贲圣林：金融的责任与未来
本文为IMI执行所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在江西南昌举行的“2016中国新阶层大讲堂——责任·未来”上的演讲稿整理而成，作者对金融金融行业的危机、金融的初心和未来、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原文选自中国金融信息网。贲圣林表示“我们需要不忘金融的初心、回归金融的本源，我们需要找回金融本来的意义，履行金融应尽的责任，借用金融科技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接金融的健康未来，才能引领、推动社会的进步。”
以下是文章全文：
80年前，也就是1936年，有这样一位大学校长，他跟学生们讲，在学校有两个问题应该问一问自己，第一个问题是到学校来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未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为社会做什么样的贡献。问这个问题的人是竺可桢，也就是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问的也正是浙大的学生。这两个问题一直让我们浙江大学的师生们深深地反思、追问我们的责任与未来。我想对于金融，或许我们也应该问问这两个问题。我结合大会主题，从“金融行业的危机”、“金融的初心和未来”、“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三个方面和大家交流。
行业声誉不佳
金融行业目前的名声不太好，甚至有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意味。在国际上，据彭博报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洲八大银行光是罚款或者和解缴款就花费了630亿美元，而市值蒸发了4200亿美元。而同样，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六家主要银行在08年金融危机以来被罚款或者用于和解的金额将近一千亿美元。
在中国，我们金融行业的名声似乎也不佳，有人曾开玩笑说，在中国小狗也能在银行赚钱。虽然有调侃的味道，但是确确实实让大家对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名声有很大的质疑，我们的证券机构、保险公司也面临信任危机。最近，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也受到伤害，特别是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名头的e租宝、泛亚等跑路事件的频发也让公众提出了“互联网金融是不是就是骗子”的疑问。大家都知道，金融行业是最需要信用、最需要信任的一个行业，但偏偏自身的信用还有待大大地提高。
行业结构失衡
2015年，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达到19708亿元，占到中国所有上市公司利润的63%；而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就是所谓的“工农中建交”五家银行，虽然这是与往年相比被某些媒体称为“比惨”的一年，但它们五家的利润总和高达12100亿元，占了所有上市公司的39%。
这一方面体现出我们的实体经济的压力确实很大，但是同时也体现出我们行业的结构失衡，利润分配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几大银行都是海量规模，像工商银行是22万亿总资产，而我们前五大银行有81万亿的规模，这是什么概念？2015年中国的GDP是67万亿，也就是说五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是中国整个经济总量的1.21倍。与此相比，整个中国的保险行业，虽然去年快速发展，总资产规模才12万亿。所以说，我们金融行业的结构是严重失衡的。
我们经常说中国股市的表现和实体经济几乎没什么关联。那银行业呢？我们五大银行81万亿的资产规模有多少是真正作为贷款、比较直接支持实体经济的呢？只有52%。也就是大约一半的资产是作为客户贷款。而汇丰这一比例是35%，一百块钱的资产规模只有35块钱三分之一是真正给客户、非金融企业贷款，那么别的是在干什么？这跟我们近几十年来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些“独特的”或者说是令人焦虑的趋势有关。
第一是经济的金融化、杠杆化。我们全中国债券余额占了GDP比重78%，这个不算高，因为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如果加上银行贷款及其他债务，中国经济的杠杆化就是300%，而金融机构自身的杠杆率更是惊人，某些国际银行资本金只是其总资产的2%左右。
其次，金融证券化、交易化趋势明显，而且是交易越来越频繁。比如中国的股票市场去年成交金额交易量除以市值达500%多，交易量很大。而全球每一天外汇交易量是5.3万亿美元，如果把2015年全球年外汇交易量跟全球GDP总量相比，那么会达到一个高达2598%的比例。就是说我们有26倍于GDP规模的外汇交易量，而且不是说每一个GDP都需要有进出口，所以很大一部分的我们外汇交易市场活动可能跟我们的实体经济、跟我们真正的国际贸易、投资需求是不相关的。
最后一个趋势就是所谓的交易高频化，就是交易的频率、速度越来越快。应该说，中国的金融市场相比国际还不够成熟，差距较大，但是在高频交易的比重来讲，我们却接近了发达国家。美国股市所谓的高频交易活动占比估计在65%到70%的样子，中国股市年纪那么轻、那么不成熟，但是我们高频交易活动占比据估算在50%到70%之间。
什么是高频交易？它的速度有多快？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是期货交易的发源地、主要市场，其中一个叫“JUMP”（跳）的顶级高频交易公司做金融市场的交易系统速度有多快？他们说接近光速。这是什么概念？光速是每秒299792公里的速度，每秒接近30万公里的速度！
我们把大量的金钱、时间、人才，很多物理学博士、计算机博士等等的大部分时间花在高频交易上，但是这些交易给社会带来的效益有多少？至少潜在的和现实的危害却不小。而从事许多这些“闪电交易”活动的主体是所谓的对冲基金。我有时在想，这些都是最聪明的人，用最新最先进的计算能力等武装自己，而他们做的东西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讲“对在哪里”？他们会“引领”金融行业“冲向哪里”？我深深思考，难道金融真的是像许多人所说的是从大部分群体那里攫取钱、而只为少部分人赚钱服务的？我非常迷茫，我们的金融是否迷失了方向？
正如竺可桢校长问学生的两个问题一样，我想我们也可以问金融两个问题。金融和金融从业人员的责任应该是什么？金融行业的未来在哪里？我想我们首先就是要统一思想，反思一下我们金融的初心是什么？金融是要服务实体经济的，如果实体经济是主人，金融更像是客人，所以我们应该想到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实体经济。
这两天我在江西讲“创业金融”这门课，课上我画了一张“金融大厦图”，来自上海的刘幸偕董事长把作为大厦底楼的实体经济戏称为是“社会底层”。我说真的不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基础。金融应该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福祉，而现在金融这个“客人”却似乎“喧宾夺主”了。
邓小平同志说过“金融是现代社会经济的中心”，许多人或许一味强调了金融的重要性、特殊性，但“金融的中心地位”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是一种特权，反过来更是一种责任，金融不应该滥用这种荣誉和地位。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长期的、世界性的难题，在地区间、行业间、群体间的差异非常大，我们有非常多的弱势群体得不到金融服务。拿信用卡来说，中国只有16%的成年人拥有一张信用卡，国际上的水平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说许多人还处于金融服务体系之外。
金融本来应该是推动社会向善的，过去几十年来大家在世界范围内有一种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片面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偷换“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短期化、投机化的倾向，赚钱没有错，但是怎么赚钱？即中国人所说的“取之有道”，而且企业、金融除了赚钱之外还有别的社会责任。有一家华尔街老牌的著名投行，它有一句“著名”的口号：“We make nothing but money” (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只赚钱)。有人问他你们做金融的人究竟为社会生产了什么？他说我们只负责赚钱。不幸的是，或许是幸运的是，这家银行在2008年危机中倒下了，它的名字叫贝尔斯登。
金融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大前天我到酒店大堂办理入住时看到了一点未来，我看到前台有一个使用“支付宝”的标识，一般来讲支付宝都出现在相对低端的消费场景中，这个五星级酒店居然也有支付宝！
据公开消息，支付宝去年这个时候的实名帐户有3亿，总账户数可能在8亿。这是什么概念？它把我们和金融行业多年想实现的“普惠金融”目标的距离缩短了许多，推动了金融的相对平等化、民主化进程。而在国际上，2015年创业投资在所谓的金融科技领域就投资了超过130亿美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这让我看到了未来。因为金融和科技的有效结合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为标志的新兴科技正在改变金融，正在重构金融行业的结构，正在颠覆原有的行业规则和秩序。
大概在三年前，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跟李克强总理座谈的时候说银行是弱势群体的时候，大家哈哈大笑，觉得是说着玩的。但是在今天看来，面对像支付宝这样的新兴巨头的时候，各个银行还真的是弱势群体。所以面对新的科技、新的金融，整个金融行业格局正在重构，国际金融格局也在变化。在上海建立全球的金融中心是我们喊了多年的口号，我个人在银行业20年的职业生涯没有见到太多结果，但是在新兴的金融科技领域也即所谓的互联网金融领域，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已经相对领先，以杭州为代表的城市正在成为新金融的中心。
中国广大的农村、全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很多的弱势群体因为金融科技的进步现在能够随时随地低门槛、甚至无门槛享受到金融的服务。去年这个时候，我在美国的沃顿商学院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讲的就是互联网金融。我跟他们讲，在中国，一块钱可以开户、一万块钱可以开户，但是拿到的服务是一样的、价格也是一样的，他们觉得难以想象。但是我们中国做到了。所以从这个层面讲，我们做到了在金融面前的人人平等，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社会和谐的一个象征。
刚才高部长说，中央很重视新阶层人士工作，我们新阶层人士的作用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新阶层在推动金融服务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因为金融市场跟所有市场一样，其健康发展需要更好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需要更多的正能量的网络界人士，需要更多的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有使命感的科技人才，这些都是我们广大的“新阶层人士”群体。
我们需要不忘金融的初心、回归金融的本源，我们需要找回金融本来的意义，履行金融应尽的责任，借用金融科技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接金融的健康未来，才能引领、推动社会的进步。我相信这应该是金融从业者的目标，是新阶层人士的目标，更是我们社会各界共同的期待！谢谢大家！
（本文由浙江大学博士生陈雪如根据贲圣林教授2016年4月9日在江西南昌举行的“2016中国新阶层大讲堂——责任·未来”上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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