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汉代河西的交通格局与民族关系

秦汉王朝修筑长城以抵御草原民族南下的威胁。长城作为军事体系发生效能的同时，其交通体系的作用也得以显示。长城地带即秦汉人习称的“北边”，因工程、防卫、出击的需要，具有完备的交通条件。长城与直道及多条南北道路构成的交通系统，作用是显著的。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射猎民族的“关市”交易，以及匈奴南侵往往“攻当路塞”的历史记录证实了这一情形。自霍去病以军事方式结束了匈奴对河西地方的控制，汉武帝置四郡，长城防务体系延伸到连接西域的地方。河西走廊在外交史、军事史和边疆行政史上的意义益显突出。这一地方的交通格局与民族关系，不仅关系到汉王朝西北经营的得失成败，也明显影响着东亚与中亚的文化交往，影响着世界文化史进步的历程。

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体现当时社会对西北方向的特殊关注以及对于往西北方向人生进取前程之“富昌长乐”的乐观预想。河西形势无疑与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有关。

一、河西局势与“凿空”事业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说“张骞凿空”，肯定张骞开通中原与西域交通大道的功绩。对于汉与西域外交关系的波折，司马迁又写道：“……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汉书》卷61《张骞传》也有同样的记载。颜师古注：“‘空，孔也。犹言始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当空道’，而《西域传》谓‘孔道’也。”又说：“空即孔也。”。《汉书》卷61《李广利传》颜师古注也说：“空，孔也。”所说“《西域传》谓‘孔道’也”，即《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婼羌”条：“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孔道”条提出“孔道”“空道”“犹言大道”的说法，而“大道亦谓之通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衢大道”。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录此说。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也采用了这一意见。河西地湾汉简可见“……当空道便处禀食如律……”简文（86EDT8:14A）。地湾汉简“当空道”文字与《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及《汉书》卷61《张骞传》“当空道”表述形式完全相同，是符合汉代通行的语言习惯的。

由“空道”这一交通地理概念，可以真切理解“张骞凿空”的涵义。而河西走廊就是中原通向西北方向的最便捷最重要的“大道”。

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体现当时社会对西北方向的特殊关注以及对于往西北方向人生进取前程之“富昌长乐”的乐观预想。河西作为西北“空道”的交通形势无疑构成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条件。

“空道”的概念后世依然沿用。如《新唐书》卷100《裴矩传》：“诸国亦自有空道交通。”《新唐书》卷218《沙陀传》：“汴人扼空道，晋兵不得前。”《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传上·李怀臣》：“引众城长武，据原首，临泾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

二、“鬲绝羌胡”与“通货羌胡”

河西置郡的重要目的，是开通往西域通道并保障其畅通。然而河西行政又有断绝匈奴人与羌人联系的作用。这后一主题，当时称作“鬲绝胡与羌通之路”。《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同时说到两个方面的意义：“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有大致同样的记载，而“鬲绝”写作“隔绝”。所谓“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或写作“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是汉王朝河西经营的重要目的。《盐铁论·西域》指出，这一战略的设定由于匈奴曾经占有控制西域的优势，“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汉武帝于是“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后汉书》卷87《西羌传》的表述与《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及《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有异，可能由于突出“羌”的历史记述，“胡与羌”的语序颠倒，也称为“羌胡”，即：“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交通条件的开创与阻断，即“通道”与“隔绝”，是河西交通史的两面。

“隔绝羌胡”是军事策略。而河西经营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又有“通货羌胡”的表现。

《后汉书》卷31《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东汉初，天下安定，“河西守令咸被征召”，据说“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孔奋调任，一时“姑臧吏民及羌胡”“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由此可知“羌胡”受益于河西市场，同时亦促进河西市场繁荣的情形。

河西地方经济形势的优越，与丝绸之路贸易的活跃有关。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也应当关注来自西域，曾经与汉人以及“胡羌”“羌胡”均有过交往的“商胡”“贾胡”在河西地方的活跃表现。

三、“南羌”与河西民族交往的复杂情势

无论是《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所谓“鬲绝南羌、匈奴”，还是《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所谓“隔绝南羌、月氏”，“南羌”都是汉王朝战略防备的重心。“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书》卷28《地理志》中出现多例。可知“南羌”体现了当时比较确定的民族、地理知识。新疆汉代遗存所见有“讨南羌”字样的织锦，告知我们“南羌”曾经是丝绸之路交通长期提防与警备的民族力量。“南羌”作为民族称谓在汉末依然使用的情形，见于《三国志》卷18《魏书·张就传》裴松之注。

与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的论点（《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指出：“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他们特别重视民族关系在这种“交往”中的动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从汉代历史文化研究获得的信息看，“南羌”作为在河西地方以南曾经相当活跃的民族力量，对于与丝绸之路史有关的民族交往的实现，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在与丝绸之路河西段西端形成某种对应关系的今西藏阿里地区，出土汉代“宜侯王”文字织锦及其他文物。有的学者以为“高原丝路”的文化沟通效应，由此得到证明。这一历史进步，或许与“南羌”的活动有关。敦煌马圈湾汉简可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简文。从河西军事据点出发南下“之蜀”的这一规模颇可观的运输活动，是要经过羌人控制的地区即所谓“南羌”地方的。许多迹象表明，追溯巴蜀地方与河西地方的早期联系，羌人的活动有交通开发的意义。在与丝绸之路河西段东端形成对应关系的汉金城郡以南以及东南方向与蜀地联系，也有交通道路实现四川平原与河西地方经济往来的条件准备。我们借助汉简资料讨论过“广汉八稯布”进入河西经济生活中织品市场的情形。考察蜀地纺织品运达河西的路径，不能忽略羌人活动区域的交通条件与民族关系。现在看来，结合考古文物资料就此进行更深层次的考论与说明，还需要进行更细致、更持久的工作。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8年11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