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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长的粉丝

法律读库 2021-04-24

作者:周理松

从人生场景的真实记录,到光与影的奇妙组合,梦幻之于现实,时而任性照抄,时而执意反叛。虽然只是一串串蒙太奇的动感画面、一缕缕无法捧起又难以抛洒的缥缈碎片,但我们无法抗拒它的诱惑 —— 电影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总是同人的某个梦想连在一起。


可曾记得,马季等人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看似荒诞,其实颇有意味:眼耳口鼻一齐对着脑袋嚷嚷,各争自己的功劳和地位,脑袋被逼得不知所措。以我之见,虽然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但眼见为实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前者才是更可靠的。因此,对电影这门以视觉为主的艺术,我从小情有独钟 ——生活中见不到的人、经历不到的事,电影中都能看到。而且,它让你身临其境;眼前的一切,似乎既可观看,又可触摸,还能从不同的声像效果中闻到某种气息,尝到甜酸苦辣的不同味道。更为神奇的是,还能跟着眼前的人物和故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喜悦、愤怒和悲伤。这一切,虽然在看戏、听评书、看连环画、听奶奶讲故事中也可能有,但都远远不及。
正因如此,十岁以前,在与小伙伴们一番嘁嘁喳喳的讨论过后,我们一致认为,小说是人写的、戏是人演的,评书是一些眼睛看不见的人瞎编的;只有电影,那才是真的人和事;至于这些人和事如何被记录下来、如何又不走样变形,那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那时家乡没电。每天晚上,一盏煤油灯成为家里唯一的光源;邻居家境好一点的,可能有两至三盏油灯在不同的房间闪动;多数人家不敢如此奢侈,只有一颗豆大的灯光,从堂屋闪到厨房,再从厨房闪到卧室;先上床的把灯光留给后上床的;后上床如果动作慢了,灯油已经烧干,只能摸黑脱衣钻进被窝。
乡村的娱乐,既然无电少光,所有艺术门类,就全凭人的口舌、嗓音、四肢动作和面部表情去实现,所以唱歌演戏、讲笑话说评书是最主要的艺术表演形式。由于演戏需要排练,投入人力资源较多,轻易不得进行,而评书只须一人表演,张口就来,且说书的多为盲人,他们以此为业,只要有时间,就逢请必到,一瓶酒几包烟或一两块钱,就可以作为一场演出的酬劳。因此,请人说评书,成为当年农村时尚,家有红白喜事或节假日时,听一场说书就成为必需的节目。
 遥想当年,多少个黑咕隆咚的夜晚,在大伯家的堂屋里、或在生产队的大仓库里,一盏忽闪忽闪的煤油灯,照着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年男人,他左手轻持快板,右手紧握鼓棒,咚咚咚,嚓嚓嚓,节奏分明,抑扬顿挫,击鼓打板停顿之时,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听得满屋男女老少屏声静气,如醉如痴。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白蛇传》《杨家将》《烈火金刚》《大别山上红旗飘》等等。我和小伙伴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行者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他究竟是猴子还是人?尽管说书的尽情描绘,说他既像人又像猴子,是个心地善良又有十八般武艺的僧人,我们还是听不明白,只能瞪大两眼,傻傻地站在大人们身边胡乱猜想。
仿佛是电影为我们解开了谜底,展露了真相。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电影,也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与我们听说的那场评书同名,故事脉络相似,但其中的人物形象、事件场景、生活细节等,都比评书好看好听多了,因为它是真的,不是瞎子瞎编的 ——在我们懵懂的童年岁月里,还有什么比在一块泛光的大白布前,观看正在发生的故事更高级、更难得的享受呢?
农村没有专门的影院,电影进村,其动力来自放映队携带的柴油发电机;光源来自放映机自带的蓄电池;因为银幕宽大,放映机的镜头与银幕之间需要一定的距离,影片注定只能在野外播放。虽然没有正规影视大厅的影响效果,没有精美考究的的环境包装,更没有柔软舒适的座位,但把影片中动感画面和声音置于村口稻场、某片荒地或某条河的沙滩上,却给影片中的人物和故事增添更多生活气息 ——人们一边观看,一边跟着电影里的人物和故事喜怒哀乐,一边沐浴着夜空的月色、田园河畔的清风,时而来一阵悄无声息的细雨,一阵令人措手不及的电闪雷鸣,这真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情景交融,别有一番味道。
当然,那时我还很小,对于此番味道体会不深;如今提到当时情景,可以想象它的纯真与美好。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白毛女》等国产影片,《列宁在十月》《买花姑娘》和《地下游击队》等进口影片多次在村里上映之前,国产影片《铁道卫士》在距我家十里之外的一个河滩上映。银幕上,火车在原野上奔驰,银幕的背面,河水潺潺流淌,影片中的主人公的高科长英俊潇洒,与企图炸毁铁路的特务来回斗智斗勇,其一举一动,无不令人仰慕。与我同村的一位大爷拍着我的后脑勺说:“你看,等你长大了,可能就是高科长这个模样。” 一听这话,我别提有多得意,回家后,激动得久久不想上床睡觉,把母亲房里的一个小镜子悄悄拿到手里,不停地对着自己的脸上照看,心里默默畅想:等我长大了,如果真的像高科长,那就去当侦查员,让所有特务的阴谋都不能得逞。
从此以后,家乡一带巡回放映,不管路有多远、天气有多不确定,只要村里有人去看,我必然相随,一场不落;若突然下雨,哪怕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也不希望马上散场。高科长是我心中的偶像,我常常拿别的影片中的人物与他作比较,总觉得杨子荣没他儒雅,许云峰没他机智,李玉和和洪常青没他帅气。同时令我困惑的是,电影中的地主婆为何都又胖又丑,这难道就是黄世仁想要霸占喜儿的理由?而女特务为何都长得很漂亮,难道她们都出身高贵人家?在我看来,就长相而言,只有这些漂亮的女特务才配得上我们的高科长。
这些想法多么幼稚!说明我要做高科长那样的侦查员,还很缺乏见识,还需要从小受到锻炼。在我渐渐长大的那些年月,锻炼的机会多的是,比如斗地主、批走资派、捉小偷,责令思想作风不正的人悔过自新,等等,但这些事情,似乎更适合由大人们去干。
我不甘心,也很着急,终于等到有一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天地间一片漆黑。民兵排长拿着手电筒,趴在我家窗外,扯着嗓子与我父亲商量:今晚有紧急任务,需要派人到村口站岗——上级通知说,有个解放军军官离开部队多日,准备投敌叛变,其潜逃的路线可能要经过我们家乡一带,必须有人在各条路口严密守候,随时拦截。这项任务,只能由勇敢而又头脑机敏的年轻人来干。我一听,连忙把脖子伸向窗口报名,可民兵排长摇头说,年龄不满十五岁的不行。我急了,转过身来征求父亲的意见,见他默不做声,我不容分说,很快戴上斗笠,穿好套鞋,手持一支红缨枪,三步并作两步冲出门外。民兵排长不再吱声,领着我在疾风暴雨中来到村口,和另外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起站岗。从午夜站到黎明,雨一直没有停歇,风一直在狂吼,我们浑身湿透,两眼仍一直紧盯四周,恨不得让视线穿透千山万水,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奇怪的是,虽然一宿没合眼,竟然没打一个哈欠。后来,当民兵排长在我父亲面前夸奖我时,我心里不以为然:比起高科长的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我执行这点任务算个什么!
村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崇拜高科长,也听说我想学他,将来去当侦查员。他们把这话传到大人们耳里,看过《铁道卫士》的人说,“这伢长得真的有点像高科长”。也有的马上反驳:“瞧他那个斯文样儿,怎么会有高科长勇敢!” 还有的抿嘴窃笑说:“他的眉毛长得那么淡,一点也不像”!对这些议论本来不必较真,可是我却受了刺激,感觉有伤自尊心,心里暗暗发誓:如果真的当不了高科长,我就非要去当电影演员,演,也要把高科长演成真的 ——从把电影里的故事当做真人真事,到已经知道电影和戏剧一样,也是人演的,我已经从蒙昧的童年走向充满幻想的少年。没想到,自己的志向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立志学习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到企图表演这些人物形象。
现实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相较于电影里的故事情节,有时显得特别尴尬和无奈。


在我刚上高中的那年,学校附近的镇上每隔个把月,就有一场电影在公社办公室的院子里上映,最初不用买票,进场时没人阻拦,直接站在人群中观看。久而久之,或许是因为来看得人太多,开始实行售票进场,但是否人人都需要花钱买票才能进去,那得看你与守门的人是否熟悉。守门者和卖票的既有放映队工作人员,也有受其委托临时来帮忙的。对于公社干部,他们提前发票;对于放映队的关系户,他们私下里送票;我们学校的老师,凡是与放映队熟悉的,也都能拿得到票。只有我们学生和附近村里农民,想看电影必须买票进场。
正在学校读书的我,只有在新学期开学需要交学杂费和书本费时,父亲才把卖鸡蛋换来的一两块钱塞进我的口袋,还没捂热,就都交到班主任手里了,平时很难有一元以上现金,用于学习之外的生活消费。要看收费的电影,只能把自己口袋或书包重翻一遍,如能找到一两毛钞票或硬币,那就谢天谢地,可以兴高采烈去看,否则,就只能站在电影场外干瞪眼,或在影片快要放完、守门的人不再坚守时,悄悄进去看个“尾巴”。
那是一个寒冷的傍晚,同桌调皮的二毛把我拉到寝室门口,神秘兮兮告诉我,晚上七点公社办公室院子里放电影,只要能提前溜进去,躲在他熟悉的某个角落,就不用买票也能看一整场。我不相信,且怕暴露以后难堪,不大愿意跟着他去,他骂我“笨蛋”“苕货”,一扯一拽地把我拉到公社院子门旁,趁着放映队里那个长得最帅、人称小黄的年轻人与一些漂亮女孩打情骂俏、不售票就把她们放进去的机会,拽着我偷偷往里混。此时离放映还剩十几分钟,我侥幸躲过小黄的视线,终于有机会看上一场不花钱的电影;二毛更得意,问我是否有钱,如果有,明天就上街给他买根油条,好好酬谢一下他 。正在私语时,一道强烈的手电光芒突然射向我们脸上,随即有人大声喝问:“你们怎么进来的?” 我心口猛地一跳,脑袋顿时发懵,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发现小黄正站在我们面前,那张英俊帅气的小脸上透着一股阴气,他捂在大衣口袋里的一只手突然伸出,慢悠悠地伸向我们:“票呢?拿来!” 二毛先是一怔,随即装作若无其事地反问:“刚才进门时,别人不是也没买票吗?” 小黄“哼”地一声冷笑,转而两道浓眉紧蹙,深邃的眼窝里射出冷光,阴阳怪气地反问二毛说:“别人是谁?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吗?聪明反被聪明误。” 见我似有辩解的意思,他从我背后猛推一掌,我一个趔趄,差点倒地,顿时引来周围一阵哄笑。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想赶紧逃之夭夭。二毛站着不动,衣领被另一个守门的人紧紧抓住不放。见他正在挣扎,我羞愧难当,好不容易从口袋里找出一毛多钱,递给小黄,希望弥补逃票的过错,求他放过我们,但他毫不理睬,仍在大声训斥,唯恐所有来看电影的人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位老师见状上前劝解,并严厉批评我俩,表示愿意替我们补交票钱,小黄还不肯罢休;直到一位公社领导有点看不下去,亲自开口劝他算了,这才勉强作罢。
这次逃票事件,虽在老师和同学们中很快传开,但对我和二毛的名声并没带来多大影响,倒是对那位小黄的“狠”有了深刻的印象。凭心而论,他的外表形象长得的确俊朗,仅就他额头之下那两道乌黑的剑眉、那张线条柔和而不失锐气的小脸,让他去演高科长那样的英雄人物,几乎不用化妆就能吸引观众。难怪不少女孩一提到小黄就两眼放光,夸他多么英俊、多有能耐。据二毛说,我们班里两个最漂亮的女生,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往公社大院里跑,至于她们与小黄之间有何秘密,二毛不说,只能肯定她们看电影是从不买票的。
我心里暗想,如果单凭小黄的“狠”和“俊”就能演好高科长,那高科长还算英雄吗?还值得在我心里占着如此重要的位置吗?看来,我们农村观众的欣赏水平的确有待提高。当务之急,不是学高科长如何机智勇敢,更不是去学表演高科长的技能和造型,这些既需要努力,也需要天赋,还不可缺少机遇。只有好好读书,把自己的文化功底搞扎实,同时好好体验生活,使自己能创作,写出一部《铁道卫士》那样的剧本,和有实力的人一起策划制作,请有水平的导演执导,选一流的演员表演,上映之后让观众齐声叫好,拼命鼓掌,不停地流泪,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几十年后,本以为我少年时代的那些非分之想,早已随着岁月的风雨灰飞烟灭,不料在退休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遇上一个同样想入非非的人,在咖啡厅里几个小时神聊之后,把我已经藏进潜意识深处多年的意念——自己亲手策划制作一部电影的想法,一下子挑拨出来。先是自我吃惊,继而豪情满怀,接着自我打气,最终硬着头皮上马,从剧本创作,到资金筹措、导演和演员的物色,直至宣传发行,拍摄制作各方的组织协调,等等,可谓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终于把一部法制题材、反腐内容的所谓“惊悚剧情片”推上全国院线,并在中央电视台(6)频道播放二十余次。此片由一位台湾资深导演执导,男女主角分别由香港和内地著名影星出演;故事情节主要来源于真实案例,经过艺术加工而成。遗憾的是,观众反响平平,投资回报率不足以收回制作成本。虽然同事、同学和其他朋友多有赞赏与鼓励,但我心里毫无半点自得。为了自己一个遥远的理想,竟然心血来潮,激起一些朋友和企业参与文化产业的热情,却使他们赚钱的希望落空。得失之间,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权衡与评估。


电影在线上线下热播之际,我突然想到小黄,那个漂亮的小伙子、那位神气十足的放映队员。几十年过去了,不知他是否还在做与电影有关的事。按我上高中时他有二十多岁计算,现在他应该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影片制成光盘之后,我给当年高中的一位同学打电话,希望他收到以后,代我转送一盘给小黄,聊以回报我和他在电影场上曾经有缘。不料这位同学在电话的另一端疯狂大笑,并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说:“我的大才子啊,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四十多年前,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得了急性出血热,与我们,不,与我们班上的漂亮女生,早就拜拜了,到另一个世界放电影去了,看不成你的电影啰!”
 
                       (2020年5月1日于武昌南湖 . 桂枫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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