书社，2016年；宋少华《长沙三国吴简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兼谈吴简的盆号和揭剥图》，《吴简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2011年）。

1997-2003年经过长达6年之久的努力，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共同完成10万余枚吴简的清洗、揭剥工作，其中有字简达7.6万余枚，完成不同种类的考古揭剥图的绘制记录达400余幅，其中近200余幅及相关记录随吴简各卷刊布。这是在当时的工作环境、技术手段、操作方法，认知条件下，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自然，不足与缺憾亦随其中，本文在后亦会谈及。

三、走马楼吴简前期整理工作的启示与意义

走马楼吴简前期整理工作漫长而艰苦，前期整理的程序和方法也可以说在当时是无前例可循的，是在摸索中总结出来的，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和可行的方法，当然也不可否认一定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缺憾和教训。回顾走马楼吴简20余年的整理研究实践，我们认为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启示与意义：

1、吴简揭剥图的作用与功能在后续的吴简整理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走马楼吴简前期整理工作中，我们高度重视吴简揭剥图的绘制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员和汗水。从走马楼吴简20余年来的整理研究实践看，这一工作不仅非常必要的，其作用与功能在后续的吴简整理研究中的充分发挥，也超乎了预期，推动了走马楼吴简的全面整理与研究。目前较多地利用吴简揭剥图，在吴简册书簿籍复原研究方面成果较突出者，当首推凌文超先生，其研究成果体现在氏著《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一书（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凌氏认为简牍揭剥图是吴简簿书复原整理与研究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依据，其主要作用有三个方面：

第一、以揭剥图为依据，考察简与简、简层与简层、甚至揭剥图与揭剥图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判定簿书的编连、收卷以及各组成部分的编列次序；

第二、揭剥图有助于判别簿书的内容构成，避免混淆不同簿书中内容、格式相近的简牍；

第三、揭剥图有助于探讨走马楼吴简在J22中简册的位置关系，走马楼吴简各简册在古井中放置的状况关系到古井简牍这类独特埋藏方式的探讨，揭剥图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凌氏对抢救清理吴简时按顺序盛装简牍的盆号以及室内清理竹简时记录每枚简的编号（清理号）的重要作用也给予了细致的关注，对简牍遗存信息也都给予了深入发掘和有效利用。他运用上述方法整理出来的“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吏民人民妻子年纪簿”“小武陵、南乡等吏民人民年纪口余簿”“郡县吏兄弟叛走人名簿”“兵曹徙作部工师及妻子簿”“库布账簿”“库皮账簿”“隐核波田簿”，以及“库钱账簿”“举私学簿”“隐核新占民簿”“上中下品户数簿”“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等（凌文超《走马楼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复原整理与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走马楼吴简举私学簿整理与研究》，《文史》，2014年第2期等），便是其潜心观察，用心思考，抽丝剥茧，精心梳理所得之收获。当然吴简揭剥图不是万能的，它所起的作用也无须过度放大，它自身存在的不足与缺憾，如扰乱、扔弃、挤压、人为分割、肉眼观察揭剥层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仍有待研究者用更为科学的方法，细致地加以梳理，谨慎地甄选剔抉。

2、重视简牍考古学信息的提取是后续整理研究的关键。

重视走马楼吴简考古学信息的提取和保留，为当下众多学者的进一步整理研究提供方便。笔者极少涉及吴简的具体研究，更无意对研究方法妄加评判，只是比较关注与思考吴简前期整理的程序、方法、过程、结果和作用。从观察比较当下众多学者利用吴简考古学信息的情况来看，其结果尚可差强人意。有学者指出，简帛学发展至今，学界一直注意历史学及文献学、古文字学与简帛学研究的结合，考古学与简帛学的关系，反而重视不足（孙闻博《简帛学的史料辨析与理论探求》，《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已有了较大的改观。据笔者所知，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已经或开始重视将吴简前期整理的成果（考古学信息等）结合到研究中来，并颇有创获。以凌文超先生为例，我们在观察凌文超先生对吴简簿书复原研究过程的思路、方法以及结果时，发现其对考古学提供的整理信息、关注、理解、利用的程度，达到了一个较为深入的境界，对二者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阐述颇为深刻、恰当。在纷繁杂蕪、重复单一的出土新材料中逐渐地探索出一条研究方法的路数，其归纳总结的吴简簿书整理原则“从整体到局部”“存小异求大同”“由此及彼”，可谓多年研究的切身体验，绝非空泛之语。凌氏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作“二重证据分合法”2，颇有创意。这一辩证认识，既有实战之用，又进一步丰富增强了“二重证据法”的深刻内涵与指导意义。

如果说北京大学对所藏数百枚秦简牍室内考古学信息提取的方法，因其精耕细作而显精细缜密，不失为典范的话，那么对于数量庞大吴简的考古学信息提取，就其方法、思路及实践的结果而言，则可谓导夫其先路的探求者。两者各著其色，主旨不谋而合，皆以考古学理论方法为指导，为简牍的研究提供了保障，其前后的整理实践丰富了我国简牍学整理研究的理论方法、路径。笔者相信，随着简牍整理方法、研究方法的日臻完善成熟，必为吴简学科的建设乃至中国简帛（简牍）学科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开创新的局面。

3、吴简整理与研究的相互作用。

在吴简研究方面，运用不同方法取得成果的学者不胜枚举，经统计截至目前中外学者已发表研究论文600余篇，研究专著多部（长沙简牍博物馆《嘉禾一井传天下》，岳麓书社，2016年）。兹仅列举运用“简牍文书学”之方法与吴简前期整理成果互为作用之例予以观察。

“简牍古文书学”研究方法的开创源自于日本学者，产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早把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简牍研究的学者是森鹿三、藤枝晃两位先生，其后大庭修、永田英正先生进一步加以完善。尤其是永田氏的簿籍集成方法被学界推崇为最正宗的古文书学方法，又称永田流派。所谓“简牍古文书学”，即研究者从简牍本身入手，从古文书而非单纯史学角度，从记载样式（书式）、出土地点（包括原简编号顺序）、书法笔迹、书写材料、木简形状、简牍内容等多个角度入手，把缀合、复原、集成简牍作为最基础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尽力恢复汉代文书的真实面貌。针对各类简牍文书的书式、内容、使用方法进行考察，进而复原或阐释文书自书牍制作、文字书写、文书制成、到文书流转、意图传达、事务办理、发挥效力等方面的运作流程与制度功能，进行“文书行政”的研究（何立民《“简牍古文书学”研究的扛鼎之作—读日本学者永田英正氏〈居延汉简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日本学者开创的研究方法，其后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认可与借鉴，并充分利用这种方法，对出土简牍进行整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可以看到，运用“简牍文书学”之法，在吴简的分类、集成、简册复原、簿籍复原等方面，成效较为突显。侯旭东先生首先利用《竹简·贰》提供的揭剥图，对广成乡广成里“吏民人民口食簿” 进行了册书复原，讨论了册书的构成、形制及其反映的相关问题（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 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辑）；继而又成功整理出“嘉禾六年广成乡弦里吏民人民年纪口食簿” （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嘉禾六年（广成乡）弦里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纪初江南乡里管理一瞥》，载《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年）。邓玮光先生利用《竹简·叁》揭剥图，运用“纵向比较復原法”对三州倉“月旦簿”进行了复原与研究（邓玮光《对三州仓“月旦簿”的复原尝试—兼论“纵向比较复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4年第2辑）。鹫尾祐子先生利用《竹简·贰》中揭剥图以简牍长度和记载格式区分出两种构成不同，由不同机关制作的名籍（日·鹫尾佑子《长沙走马楼吴简连记式名籍简的探讨—关于家族的记录》，《吴简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2011年）。

由此联系到吴简整理研究，凌文超先生以对吴简研究的体验与观察，提出构建吴简文书学的设想（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苏俊林先生在反思吴简研究方法，提出共同制作可供检索的释文文档与吴简数据库，实现研究路径的突破与创新（苏俊林《走马楼吴简研究方法述评》，载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第二届简帛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王素先生则从简帛概念辨析出发，考察国内学科申请建立的条件与历程，提出吴简学学科建设应首先具备的四个方面的条件，即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

（二）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三）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四）研究组织和研究刊物（王素《关于吴简学学科建设的思考》，载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第二届简帛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可谓言简意赅、旨意深远。即使吴简学科建立之途漫长而遥远，其提出的应当具备的四项基本条件则为当下我们踏实用心做好吴简整理研究以非常重要的启示。

以上拙文仅是笔者多年从事吴简前期整理的点滴体会，对吴简整理的考古学信息作用于研究效果的肤浅观察与思考。笔者才识浅薄，承蔡万进教授爱顾，奉题作文并蒙其教正，我馆杨芬、刘庆同事给予了热情地帮助，在此谨并致谢忱。疏漏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批评。

【注释】

注1：本文所谓的“前期整理方法”概念，是指简牍在室内整理时所进行的清理、揭剥、编号、登记、绘图、照相、观察记录等各项工作，它是后期整理（释文、考订等）及研究的重要基础。或有学者称“简牍考古学信息提取”及“简牍室内考古发掘”的不同提法，皆属此概念范畴。

注2：即从新、旧材料中产生相对独立的认识，暂且搁置并积累差异，是为“分”；随着研究的推进，当条件成熟时，再在众多新、旧材料认知差异中推演出新的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是为“合”。在吴简研究中，“合”以“分”为基础，“分”以“合”为目的。只有重视“分”的意义，吴简的学术价值才既不会被放大，也不会被曲解或忽视，在研究中才会与传世文献相得益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 2017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