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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家侯莹，70年代生人，
头巾包裹光头，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她是第一批在海外成名的中国现代舞者，
侯莹作品《色线》
她出道即巅峰，
编舞处女作就获国际现代舞金奖。
连续4年站上美国林肯中心的舞台，
2009年，侯莹回国，
创办了自己的舞团，运营至今。
其间遇到各种问题，“困难巨大”，
但她从未放弃，
“我遇见舞蹈，
也没有想到我会一直做到现在，
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去创作，
人只有面对艺术的那一刻，
宋庄，华彩美术馆二楼，11月末的北京已经很冷。49岁的侯莹带领六七个年轻演员，复排11年前首秀曾惊艳舞蹈界的《涂图》。“对，送出去，就是这样”，侯莹排练起来总是专注，舞者们多少有些怕她。这天学生们得知侯莹下午有事不在，感叹道“今天终于可以准时吃午餐了。”十几年前，舞评人曹语凡在广东现代舞团的排练厅外第一次见到侯莹，“她光着头，穿着玫瑰色丝绸裙子，上身一件背心，万千人中一个人的气场全部压住了。”她转头去问她的先生，“这个人是男还是女？”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个八分钟的舞蹈“画卷”惊艳了世界，舞台像一张洁白的画纸一样徐徐展开，黑衣舞者上下跳跃、翻滚，像小墨点一样，最后勾勒出一幅优美的水墨山水图。承接这个舞蹈的是美籍华人舞蹈家沈伟，侯莹则是沈伟最得力的助手、参与了这个作品前期的创作。
2001年，她加入沈伟的舞团，到2009年为止，她在沈伟的舞团里跳了8年，三次登上《纽约时报》封面，连续4年站上美国林肯中心的舞台，沈伟的代表作《声希》、《春之祭》的海报图片，直到现在用的都是侯莹的照片。
侯莹在纽约林肯中心表演沈伟版《春之祭》
其实那个时候侯莹已经不年轻了。她30岁才赴美，此前在广东现代舞团跳了7年现代舞。跳舞之外，她编舞方面也已经声名鹊起，24岁时处女作《夜叉》就荣获1996年白俄罗斯国际现代舞大赛金奖。 初到纽约，侯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曾经的过去，“彻底归零”。第一年因为英语不熟练，侯莹几乎当了一年的哑巴。“大家都当我是一个普通的舞者，这就挺好。”她和沈伟一起研究动作，怎么把东方的身体技巧和西方的技术融合在一起。沈伟有很多想法，侯莹成了他最理想的实验对象和合作伙伴。
侯莹作品《悬浮》，这部作品在纽约创作，因为腰伤，大量动作都是在地上2006年，侯莹35岁，复排《春之祭》时腰伤爆发，以至于在《声希》演出现场腰完全用不上力气，“当时沈伟做了一个动作把她往起抬的时候，他蹲下来都快跪到地上了，侯莹的身体还是起不来。但沈伟还是有舞台经验的，他很隐蔽地用手把侯莹推了起来。”告别舞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开始只是少跳一点，再少跳一点。侯莹觉得要不就不跳了吧，沈伟劝她说，你就上台走一下。反复考虑后侯莹决定断了自己最后的念想，自愿到剧院门口出售舞团纪念品。“亚洲基金会主席看见我，惊讶极了，问我怎么不在台上? ”回国成了她彻底告别舞台的契机。奥运会时，侯莹曾因编创开幕式舞蹈《画卷》短暂回国，那时就有朋友劝侯莹留下，他们说“中国需要你”，侯莹觉得这个话太大，有人说：“如果你不回来，你们那一代人的世界，你们所经历的东西，就翻篇了、断了。”这一点让侯莹心动了。
侯莹作品《色线》
2009年广东现代舞蹈节上，侯莹回国后第一部编舞作品《涂图》进行了首秀。在正式演出前，曹语凡和侯莹一同观摩了多场现代舞演出。“她一会说这个不行，一会说那个不行，”曹语凡心想，你看别人的眼光这么高，到时看你自己的《涂图》行不行。演出结束后，惯例是主创人员请舞评人吃饭，但看完《涂图》的现场后，曹语凡认真地对侯莹说，“这场饭我请。”
曹语凡给了侯莹一个称号：舞蹈界的卡夫卡，说的是侯莹作品的气质，有一种对理性和智性的追索，线条笔直，空间切割感很强，且跨越了时间的概念，“有很多画家和建筑师都喜欢看她的作品。”
舞团去德国卡塞尔，跳《涂图》，一个观众看完追到后台跟侯莹说，他看到了太极。“这里没有一个是太极的动作，他怎么会看到太极？所以说太极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是我们的力，还有我们的气，我们东方人的身体在运用的时候，自然带来的这种流畅和气概。”
侯莹到贵州演出《意外》时，一个观众站起来说，你这作品我看出来了，就是一个鬼片，一个连环杀手把女性一个接一个杀掉。
侯莹至今没有成家，因为“婚姻是对艺术没有什么帮助的”。2014年，为了做自己的舞团，侯莹当机立断，把此前广州现代舞蹈团的房子卖了。
面对缺钱的窘境，有一个工厂曾提出一年赞助100万给舞团，要求是改名叫“XX钢厂舞团”，侯莹觉得滑稽，婉拒了。也有舞蹈综艺节目找过侯莹，开价不菲，但录制综艺节目耗时巨长，最后不了了之。
“她认为余生不多，应当把时间都花在创作上。”一家新美术馆的开幕仪式，请侯莹去做一个作品，钱不多，时长很短，不过3-5分钟，她拿出打磨作品的工匠精神细细琢磨这个小片段，为的是下一次如果有剧场演出的机会，可以延展呈现出完整的作品。
曹语凡形容侯莹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小孩”，不会做饭，也不会煮咖啡，去年在美国因为疫情隔离，才勉强学会煲粥和西红柿炒鸡蛋。侯莹的父母近80岁高龄，最近几年反反复复生病，侯莹把他们从东北老家接到北京来看病，在医院一张张填病单，“把所有节约下来的钱都花在这了”。为了让父母早点好起来，侯莹得空就去病床旁边守着，给他们念诗。“有一天她跟我说早年在外面到处跑，没那么多时间陪父母，现在她必须给自己一点机会补偿他们。”曹语凡说。年轻时，侯莹生活中只有自己，这些年无论是运营舞团，还是照顾父母，侯莹“心里有别人了”。
侯莹说：“我要的很多。我要生活，我要饮食，我很享受一切，我也要艺术。”
《涂图》现在的版本和2009年刚出台时有巨大的调整。2009年的版本后半部分是有颜色的，舞者身上有颜色，最后跳到舞台上整个都有颜色，从天上还下了一些球，球里边也有颜色，他们手里拿着这个球在地上涂抹，写“涂图”两个字。2014年这个版本再重新排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自己，你真的需要颜色出来填补作品的色彩吗？你可以做到去掉颜色吗？我把所有带颜色的部分都去掉了，之后就基本固定了。好，别人感觉这是单一了。No，这是极简了。
《涂图》 剧照
当我把后半部分很炫的颜色去掉时，它的难度是双倍的，因为没有颜色，就要用身体去构造这个图。我几乎是每天想，第二天推翻，持续了两周的时间。
我记得最后一周的时候，我觉得算了，不要再想了，因为太辛苦了，结果第二天想想不行，这个不太合适，又开始想，以至于到最后一想就开始恶心，没办法再想了。我觉得这才是进入到创作的状态，极致、极简的一种状态。艺术创作从来就不是一个让人轻松和舒服的事情，除非你放过自己了。《色线》是进剧场那一刻还在改，把舞台的装置调整了，在剧场完成了最后的作品。
我做梦都在排作品，这个是控制不住的，我梦里已经排了30多台作品了，在纽约回不来的时候，我连续一周做梦排了5台作品，而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什么色彩，什么动作，就像舞剧一样，已经完成了。
创作对我来说，就是你能不能对一个东西深入地钻研下去，其实往宽了走这不难，往深了走是难的。 “我想要做一个了断，
我们从小科班出身，12岁进艺术学院，一直到19岁，古典舞、现代舞、芭蕾舞、民族舞、民间舞等等全方位的训练，除了没有现代舞。毕业以后就被武警文工团给招到了北京，那4年我跳的还是以中国舞为主，还有一些部队的舞蹈。直到1993年的时候，我看到了广东现代舞团的一个演出，叫《神话中国》。两个舞者在舞台上，做了一个手打开的、头往一边晃、两个人再这么走的一个动作。我看到了他们表达的一种状态，不是为了表演而表演，不是为了跳给你看，也不是传统上的审美，我觉得那里面有人的个体的精神。
1994年底我就去了广东现代舞团。原本父母想的是我考北京舞蹈学院进修，毕业之后留校任教，拿到北京户口，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我当时也去考了，照片交了，名也报了，但最后面试的时候我没去。有一天我沿着楼梯往二楼走的时候，那天天色很暗，有一缕光就从窗户那儿，落在了第三到第四节台阶上。然后我就突然站在那里了，我想你真的要来这里面再学4年擦地吗？学完了以后继续教擦地？我的答案是no，就转身走了。很久我才跟父母说，我没有考北京舞蹈学院。听完他们就说，以后你做决定能不能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你现在这是通知。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进入广东现代舞团之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怎么跳都不对。老师们会说我是个模仿力最强的学生，老师什么样，我可以做到和老师一模一样，但一进入创作，我就觉得我有点懵掉了。你会发现你到底想做什么，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也不是很清楚，你想表达什么你更不清楚，没什么可表达的。回溯自己20多年的舞蹈生涯，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关注到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想表达什么？我怎么表达？所有关于人的问题，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选择现代舞对我来说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的角力。我是70年代生人，我们所处的年代，我们每个人内心有很多东西是纠缠不清的，可能从思想上你就要有个革命，你没有这种革命性，是做不了现代舞的。怎么了断？当时很浅薄的，很直觉的，就想先从形象上有一个态度在那里，我就剃了光头，眉毛也剃了，我想反正都可以剃试试。剃光头在那个年代是很轰动的，很多人看你像看动物一样，都是异样的眼光，无论走到哪里，尤其广州沙河顶水荫路附近，每天人来人往，看你简直像看神经病一样。 “你获金奖了，
1996年，我自己创作了一个作品，去国际上参加比赛。没有任何的经验，全部是我的直觉，起的名字叫《夜叉》，选择的音乐也是谭盾最早出的纸乐，完全是“啪啪啪”纸的声音。当时遭到了我们团长的质疑，他说这个音乐完全没有旋律，夜叉的名字又这么难听，你跳舞身体这么舒展这么好看，为什么编那么难看的动作？你真的要带这样的作品出去吗？我就听他的话，回到排练厅去改，改了两周改不下去了。我发现那些动作改得再漂亮，也不是我的动作，最后我又改回来了。 上台比赛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忘掉动作，把意念和精神都放在作品上，所以我上台之后就没有想任何动作了，以至于跳的时候都错动作了。
《夜叉》剧照
那个动作应该面对观众做3次就转身的，结果我重复了可能20次，因为我找不着方向，那个剧院太大了，大歌剧院，可以坐两千多人，周围一片漆黑，观众席在哪里？第二场表演，我又在同一个位置错，每次到那我都找不着方向。但是我下来之后，中国带队的评委就跟我说，你获金奖了，从第一轮到最后一轮全都是第一名。 这一次经历教会了我什么呢？就是说在创作上你必须坚持你自己，一直到现在，我总是在自己的作品的思路里打磨，我不会借鉴任何东西。 “人只有面对艺术的那一刻，
2001年我去美国留学，我想既然美国是现代舞的巅峰，那我应该去看看。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国内已经开始有点名气了，给大型芭蕾舞团编舞，给现代舞团编舞。但是到那以后我就把自己清零了，重新开始。我不喜欢光环，光环对创作一点意义都没有，它只有害。我就是个普通的舞者，每天长时间在排练厅，到处找地方上课，然后看演出，我把所有的费用都花在这上面了。我尽量学习西方的身体结构，分解你的肢体，对时间和空间结构的理解。我学了很多西方现代舞团的技术，玛莎·葛兰姆，莫斯·坎宁汉，我整整上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后来我又去接触downtown的那种身体运动，重心倾斜移动的方式，最后又去接触放松技术，所以整个美国西方的现代舞，后现代舞蹈到当代舞蹈的技术都有亲身学习和体验。
2006年我跳《春之祭》腰伤了，彻底地休息，之后就做了horizon dance theater，可以说腰伤彻底切断了我留在舞台的幻想，开始尝试做自己的作品。
我回国也和腰伤有关。因为国外的治疗费太贵了，不管是针灸、理疗、按摩，都非常的贵。我每周要去3-4次，一次70美金，作为舞者来说，我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费用。那个时候中国现代舞从1988年到2008年，发展了正好也是20年。我知道回国我会遇到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困难巨大。我知道有这些困难，所以我不觉得它是困难。
侯莹作品《云走》
2013年，北京做了一个one国际艺术节，对我有一个委约，排一个独舞。我想用一个全新的方式，不要那种传统的编舞方式来创作这个独舞。我就在找寻，在等待。直到有一天，我在今日美术馆喝咖啡，路边也没有人，就我一个人坐在那，看到一个视频就在对面放着，一个艺术家在不停地涂抹，是谭平老师的一个视频作品叫cover，时长有30分钟。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然后我看到他作品的文字介绍，说生活是碎片的，记忆也是碎片的，开始同时也是结束，这种片段性的感觉我觉得很真实，就在独舞《冉》里运用了这种概念。这其实是当代艺术创作的一种思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舞蹈编舞的思维。《冉》的音乐我用了照相机的声音，因为有一天我在跳即兴，摄影师在我旁边不停地拍，照相机快门的“咔咔”声让我很烦躁。我就想这个声音一直围绕着我，摆脱不掉，我就和音乐家李劲松讲，你给我拿照相机的声音做个音乐，结果快门声就成了我的音乐。
《色线》是我完全在国内创作出来的。那时我在国内待了10年，感觉到无数的东西缠绕着我们，让你想解脱，让你想释放。无数的欲望勾引着我们，让我们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我们就在漩涡中被裹挟着前行。
《色线》的装置是一个4方块，人在这个世界是进进出出，随时走进也随时离开。你进入里面你就充满了欲望，你离开这里其实你就自由。
我遇见舞蹈，我也没有想到我会一直做到现在，做到我都受伤了，我还没有放弃它。
我觉得任何东西对我都可能是束缚。有哲学家说过一句话，人是没有百分百的自由的，人只有面对艺术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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