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铿锵有声句句针砭时弊 报人铁笔笼天下挫万物
“铁肩担道义，健笔为家国”，正是大公人的信念和实践。
单枪匹马，行程六千公里，独家采访“中国的西北角”社会动态的范长江，如何创造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三个第一”？
一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为何能令张学良历52年还能一字不错地背出来？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社评，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起了什么作用？
图：毛泽东与范长江交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野心弥彰，中日大战随时触发。年仅二十六岁的范长江从未来战局考虑，认为中国大西北必将成为抗战之大后方。但当时西北贫穷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国人不知究里。为此，他主动请缨，受命于《大公报》，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单枪匹马，历十个月，行程六千公里，独家考察和采访了四川、甘肃、青海、内蒙等地，其间穿越崇山峻岭，踏遍尸骨横陈的战场，沿途写下了六十九篇旅行通讯，刊发在《大公报》重要版面。
片纸神州贵 华章四海闻
范长江的新闻通讯既以文笔技巧见长，又以思考深度取胜。文章旁徵博引，以古喻今，针砭时弊，直抒胸臆，达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下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境界。当中质朴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情怀，更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
1936年下半年，范长江的旅途通讯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屡售屡罄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这些旅途通讯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屡售屡罄，三年内再版九次，一时风行全国，形成“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的抢购潮。
“红军长征”世界第一篇
更引人注目的是，范长江的西北行与红军长征线路交错重叠，他根据自己一路的考察和采访，写下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一文。这篇文章以大字标题刊登在《大公报》要闻版上，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篇公开披露红军长征的新闻。
上世纪30年代范长江（左一）西北行期间，与当地群众合影
分析红军可能从哪条路线走出困境的这篇文章，为中央红军领袖在甘肃的哈达铺会议，提供了决定去向的决策依据，延安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
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表文章，敢直书“中国共产党”、敢称“红军”、敢在行文中给“剿匪”加上引号的，范长江是第一人。
此后，范长江又撰写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刘志丹生平》等大约十篇有关红军长征的通讯。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表文章，敢直书“中国共产党”、敢称“红军”、敢在行文中给“剿匪”加上引号的，范长江是第一人。
创中国新闻史“三个第一”
可以说，在其成就卓著的记者生涯中，范长江创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三个第一”：他是在内地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也是突破新闻封锁、向“国统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位记者；更是内地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
范长江是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
一篇社评的力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1936年12月13日，《大公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版面截图
十四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文章在“电讯不通，莫知详情”的情况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解决时局，避免分崩”的善后之策。十六日，张季鸾再度挥笔疾书，写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刊发于《大公报》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所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文中对东北军给予深切的同情，呼吁“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中国”。社评写道：“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为祥和。”
当时，南京政府把十八日的《大公报》加印了数十万份，用专机空投到西安市区。大部分西安市民和东北军将士都看到张季鸾的这篇“公开信”，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亦算一次奇观。
该篇文章写得入情入理、淋漓透彻，不少东北军将士阅后深受触动，张学良、杨虎城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翌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图：张学良、杨虎城
这一事件的走向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但导致当时东北军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张季鸾的社评文章有着重要关系。
一九八八年，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应邀去台湾出席其父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发现历经五十二年之后，张学良竟然还能一字不错地背诵那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文章对张影响之深刻、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贡献之大，可见一斑。
大公风云人物 “游刃有余”张季鸾
张季鸾与家人
张季鸾(一八八八—一九四一)，陕西榆林人，中国新闻家，政论家，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
张季鸾外表儒雅，内心刚烈，视正邪如冰炭。其自小熟读诗词经书，青年时代便负笈东瀛，深研国计民生之道，故其胸中自有韬略，发而为文，往往切中时弊，一扫群疑，万诼息响，澄清时局。
著名大公“三骂”即出自其笔下，文章纵横捭阖，逻辑谨严，文采出众，可谓珠圆玉润而又痛快淋漓。
张季鸾，名炽章。1906年赴日本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1年学成归国，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
张季鸾自一九二六年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十五年间意气风发，驰骋报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朝野一致景仰，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亦不多见。
他的朋友，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毛泽东说他“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而周恩来也曾谈到，“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张季鸾先生因肺结核病重去世。国共两党领袖蒋、毛诸公同声哀悼，蒋介石、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大公报》社评敬悼称，“此在本报为塌天之祸事，在国家亦为巨大之损失。”
一九二六年，《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办的新记公司接办。新记《大公报》的口碑与影响之一，在于其言论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言他人不敢言，言他人不能言。其中颇为有名的，当属大公“三骂”。
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
一九二六年夏，北伐战争之后，吴佩孚连遭惨败。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十二月四日，张季鸾撰写社论《跌霸》：“吴佩孚独霸一时，为迷信武力统一之一人……识者不待其踞蹐郑州，早知其必演跌霸一剧矣。”跌霸，原为崑曲剧码名。“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无之，但有气耳。”
二骂汪精卫的领袖欲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斥骂汪精卫“特以‘好人为上’之故，可以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后来汪精卫果然堕落为汉奸领袖。
三骂蒋介石不学无术
一九二七年，桂系倒戈，宁汉谋划合流，蒋介石下野，于八月十三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定于同年十二月一日举行蒋宋婚礼。十二月二日，张季鸾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
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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