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
10月16日,在院线上映,
一部小众文学传记电影,
在圈内外都受到很高的赞誉,
上映第4天,豆瓣评分8.2分。
电影以叶嘉莹为主角,
她是从民国时期走出来的诗词大家,
那时,人们用“先生”一词来称呼德高望重的学者,
“一生多艰,是诗词救了她。”
——概括了叶嘉莹的一生。
从1945年第一次站在讲台后开始,
叶嘉莹在国内外教授诗词整整75年了,
桃李满天下,学生中大师辈出。
近些年,因陆续“裸捐”3568万用以诗词推广,
今年7月,
一条曾与该片导演——
彼时身在台北工作室的陈传兴连线,
聊了许多电影拍摄的幕后;
10月8日,我们在上海,
再次与刚结束隔离的陈传兴进行采访。
“它不只是叶先生本身的一部传记,
也在讲述诗词的命运,
10月8日,一条在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见到陈传兴。九月底他从台湾飞到上海,刚刚结束了14天的疫情隔离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总算出狱了”。接下来几日,便是紧凑的采访和宣传活动。
影片在前期试映时,受到电影和文化圈的极高赞誉,几乎零负评,但陈传兴还是对电影的公映感到战战兢兢。
在这个划手机、打游戏、玩抖音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慷慨地拿出2个小时,观看一部关于诗词的纪录片?
采访前夕正值张爱玲诞辰100周年,聊到这,陈传兴感叹说:“如果张爱玲当年在香港拍电影的时候,偶尔在镜头前面晃过,留下哪怕短短2秒钟的影像,有多少人会被感动。”包括钱钟书、杨绛、张充和等那一代伟大的学人、作家,鲜有留下影像资料,陈传兴感到非常惋惜。
这也是他开启《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传记系列的初衷。《掬水月在手》,是他“诗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活着的传奇——叶嘉莹。
启发·崭露
1942年,叶嘉莹在辅仁大学念大二,那时候整个北平(现北京)在日军的占领下。
十八岁的少女叶嘉莹,在老师顾随的教导下,发现了诗词更深层的美,内心深受启发。
“顾先生讲课,跟一般老师真是不一样”。他身材瘦高,总是面带微笑、潇洒从容地走进教室,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兴会淋漓,通过讲诗表达对人性、对人生的理解,而且中西融贯。这让叶嘉莹眼界大开。
叶嘉莹说在诗词道路上,伯父和老师顾随给她的影响最重要。
她1924年出生在北京,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清贵族。从小就跟着伯父吟诵诗词,十多岁开始写诗填词。“伯父给我的是培养,老师给我的是启发。”叶嘉莹从单纯欣赏诗词的美,到理解诗词里面“真正的感发的生命”。
但同时她要面对的,是父亲失联、母亲过世,和整个时代的大动荡。
听了顾随6年课后,1948年,叶嘉莹在“情感关系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跟先生到上海结婚。很快又从上海搭船,跟着1949的整个动荡飘到台湾。
临走的时候,顾随送给叶嘉莹一首诗《送嘉莹南下》,头两句是:“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荼是一种苦茶,食荼已久,就会渐渐甘之若饴。同理,人的一生,历练的痛苦多了、久了,也就会慢慢接受。这个理,影响了叶嘉莹的一生。
叶嘉莹在电影中谈起第一次跟她先生相遇,他骑着自行车,说“现在夜深了,我就送你回去。”那时她还有点腼腆。后来说到“父亲不喜欢他,说他不学无术”,如果把镜头放慢,我们看到她的眼神,多少有些沉重的感伤。
到台湾后,整个家里只有她一人在工作,独自抚养女儿和全家。从少妇到中年,之后又一路两个肩膀把全家从台湾扛出去,飘到海外。“她从生命里走过来,滴着血,滴着泪。”但这一段回忆,叶嘉莹在电影中只用一句“我先生不工作”,草草带过。
上世纪50年代,叶嘉莹在台湾中学任教时为小朋友讲课
与情感和婚姻的不幸相反,叶嘉莹诗词之旅越走越顺。“我真是热爱古典文学,只要一讲课就神采飞扬。”
当时叶嘉莹在中学教书,同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的诗词,让学界惊艳。时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台静农,仅仅是看了叶嘉莹写的旧诗词,就邀请她到台大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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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掬水月在手》的时候,陈传兴特意找来了叶嘉莹当时的学生,很多人如今已是文学界的学者、作家或大学教授。
“她总能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来讲深奥的古诗词,不会让人觉得遥远。”再加上叶嘉莹年轻时候非常美,穿着典雅的旗袍,一口的京片子,学生们争着抢着要来一睹这位来自祖国故土的女神。
当时台湾有新诗跟旧诗的论战,两派的诗人吵到几乎要老死不相往来。这时,叶嘉莹写了一篇《略谈李义山的诗》(即李商隐),同时打动了两边,让大家了解到古典诗和新体诗之间是可以互通共融的,双方的矛盾由此化解。
诗人痖弦在电影中开玩笑说,是叶先生让两边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粽子,过端午,纪念屈原。
李商隐、陶渊明、杜甫,是对叶嘉莹影响最大的三位诗人,也代表了她在诗词研究中的不同阶段。
叶嘉莹尤其喜欢杜甫,在电影里,一谈到杜甫,她就立刻直起身子,声音也响亮了起来。
在那个没有复印机、打字机的年代,叶嘉莹利用暑假的两三个月,坐公交车跑遍了台湾的图书馆,搜集了所有杜甫诗集的善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们抄下来,加上她的批注,编成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电影中说到这段经历时,她的表情似乎还流露出一点小骄傲。
这本著作奠定了叶嘉莹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让海外汉学界关注到她。
这给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带去完全不一样的风气。陈传兴在拍摄中有个印象挺深的采访,“宇文所安就讲了,原本他不喜欢词,可是上了一个暑假的叶先生的课后,他改变了。宇文所安是个非常大的学者,其实他蛮骄傲的,但在那个时候却能被叶先生打动。”
“论词的观点与方法之东西合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非叶嘉莹教授不作他想。”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更是这样赞叹。
70年代后,叶嘉莹把主要的动力都放在了词的研究上。她喜欢词,一方面是因为词在内容、节奏、韵律上更加丰富;另一方面,对于词人所经历的动荡和乱世,她感同身受。
在哈佛研究王国维的时候,哈佛燕京图书馆给了她一把钥匙,闭馆后她可以留在里面工作。夜深之后,从长长的、黑暗的通道经过,“我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即王国维)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
在研究词的时候,叶嘉莹独创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这是词之美感中的一种基本的特质,也可以引申为一种人的美德:“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叶嘉莹在国外教书长达20多年,哪怕退休后,依然活跃在西方讲坛上,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外国学生。她开始在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后,原本只有十几个学生选的课,选课人数翻了四倍。
祖国
很多观众看完《掬水月在手》后,印象最深的是叶先生刚回南开教书的那段往事。
当时文革刚结束,就像亲历者在电影中说的,那一代人隐忍了十年,正是对知识最如饥似渴的时候,叶嘉莹的到来为校园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南开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上课的地点是教学主楼最大的阶梯教室,可以容纳300人。开课不久,整个学校的学生都闻风而来,甚至还有天津其他学校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还有人扒在窗户上听课,自嘲说“买的是挂票。”
事实上,从加拿大回国任教,是叶嘉莹几经周折、努力多年的结果。
1970年代,叶嘉莹已经拿到了UBC终身教授的聘书。但她心里始终深藏着回国教书的心愿。她在《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一文中解释说:“诗歌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带着生命的力量,而西方人是没有这种生命的共鸣的。”
“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
这一次的返乡,叶嘉莹写下长诗《祖国行》
1974年,中国和加拿大建交关系稳定后,她立即申请回国探亲,从加拿大一路辗转飞到香港,再回到北京。这是她1949年离开后,第一次回家。她在电影里动情地说,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她一看到下面的灯火,就想到了幼年长大的长安大街,眼泪就流下来了。
改革开放之后,每年的寒暑假,她几乎没有休息,一有机会就回到南开,陆陆续续地开课。
之后的30年,她一直辗转于天津、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直到2003、2004年,彻底回国,在南开落脚定居。
两年的拍摄中,陈传兴切身感受到了叶嘉莹简朴的生活,“简单到难以想象”。住在南开的教职员宿舍里,两室一厅加上一个小厨房,家中只有一台小电视,却堆了满屋子的书,热一块馅饼便可以对付一餐。
有一个阿姨在照顾她,但是她总不愿意麻烦别人。每天阿姨做完事之后,她都会让阿姨回去。后来发生了几次她在家里跌倒的事故,她才勉强地让阿姨也住在家里。
讲到这些,陈传兴总是掩盖不住自己的敬佩之情:“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人上了90岁后,像叶先生这样,不止记忆没有衰退,还可以持续地往前走,持续地跟时代的新思潮同步。”
“几千年的诗都还在,
又有什么好担心呢”
钟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曾跟随叶嘉莹学习,他回忆说,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对诗词的关注便渐渐消退了。“叶先生的《唐宋词十七讲系列讲座》曾经可以卖到十几万册,如今却只有一万册销量。”
他还记得叶先生曾收过一个弟子,原本学的是法律,因为喜欢古典文学,给叶先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叶嘉莹深受感动,便同意收他为学生,同时嘱咐他继续学法律,“因为学古诗词以后不好找工作。”——“听到这种话你不感到心酸么?”
白先勇在电影中说,叶先生和他一样,对传统的没落感到焦虑、心急,带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矛盾心理。
《今天,我们要公开谈论下月经》
《成都著名画家的房子,胜过99%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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