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长的粉丝

作者：周理松

一

从人生场景的真实记录，到光与影的奇妙组合，梦幻之于现实，时而任性照抄，时而执意反叛。虽然只是一串串蒙太奇的动感画面、一缕缕无法捧起又难以抛洒的缥缈碎片，但我们无法抗拒它的诱惑 —— 电影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总是同人的某个梦想连在一起。

可曾记得，马季等人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看似荒诞，其实颇有意味：眼耳口鼻一齐对着脑袋嚷嚷，各争自己的功劳和地位，脑袋被逼得不知所措。以我之见，虽然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但眼见为实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前者才是更可靠的。因此，对电影这门以视觉为主的艺术，我从小情有独钟 ——生活中见不到的人、经历不到的事，电影中都能看到。而且，它让你身临其境；眼前的一切，似乎既可观看，又可触摸，还能从不同的声像效果中闻到某种气息，尝到甜酸苦辣的不同味道。更为神奇的是，还能跟着眼前的人物和故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喜悦、愤怒和悲伤。这一切，虽然在看戏、听评书、看连环画、听奶奶讲故事中也可能有，但都远远不及。

正因如此，十岁以前，在与小伙伴们一番嘁嘁喳喳的讨论过后，我们一致认为，小说是人写的、戏是人演的，评书是一些眼睛看不见的人瞎编的；只有电影，那才是真的人和事；至于这些人和事如何被记录下来、如何又不走样变形，那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二

那时家乡没电。每天晚上，一盏煤油灯成为家里唯一的光源；邻居家境好一点的，可能有两至三盏油灯在不同的房间闪动；多数人家不敢如此奢侈，只有一颗豆大的灯光，从堂屋闪到厨房，再从厨房闪到卧室；先上床的把灯光留给后上床的；后上床如果动作慢了，灯油已经烧干，只能摸黑脱衣钻进被窝。

乡村的娱乐，既然无电少光，所有艺术门类，就全凭人的口舌、嗓音、四肢动作和面部表情去实现，所以唱歌演戏、讲笑话说评书是最主要的艺术表演形式。由于演戏需要排练，投入人力资源较多，轻易不得进行，而评书只须一人表演，张口就来，且说书的多为盲人，他们以此为业，只要有时间，就逢请必到，一瓶酒几包烟或一两块钱，就可以作为一场演出的酬劳。因此，请人说评书，成为当年农村时尚，家有红白喜事或节假日时，听一场说书就成为必需的节目。

 遥想当年，多少个黑咕隆咚的夜晚，在大伯家的堂屋里、或在生产队的大仓库里，一盏忽闪忽闪的煤油灯，照着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年男人，他左手轻持快板，右手紧握鼓棒，咚咚咚，嚓嚓嚓，节奏分明，抑扬顿挫，击鼓打板停顿之时，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听得满屋男女老少屏声静气，如醉如痴。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白蛇传》《杨家将》《烈火金刚》《大别山上红旗飘》等等。我和小伙伴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行者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他究竟是猴子还是人？尽管说书的尽情描绘，说他既像人又像猴子，是个心地善良又有十八般武艺的僧人，我们还是听不明白，只能瞪大两眼，傻傻地站在大人们身边胡乱猜想。

仿佛是电影为我们解开了谜底，展露了真相。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电影，也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与我们听说的那场评书同名，故事脉络相似，但其中的人物形象、事件场景、生活细节等，都比评书好看好听多了，因为它是真的，不是瞎子瞎编的 ——在我们懵懂的童年岁月里，还有什么比在一块泛光的大白布前，观看正在发生的故事更高级、更难得的享受呢？

农村没有专门的影院，电影进村，其动力来自放映队携带的柴油发电机；光源来自放映机自带的蓄电池；因为银幕宽大，放映机的镜头与银幕之间需要一定的距离，影片注定只能在野外播放。虽然没有正规影视大厅的影响效果，没有精美考究的的环境包装，更没有柔软舒适的座位，但把影片中动感画面和声音置于村口稻场、某片荒地或某条河的沙滩上，却给影片中的人物和故事增添更多生活气息 ——人们一边观看，一边跟着电影里的人物和故事喜怒哀乐，一边沐浴着夜空的月色、田园河畔的清风，时而来一阵悄无声息的细雨，一阵令人措手不及的电闪雷鸣，这真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情景交融，别有一番味道。

当然，那时我还很小，对于此番味道体会不深；如今提到当时情景，可以想象它的纯真与美好。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白毛女》等国产影片，《列宁在十月》《买花姑娘》和《地下游击队》等进口影片多次在村里上映之前，国产影片《铁道卫士》在距我家十里之外的一个河滩上映。银幕上，火车在原野上奔驰，银幕的背面，河水潺潺流淌，影片中的主人公的高科长英俊潇洒，与企图炸毁铁路的特务来回斗智斗勇，其一举一动，无不令人仰慕。与我同村的一位大爷拍着我的后脑勺说：“你看，等你长大了，可能就是高科长这个模样。” 一听这话，我别提有多得意，回家后，激动得久久不想上床睡觉，把母亲房里的一个小镜子悄悄拿到手里，不停地对着自己的脸上照看，心里默默畅想：等我长大了，如果真的像高科长，那就去当侦查员，让所有特务的阴谋都不能得逞。

三

从此以后，家乡一带巡回放映，不管路有多远、天气有多不确定，只要村里有人去看，我必然相随，一场不落；若突然下雨，哪怕淋得像落汤鸡似的，也不希望马上散场。高科长是我心中的偶像，我常常拿别的影片中的人物与他作比较，总觉得杨子荣没他儒雅，许云峰没他机智，李玉和和洪常青没他帅气。同时令我困惑的是，电影中的地主婆为何都又胖又丑，这难道就是黄世仁想要霸占喜儿的理由？而女特务为何都长得很漂亮，难道她们都出身高贵人家？在我看来，就长相而言，只有这些漂亮的女特务才配得上我们的高科长。

这些想法多么幼稚！说明我要做高科长那样的侦查员，还很缺乏见识，还需要从小受到锻炼。在我渐渐长大的那些年月，锻炼的机会多的是，比如斗地主、批走资派、捉小偷，责令思想作风不正的人悔过自新，等等，但这些事情，似乎更适合由大人们去干。

我不甘心，也很着急，终于等到有一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天地间一片漆黑。民兵排长拿着手电筒，趴在我家窗外，扯着嗓子与我父亲商量：今晚有紧急任务，需要派人到村口站岗——上级通知说，有个解放军军官离开部队多日，准备投敌叛变，其潜逃的路线可能要经过我们家乡一带，必须有人在各条路口严密守候，随时拦截。这项任务，只能由勇敢而又头脑机敏的年轻人来干。我一听，连忙把脖子伸向窗口报名，可民兵排长摇头说，年龄不满十五岁的不行。我急了，转过身来征求父亲的意见，见他默不做声，我不容分说，很快戴上斗笠，穿好套鞋，手持一支红缨枪，三步并作两步冲出门外。民兵排长不再吱声，领着我在疾风暴雨中来到村口，和另外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起站岗。从午夜站到黎明，雨一直没有停歇，风一直在狂吼，我们浑身湿透，两眼仍一直紧盯四周，恨不得让视线穿透千山万水，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奇怪的是，虽然一宿没合眼，竟然没打一个哈欠。后来，当民兵排长在我父亲面前夸奖我时，我心里不以为然：比起高科长的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我执行这点任务算个什么！

村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崇拜高科长，也听说我想学他，将来去当侦查员。他们把这话传到大人们耳里，看过《铁道卫士》的人说，“这伢长得真的有点像高科长”。也有的马上反驳：“瞧他那个斯文样儿，怎么会有高科长勇敢！” 还有的抿嘴窃笑说：“他的眉毛长得那么淡，一点也不像”！对这些议论本来不必较真，可是我却受了刺激，感觉有伤自尊心，心里暗暗发誓：如果真的当不了高科长，我就非要去当电影演员，演，也要把高科长演成真的 ——从把电影里的故事当做真人真事，到已经知道电影和戏剧一样，也是人演的，我已经从蒙昧的童年走向充满幻想的少年。没想到，自己的志向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立志学习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到企图表演这些人物形象。

四

现实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相较于电影里的故事情节，有时显得特别尴尬和无奈。

在我刚上高中的那年，学校附近的镇上每隔个把月，就有一场电影在公社办公室的院子里上映，最初不用买票，进场时没人阻拦，直接站在人群中观看。久而久之，或许是因为来看得人太多，开始实行售票进场，但是否人人都需要花钱买票才能进去，那得看你与守门的人是否熟悉。守门者和卖票的既有放映队工作人员，也有受其委托临时来帮忙的。对于公社干部，他们提前发票；对于放映队的关系户，他们私下里送票；我们学校的老师，凡是与放映队熟悉的，也都能拿得到票。只有我们学生和附近村里农民，想看电影必须买票进场。

正在学校读书的我，只有在新学期开学需要交学杂费和书本费时，父亲才把卖鸡蛋换来的一两块钱塞进我的口袋，还没捂热，就都交到班主任手里了，平时很难有一元以上现金，用于学习之外的生活消费。要看收费的电影，只能把自己口袋或书包重翻一遍，如能找到一两毛钞票或硬币，那就谢天谢地，可以兴高采烈去看，否则，就只能站在电影场外干瞪眼，或在影片快要放完、守门的人不再坚守时，悄悄进去看个“尾巴”。

那是一个寒冷的傍晚，同桌调皮的二毛把我拉到寝室门口，神秘兮兮告诉我，晚上七点公社办公室院子里放电影，只要能提前溜进去，躲在他熟悉的某个角落，就不用买票也能看一整场。我不相信，且怕暴露以后难堪，不大愿意跟着他去，他骂我“笨蛋”“苕货”，一扯一拽地把我拉到公社院子门旁，趁着放映队里那个长得最帅、人称小黄的年轻人与一些漂亮女孩打情骂俏、不售票就把她们放进去的机会，拽着我偷偷往里混。此时离放映还剩十几分钟，我侥幸躲过小黄的视线，终于有机会看上一场不花钱的电影；二毛更得意，问我是否有钱，如果有，明天就上街给他买根油条，好好酬谢一下他 。正在私语时，一道强烈的手电光芒突然射向我们脸上，随即有人大声喝问：“你们怎么进来的？” 我心口猛地一跳，脑袋顿时发懵，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发现小黄正站在我们面前，那张英俊帅气的小脸上透着一股阴气，他捂在大衣口袋里的一只手突然伸出，慢悠悠地伸向我们：“票呢？拿来！” 二毛先是一怔，随即装作若无其事地反问：“刚才进门时，别人不是也没买票吗？” 小黄“哼”地一声冷笑，转而两道浓眉紧蹙，深邃的眼窝里射出冷光，阴阳怪气地反问二毛说：“别人是谁？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吗？聪明反被聪明误。” 见我似有辩解的意思，他从我背后猛推一掌，我一个趔趄，差点倒地，顿时引来周围一阵哄笑。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想赶紧逃之夭夭。二毛站着不动，衣领被另一个守门的人紧紧抓住不放。见他正在挣扎，我羞愧难当，好不容易从口袋里找出一毛多钱，递给小黄，希望弥补逃票的过错，求他放过我们，但他毫不理睬，仍在大声训斥，唯恐所有来看电影的人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位老师见状上前劝解，并严厉批评我俩，表示愿意替我们补交票钱，小黄还不肯罢休；直到一位公社领导有点看不下去，亲自开口劝他算了，这才勉强作罢。

这次逃票事件，虽在老师和同学们中很快传开，但对我和二毛的名声并没带来多大影响，倒是对那位小黄的“狠”有了深刻的印象。凭心而论，他的外表形象长得的确俊朗，仅就他额头之下那两道乌黑的剑眉、那张线条柔和而不失锐气的小脸，让他去演高科长那样的英雄人物，几乎不用化妆就能吸引观众。难怪不少女孩一提到小黄就两眼放光，夸他多么英俊、多有能耐。据二毛说，我们班里两个最漂亮的女生，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往公社大院里跑，至于她们与小黄之间有何秘密，二毛不说，只能肯定她们看电影是从不买票的。

我心里暗想，如果单凭小黄的“狠”和“俊”就能演好高科长，那高科长还算英雄吗？还值得在我心里占着如此重要的位置吗？看来，我们农村观众的欣赏水平的确有待提高。当务之急，不是学高科长如何机智勇敢，更不是去学表演高科长的技能和造型，这些既需要努力，也需要天赋，还不可缺少机遇。只有好好读书，把自己的文化功底搞扎实，同时好好体验生活，使自己能创作，写出一部《铁道卫士》那样的剧本，和有实力的人一起策划制作，请有水平的导演执导，选一流的演员表演，上映之后让观众齐声叫好，拼命鼓掌，不停地流泪，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五

几十年后，本以为我少年时代的那些非分之想，早已随着岁月的风雨灰飞烟灭，不料在退休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遇上一个同样想入非非的人，在咖啡厅里几个小时神聊之后，把我已经藏进潜意识深处多年的意念——自己亲手策划制作一部电影的想法，一下子挑拨出来。先是自我吃惊，继而豪情满怀，接着自我打气，最终硬着头皮上马，从剧本创作，到资金筹措、导演和演员的物色，直至宣传发行，拍摄制作各方的组织协调，等等，可谓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终于把一部法制题材、反腐内容的所谓“惊悚剧情片”推上全国院线，并在中央电视台（6）频道播放二十余次。此片由一位台湾资深导演执导，男女主角分别由香港和内地著名影星出演；故事情节主要来源于真实案例，经过艺术加工而成。遗憾的是，观众反响平平，投资回报率不足以收回制作成本。虽然同事、同学和其他朋友多有赞赏与鼓励，但我心里毫无半点自得。为了自己一个遥远的理想，竟然心血来潮，激起一些朋友和企业参与文化产业的热情，却使他们赚钱的希望落空。得失之间，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权衡与评估。

电影在线上线下热播之际，我突然想到小黄，那个漂亮的小伙子、那位神气十足的放映队员。几十年过去了，不知他是否还在做与电影有关的事。按我上高中时他有二十多岁计算，现在他应该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影片制成光盘之后，我给当年高中的一位同学打电话，希望他收到以后，代我转送一盘给小黄，聊以回报我和他在电影场上曾经有缘。不料这位同学在电话的另一端疯狂大笑，并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说：“我的大才子啊，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四十多年前，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得了急性出血热，与我们，不，与我们班上的漂亮女生，早就拜拜了，到另一个世界放电影去了，看不成你的电影啰！”

                       （2020年5月1日于武昌南湖 . 桂枫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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