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收藏：这是一份最清晰的金融开放图谱
近期，自博鳌论坛中国宣布将在金融市场大举推动金融开放、易纲行长直接宣布了11条开放举措以来，金融开放成为国内外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时曾承诺外资金融机构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但现实却并未如此，这十多年来，金融开放进展并不算大，甚至在部分领域有倒退。
现在，新的时间又开始了，开放的决心很大，层级也很高。在博鳌论坛上，中国证监会副手方星hai说，过去中国制造改变了世界，未来中国金融将改变世界。这是中国金融人久违的自信和豪迈之音，这几年金融业遭遇强整顿，骂金融成为一种时髦。
如果真的要让中国金融改变世界，首先把门打开，让民资和外资进来，让中国金融强起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艰辛的努力。
在这个开放的关键节骨眼，本文试图对金融开放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过去的开放出了什么问题？有哪些不足？未来的开放图谱是什么？业界的政策建议主要是什么？
希望若干年后，再拿出这份金融开放图谱来对照，可以看到这条路没有走歪，中国金融真正的变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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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开放包括什么？
2001年，中国加入WTO。当时，中国的金融业羸弱不堪，银行业的呆坏账奇高，甚至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于是，业界普遍担心“狼”来了怎么办。
后来，“狼”确实来了，但却大多数失望而去。十几年过去了，中国金融业至今仍是国资绝对控制的“铁桶”，民营和外资都只是零星的点缀。
那些一腔热血开拓市场的外资，在母机构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也纷纷退出中国。在金融机构开放方面，总体而言，止步不前。
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受制于基础性的汇率和资本项改革的多年停滞，市场的开放在很长时期都几乎裹足不前。直到近些年，无论是在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项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股市、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开放也开始重新起步，但股市局限于通道式开放。银行间债市开放算是最好的，但也面临诸多配套制度的不足。外汇市场则仍然较为封闭。
金融市场的开放是盘大棋，必须多驾马车并驾齐驱，相互促进，并且要配套监管能力跟进和实体经济改革推进结合，方能取得效果。
下面逐项展开分析：
二、金融机构开放
金融机构的类别多样，这次易行长在博鳌宣布的11点措施，主要都是针对机构开放而非市场开放。
除了针对主要类别外，易行长还专门提到了鼓励外资进入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领域。但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三大领域：
总体评价：
加入WTO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总体上呈现了倒退的状态。
根据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指数，截止2016年，中国银行业STRI指数为0.41，在44个国家中排名第41位，保险业为0.46，排名第42位。
具体表现：
1，银行业：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与刚加入WTO时的2%有明显下降，截止2016年底，仅为1.29%。OECD国家平均水平是10%。
2，保险业：外资保险资产占比在2005年达到8.9%之后逐步降到了2016年5.6%。
3，证券业：截止2017年3月，在华合资证券公司13家，占证券公司总数10%，总资产占比4.5%。
原因分析：
对外资机构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两方面的限制都比较严重：第一是股比限制，必须合资。第二个是业务范围的限制，这个内容非常多，导致了合资机构实际上成为了二等公民，完全无法享受到国民待遇，无法和国内机构平等竞争。
现在，市场关注的焦点是简单的股比问题，但比股比更重要的是业务范围的各种明文的、隐性的限制。
比如，对外资银行而言，外资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需在华开业一年以上，国内银行则不需要。外国银行在华设立营业性机构要求申请人前1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拟设分行的不少于200亿美元。方星hai在2006年的调研中还提到的一些限制，如，对新网点设立、营运资金补充审批速度都很慢，有的银行连续6年申请新增一家分行而不得。人民币运营资金来源也有限，不允许外资机构之间拆借等等。
比如，对证券公司而言，首先只能合资，其次合资机构的业务大大受限，只能从事承销、外资股的经纪以及债券经纪业务等一小部分业务。因为中方控股的必须是证券公司，由于子母公司不能同业竞争，合资券商牌照单一，业务严重受限，外资最擅长的能力几乎完全无法发挥。
再比如，在保险业，对设立分支机构审批速度太慢，对牌照数量限制、地域限制较严重。
已宣布的开放政策分析：
易行长在博鳌论坛上对银证保宣布了不同的开放政策。
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虽然要取消，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设立子行和分行，也就是不再歧视性地对外资申请子行和分行。但是在业务范围上，表述仍然是“在年底前大幅放宽”，这个“大幅”到底是多大？并不明确。
相比之下，证券行业取消股比很慢，第一步是放宽到51%，三年后才不设限，而且不要求境内股东是证券公司，但是在业务上却放得很开，“业务范围不再单独设限”，直接宣布内外资一致。
保险行业则是先放开了保险经纪、公估和代理，以及取消开业前的2年代表处的要求。对于其他方面的限制，目前并无直接的回应。
综合而言：博鳌论坛的11点开放措施，有10点是与机构开放有关，但是目前的开放步伐其实并不算大，距离真正的外资国民待遇还有较长的距离。
政策建议：
设立明确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时间表，直接宣布内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一致，即使有设限的地方，应当是采取负面清单的形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小步走，慢步爬行开放。
三、金融市场开放
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机构开放一样，市场种类繁多，有些市场分割严重，比如债券市场，分为央行（交易商协会）、发改委、证监会三个部门监管，不同部门监管的市场开放程度也截然不同。而且每个市场大体上又可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本文也无法穷尽所有的市场类别，而是主要关注的几大市场的开放进展，而且重点关注是二级市场的开放。
总体评价：
不同市场差别较大，债券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股市次之，外汇市场最低。
具体表现：
1，债券市场：海外持有者不到2%，相比之下，美国为38.1%，日本为10.5%。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的品种结构也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2，资本市场：QFII、RQFII、沪港通和深港通合计持股占比不到5%，相比之下，伦敦为54%，韩国在30%左右。
3，外汇市场：境外机构共66家，包括18家境外清算行，19家境外参加行，29家境外央行类机构。但是，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境外投资者数量只有10%左右，交易占比不足1%，且参与者类型单一，商业机构只有银行。非美币种对人民币交易占比不到5%，大多数小币种交易量过低、流动性不足。
原因分析：
正如机构开放主要面临股比和经营范围限制，金融市场开放也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障碍，一个方面是，允不允许不同类型的外资进入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则是允许进入之后，在总量或配套政策上存在较多的问题，所以导致进入后交易仍不活跃。
比如，债券市场方面，应当说近年的开放步伐显著加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然主要限于银行间债券市场。无论是发行方面的尝试，国际开发机构、境外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及外国政府各类机构都在银行间债市发行了人民币债券，2016年世界银行还发行了SDR债券。
在二级市场交易方面，也放开了许多的机构进入，虽然外资投资品种主要是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同时也试点了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债券通（目前只开了北向通）。
因此，在债券市场的开放上，问题主要不是能不能进来的问题，而是配套的机制，比如会计审计政策、评级机构以及进入市场的备案、托管和交易模式、税收等问题，另外还有衍生品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再比如，股票市场，这几年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包括纳入SMCI指数，以及沪港通、省港通，还有未来的沪伦通，同时还正在探索SDR的机制。
但是，所有的这些机制都是“管道式”的开放，对整体数量进行限制。并且，国外公司在国内市场上市的国际板仍无音信。国内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仍遥遥无期，市场定价机制仍不成熟。
再比如，在外汇市场，目前主要是开放了境外央行和清算行，但是境外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还未能入市。再加上国内主要是商业银行为主，参与者类型单一、数量较少，导致了外汇交易方向趋同，交易规模和国际市场比还存在较大差异。
政策分析和建议：
1，针对债券市场，主要是在配套政策上下功夫，在会计、审计准则、备案托管模式、税收政策、外资评级进入方面下功夫，更加灵活，以鼓励开放的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同时，鼓励各类外资机构在国内发行熊猫债。
另外，加大债券市场的内部改革力度，统一债券市场的监管。
2，针对资本市场，简化对QFII、RQFII以及沪港通、深港通的管理，大幅提升规模，并且设立时间表，尽早不设规模，而是采取备案管理的方式，进行宏观审慎管理。不仅要鼓励在国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以CDR形式回来，还要鼓励业务不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在国内上市。
另外，加大国内股市的发行改革，加快注册制的推进步伐。
3，针对外汇市场，继续扩大开放，增加参与的外资、内资机构的种类，丰富衍生品种类。
四、资本项开放
综合评价：
有进有退。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受制于汇率改革带来的波动，资本项管制上这几年有所反复，在微观政策上仍存在“翻烧饼”的情况，人民币国际化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同时，通道式的开放在扩大。
在G20国家中，中国资本项开放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印度，开放水平不仅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而且也低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径山报告》第七篇，朱隽等）。
具体表现：
1，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一度加强了资本项管制，包括一些口头的对银行的干预措施。
2，对境内个人对外投资仍存在过度管制，QDII2讨论多年，但至今没有推出。
3，资本项开放每次都表现得“决心大、行动小”的特征，十二五也曾设定了开放的目标，但是并未实现。
4，因为资本管制较强，中国资本难以较顺畅地利用全球来配置资源，所有的资金拥堵在国内，导致国内的资产价格过高，一些领域泡沫化严重。
5，2016年底，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的排名较前一年下降一位，占比从2.31%下降到1.67%。
原因分析：
1，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框架正在建立（上海自贸区已有较多探索），还有待完善，这导致开放的信心不足。同时，资本项的微观监管和宏观职能纠缠不清，有时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目标，采用了微观的资本项干预的措施。
2，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IMF对资本管制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更多地支持一定程度的管制。国际国内对资本项开放的争议越来越大，如诺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反复告诫中国监管当局不要放开资本项，国内以余永ding等为代表也对这项政策较为谨慎，这导致开放较难。
政策分析与建议：
1，再次设立开放时间表的意义不大，相反会引起争议，给政策带来阻力。因此，当前不应当设立倒计时的时间表，而是着力于为开放创造条件。
2，重点应当是完善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比如跨境资本流动性管理工具、准备金管理工具、外汇借贷管理工具、流动性管理工具、税收（托宾税等）管理工具等等，以预防由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风险、外债风险等等。
3，将资本项开放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协调推进，如果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较好效果，那么跨境资本流动管制的压力则会小很多，会为资本项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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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配图来自 artbeij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