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视点】李扬：从五个方面论“新常态”| About New Normal
■ 自2011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已经迈入第四个年头。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就是是一个怎样的局势？中国进入新常态的原因何在？会有哪些必然的结果？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和正确认识新常态？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又该如何去作为才能继续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抓住新的发展战略机遇。李扬教授在本文从五个方面，多个视角，深层次的对当前经济形势展开了解读，并就结构调整给出了独到的政策建议。
■ Since 2011,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the new normal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In this article, Professor Li Yang will study the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 and offer his unique advises on restructuring policies from five aspects, i.e.,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reason why China entered the new normal,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normal,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new normal, and how can the macro regulation tap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seize the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一是关于“新常态”的概念。现在有关部门希望把“新常态”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入点，希望把它理论化。要理论化就需要探讨概念、概念体系以及它的逻辑关系。国内国外都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也各有演化的逻辑，应该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概念有一个整体的回顾和认识。
二是全球长周期视角来看“新常态”。中国的新常态和全球经济运行密不可分地联在一起。要把“新常态”说清楚，就一定要把以前的“旧常态”说清楚，我们应该解释旧常态这三十多年为什么会有持续的高速增长，要回答中国奇迹的问题。我们过去对中国奇迹的讨论，比较多集中于国内的因素。现在看来，在全球化大的体系下，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其外，因此对于中国奇迹的解释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国际背景下展开。我们就会发现，整个世界经济是在一个长周期中运行，所谓旧常态是长周期的上行阶段，而新常态是长周期的下行阶段。
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了长周期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他也倾向于用“长周期”这个大概念来观察“新常态”。如果我们把新常态和中长期运作联系起来，或者我们从长周期角度来讨论新常态，它的理论深度和实践关联都有了。
在我看来，既然在长周期的框架下讨论“新常态”，它最重要的是实体经济因素。实体经济因素就是技术、人口、土地以及由真实的储蓄和投资所决定的实际利率，我们必须从这些层面来观察，才能对认清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才能有一个“新”、“旧”的对比。
四是引领“新常态”。下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我们重点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
最后是结语，想用2014年以及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的情况来印证关于新常态的看法。
从国际上看，“新常态”最早是2002年在西方媒体上出现的。虽然可能是比较随意用的，但是它想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从2002年开始，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已经出现了所谓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有经济复苏也有经济增长但是没有就业增加的情况，应当说是长期的产权缺口造成的。这种情况延续到2010年并没有变好，于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埃里安就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论文《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他说的新常态就是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特征。从那以后，国外的媒体和理论界在讨论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必须进行长期深度调整问题时，都使用了这个概念。在这个新常态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特征可以概括为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的低回报，所以这个新常态比较消极和无可奈何。
全球金融危机一般从2008年算起，专业讲从2007年算起。如果再拉长的话，美国的网络泡沫可以说是危机，网络泡沫之后美国的货币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利率迅速降低。美国人也知道次贷是有风险的东西，但是相对于经济急剧下滑而言，推出次贷并且迅速延伸化，美国人觉得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从2002年开始的网络危机、华尔街信任危机，有几个著名的会计公司倒闭，其实已经陷入危机之中了。到2014年已经超过十年，完全符合长周期的概念。2014年埃里安进一步阐释，新常态主要指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高收入国家或工业化国家)在危机过后陷入长期疲弱、失业率高企的泥沼，造成这一个情况的原因是杠杆率超高。杠杆率超高，负债率很高，金融机构都在赚自己的钱，还有不负责任的承担高风险以及不负责任的夸张，他们说这都是造成新常态的原因。
原来以为，全球金融危机会很短时间就过去，结果却是愈演愈烈，到今天还看不到头。埃里安认为，由于这是一个基于长周期的非同寻常的变化，那么正常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够应对，所以必须超常。美联储应对这次危机非常漂亮，很重要原因就是危机期间，它的掌门人是一个研究过长周期危机的专家，知道当这种类型的危机发生的时候必须立刻果断地采取措施。所以，他提出的政策是超常规政策，美国利率压到零，量化宽松，这些措施可不是简单的扩张，而是展示出一些金融理论的新进展。为什么不买国债买两房？为什么一开始买不良资产然后转到负债，然后迅速转到资本？现在回头看他们是非常英明的，转到资产全部打水漂，转到负债，只要忍过就行。美联储因为干预市场赚了一大笔，必须要有新的措施，他的政策的哲学以及反大危机哲学之上的措施，值得我们很好地去研究。
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进入对全球形势判断的行列。著名的总裁拉加德指出：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其基本表现是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这是一个标准化的描述，全球经济体目前处在这样的四个特征之下，这种状态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过去的。2015年4月10日，拉加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表演讲时进一步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仍处在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的泥沼中，各国应采取措施，以防止“新平庸”变为“新现实”，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这大概是西方关于“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演变、发展以及现在的状况，可以很明确地看出这是一个危机，是对西方世界目前并不理想状态的刻划。
国内新常态概念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新发展阶段密切相联。中国学者在2014年之前也用到过“新常态”，但是不太多。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一个非常智慧的领袖，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时候首次使用“新常态”概念。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的理解。新常态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新阶段，从此以后经济运行各方面的特征都不同了，所以它才能够对应长周期的上行期和下行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2014年7月29日，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又一次用“新常态”来概括开当前经济形势，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上，习总书记又阐述了我国新常态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新常态”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以积极的层面，进入决策者的语言体系和头脑之中的。
大家回想一下，中国转方式调结构是从上个世纪的1996年就已经提出来了，期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停了一下，之后又开始进一步强调这个事情。当时大家就觉得，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是支撑很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过多依赖投资，过多依赖出口，这样的经济结构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是必须要改变的。在本世纪初全球危机之前，我们一直是前所未有的两位数增长，增长速度之快甚至可以容忍我们犯很多错误。客观地说，这十几年我们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很多事情该做的时候没有做，只是因为增长快，犯这么大的错误也没有关系。财政收入除了计划内的增长之外，每年都要超出一万亿。记者问我怎么评价？我说财政收入这么高的增长可不是个好事，为什么不留给企业？不留给居民？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谓劳动占比下降，就是这时候开始的。增长靠投资、靠资本，增长的成果更多是由资本获得的。
西方国家资本和劳动者分割利润，非常简单，政府生产税很少。中国的生产税很大，所以中国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就介入了，这十几年分配的结果就是资本拿大头、政府拿大头，劳动拿很低的比重，以至于现在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三十几，很畸形。但是由于我们的增长很快，一快遮百丑，掩盖了非常多的矛盾。当习近平总书记接手这个摊子的时候，发现已经不可持续了，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是不行的，经济结构不调整也是不行的，所以叫阶段性特征，进入了新阶段。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表达了“新常态”会给中国带来新机遇的乐观预期，新常态就是这样提过来的。
前面我们这么高的增长掩盖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说我们早就知道了，而在西方国家，应当说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并不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中国人早就知道它不可持续、不平衡、不协调，现在有这样一个条件，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来解决这个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新常态是以这样一种积极的状态进入我们视野的。
2014年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从九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成因，以及发展方向，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大家注意，他说到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不是政策使然，也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小周期使然。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逻辑。这样一来，新常态的概念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就摆清楚了，它的理论价值也就呈现出来了。
我们对国际、国内表述新常态的含义做了比较，虽然词汇相似，但含义相去甚远。国际上所讲的“新平庸”和“新现实”，更多是被动地刻划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是一种悲观的无可奈何。而中国是在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问题，早就准备调整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如今这个机会到了。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概念和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中国提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开始一场浴火重生的过程。
二是从长周期角度来看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嬗变。
经济运行是有周期的。最短的周期是一年的周期，还有三年周期、五年周期、十年周期，一直到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周期，最长是五十年到六十年周期。每一种周期都对应着它的物质变化，因为物质是基础。
关于长周期理论有很多的概括，其中比较重要有四个人。一是苏联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他认为存在着长度为50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科技革命和固定资产的更新是其主因。科技革命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它会全面改变人们赖于生活和生产的基础。从科技到经济中间有一些环节，科技革命影响对固定资产投资，造成了长周期。有关科技和固定资产的投资周期引起经济周期变动印证非常多。比如说数码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消灭了生产胶卷的企业，使过去在这个行业的所有投资回归到零。当一个技术出现，某个企业在这方面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其它所有旧的落后的企业都得被消灭，所有投资都等于零，与它对应的所有贷款都是不良资产，这当然就是大周期了。当新的科技出来之后，就会使得过去的科技以及它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等于零，然后会造成大量的问题，这就形成了长周期。大家知道这个长周期大得很，比如蒸汽机出现替代了自然动力，在它之前所有旧的生产资料都失去了价值，出现了一个长周期的变化。
罗斯托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家，他从相对价格变化的角度，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高低是制动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的杠杆。罗斯托和前面的康姆拉及耶夫长周期是互为表里的，康姆拉及耶夫是直接说科技与进步形成固定资产，然后固定资产如何再被新的科技进步造成新的固定资产所摧毁。罗斯托讲的是价格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一定是顺应着科技进步和固定资产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
七、八年前我们看到石油价格涨得不得了，大综产品价格涨得不得了，现在它已经永远回不了头了，带动着黄金都在下行。这样一个价格特别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它的基础还是科技在进步，还是固定资产，或者说这是一个复杂长周期变化的一个侧面，这样说比较准确。长周期变化是很复杂的变化，表现在固定资产更新领域，表现在相对价格的变化等很多方面，罗斯托抓住这样一个侧面来刻划长周期的特征。
曼德尔是讲利润率的变动，这个也很有价值。但是通过前面的分析之后大家隐约能看到，这样利润的变化还不能是复杂的长周期变化的一个侧面。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轮周期，利润率变化了。十年前干什么都挣钱，现在干什么都不挣钱，它导致实际利润以及资本的收益率会发生相对变化。现在投资收益率大概平均5%还不到，实际利率是10%以上，10%的成本却只有5%的收益，这叫什么投资？利润率变动从企业财务角度可以很集中的反映长周期的变化。
歌德斯从周期动因角度将长周期理论划分为四大流派：即战争学派、资本主义危机学派、创新学派和资本投资学派。长周期可以概括为实体经济最基础的因素是科技，它造成了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导致价格、导致利润发生相应的变化。
根据熊彼特的研究，科技革命引发创新，创新则带动经济发展，创新是新生产函数的建立，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新带来著名的概念就是创造性破坏，甚至破坏得惨不忍睹。但是，在惨不忍睹的破坏之后是又是新世界的创造。比如，我们把胶卷企业打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们得到了数码，我们的生活在数码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行，这就形成了新的创新周期。
根据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列一下18世纪末以来的五次长周期。
第一次：上升期出现在1795-1825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以及纺织技术的发展，是其显著标志。中国人太知道这个变化的厉害了，西方纺织技术以及基于纺织技术生产出来的布，把中国长江中下游所有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摧毁得片甲不留，人家的产品价格什么都加在一起只是你成本的十分之一，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去竞争，
第一次上升期到1825年结束，第二次上升期是1850年结束，中间隔了25年，也就是下行期25年。我在读硕士的时候研究过长周期问题，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的。
第二次：上升期出现在1850-1873年，这主要归功于煤炭、钢铁和铁路方面的创新。
第三次：上升期出现在1890-1913年。由于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推动了产业升级，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当时的主要产业。
第四次：上升期发生在1945-1973年。这一时期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包括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这次危机非常大。长周期一种深重的变化，采取常规手段是不能够克服的，于是就用非常规手段，最极端的非常规手段就是战争。日本不顾美国阻挠要军事化，原因很简单，他不这样做日本经济是走不出来，他必须军事化，人为造出来需求。资本主义经济是个需求不足的经济，所以这次周期是在战后1945-1973年进入上升期。
第五次：上升期发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本轮危机到达之前。美国在危机之后新经济开始的时候，是这次周期的开始阶段，它的特征是新的信息技术、高科技产业、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开始了持续30年经济繁荣时期，这段是旧常态。罗斯托在1983年就明确指出两个趋势，一个是第五个周期的上升，第二个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对世界经济发生作用和施加影响。其实这两个是差不多的东西。这是他的判断，现在看来判断非常准确。
非常大跨度地观察了历史之后，我们知道现在是第五次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如果把下行阶段说成是新常态的话，它的上行阶段就可以对应说它是旧常态，这个旧指的说老，不是说不好。
国际上对旧常态也有一个概括，叫做大稳定、新常态、新平庸、新现实，这是西方国家都在研究的。我们今年所说的长周期的上行阶段，也就是旧常态那个阶段，已经用大稳定的概念加以概括了。这个大稳定时期好的不得了，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而且经济波动似乎都被熨平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危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用的这么娴熟，确实这段时间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而且全世界形势都不错。拉美国家曾经是发展经济学的典范，但是后来这个典范也没有搞好，拉美的债务危机失去了十年。更突出的是非洲，改成殖民统治之后一直没有像样的增长。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拉美和非洲都有了实质性的增长。有些人说二十一世纪前半世纪是亚洲时期，后半世纪是非洲时期，这个说法还很流行。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跟欧洲和美洲比，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多。当欧洲人口绝对减少的时候，当日本人口绝对减少的时候，当美国人口也开始绝对减少的时候，这些地方人口都在蓬勃生长而且还相当年轻。中国是典型的例证，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天天说中国人口太多了，如果能减少一半就好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也在问，当今世界谁能养活了中国？但是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发展道路，众多的人口变成生产力和人口红利了。现在人口红利快没有了，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越来越不年轻了。中国13亿人能如此，印度说我们也能，也能创造红利，他们来中国学习如何把人口从负担变成财富。非洲也一样，现在非洲人口年轻的一塌糊涂，一旦就业就能焕发出青春，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长达30年的增速，创造了中国奇迹，原因要探讨。
我想原因有三：
一、科技创新爆发式涌现，并迅速且大规模产业化。特别要提出的是，这段时间金融革命产生了极大创新，整个金融体系投资可以用银行化来概括。当时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就像我们今天，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坐在那里朝九晚五。整个金融体系投资银行化的时候，才是真正服务实体经济。投资银行派很多年轻的人四处去找企业，发现一个好的企业就给你包装，给你上市，挣钱了大家一块儿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金融的创新，投资银行、风险投资、硅谷等等干得就是这个事，它们密切地和实体经济结合在一起，带动整个经济大发展。当然任何事情，特别是金融做过头了就会出问题，像次贷这种东西就可能包装的很漂亮，非常精致。
原因二，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这段时间全世界都在搞体制改革，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改革开放。发达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迎来了新自由主义，从二次大战之后那种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脱胎而出。政府要宏观调控，又要花钱，花钱又不敢征税，于是搞赤字，赤字就要货币化、通货膨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问题了，到八十年代中期就不可收拾了，两次石油危机都发生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搞过了也不行，于是就搞新自由主义，政府退出，让市场发挥作用。新自由主义应当说解救了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有些学者说忘掉凯恩斯，其实你忘不掉，凯恩斯哪能忘掉呢。我们只是从政策上谈凯恩斯，没有从理论架构上谈凯恩斯。哪怕是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架构是还凯恩斯确定的。
前苏联东欧国家不用说了，大爆炸式的市场化改革。但是非常遗憾，这个改革现在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解说，实际上它的背后有非常深刻的经济的原因，肯定是经济原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意识形态只是引发了经济基础之上的变化而已。
亚洲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最繁盛的时候中国大概60%多的产品，是和世界市场连在一起的或者是为世界市场生产的，我们非常深入地卷入了全球经济。由于是这样的出口导向，贸易顺差，然后就是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全世界外汇储备主要在亚洲国家，因为亚洲国家都是出口导向。
原因三，全球化。全球化统一了市场，任何一个打破市场的变化都会导致总的福利增加。这一段也是要很好研究，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前是两个世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世界，在很多方面比西方世界要强，俄罗斯加上中国的资源，再加上印度也宣称是社会主义，拉美一些国家也号称是社会主义，这个阵营人口多，领土大，资源丰富，在很多方面都比西方阵营大。苏联东欧解体之后，一切都打破了，什么都变了。这次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带出非常剧烈的变化，比如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是封闭的，结果中国人进来了，前苏联、东欧的教育程度非常高，他们的劳动力也进来了，整个世界的劳动力市场成本迅速下降，物价迅速下降，利率迅速下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金融危机之前，全世界的低利率、低通胀、低成本、高增长相当程度是因为这样剧烈的变化造成的。这么多的变化集中在这一个时期，当然成就了这一时期的大稳定，所以我们怀念的旧常态确实是真好。
新常态表现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现象，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二是各国宏观经济运行非同步，大宗产品价格变动不居、利率水平迥异、汇率变动不居、国际游资肆虐、息差交易盛行。三是宏观经济政策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致使经济恢复步履艰难。经济恢复需要去杠杆，需要把负利率降下来，在去杠杆化和降低负债率的过程中，引发了另外一个相反的事情，就是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以前有一个日本人，他在研究日本问题的时候提出一个概念“阴阳经济学”，很集中地阐述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我们也受到过他的启发。一个冲击进来之后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话，企业的行为从利润最大化变成了负债最小化了。利润最大化，拿到钱就是生产，拿到钱就投资，很扩张。如果修复资产负债表拿到钱就还债，整个是收敛。所以，要看它在资产负债表冲击处于什么状态，它的宏观经济的结果是不同的，现在情况非常不利，所以处在进退两难之间。四是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频仍。所谓战略机遇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发生围绕中国的某些战争，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就能够延长。五是全球治理真空。二次大战之后，世界上成立了70多个国际组织，每一个组织都有一些条例，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人管了，靠规则、靠国际组织都解决不了，只能靠各国元首直接去谈。当然谈的过程还是要建国际新秩序，积极参与新秩序的建设过程。
新常态处在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主要经济体均陷入长期停滞。这种停滞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是供给端。主要是技术进步缓慢、人口结构恶化、真实利率水平处于负值区间。真实利率水平处于负值区间，指的是一个均衡状态利率达到的水平。现在我们所处的状况，是你要想让企业自主地去投资，给它的利率就应当是负的，所以才会有欧洲中央银行负利率之说。我们投资收益率有5%，可是你的利率是10%，你必须得降下去才行。三月份KPI负4.6，企业在这样的价格环境下，只要开工，什么事没干就亏了4.6。我们的名义利率5点几，加4.6是10，这样算的。所以欧洲央行去年采取负0.1然后是负0.2，大家觉得很可笑，仔细看看这是真实利率水平。所以布兰克才说量宽不用价格，因为价格搞不了于是就搞量，希望通过迂回的办法能够挽救价格不利的状况。
二是需求端。主要表现是持续存在“产出缺口”，即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低于其长期潜在趋势，经济不好还是这种状况。
三是宏观政策。主要体现在均衡利率为负值下的货币政策失效(流动性陷阱)。
四是收入分配：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社会活力与增长潜力。
现在各国发生的骚动，尤其是年轻人的骚动，在相当程度上不是说经济状况真是那么不好，而是他们认为经济好的变化并没有使年轻人有所收益，资本所有者获利过多。全世界都如此，这就是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结果。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中国的问题。从2011年开始，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现在四年多了。为何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呢？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
原因1：资源分配的效率下降。谈到经济的实体因素，就要说资源配置问题。我们在新常态发生之前创造中国奇迹的三十几年里，我们的资源配置是怎么演变的呢？大量人口和资源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转移，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过程。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相比十分之一都不到，只要有人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就会产生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产生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效应。我们每年有将近一千万人在这样的转移，这个过程发生了三十几年。农民工从几乎什么都不生产的状态，转变为可以创造出收入，让他能够在并不友好的城市中生活下来，还有结余寄回家盖房子、娶老婆，而且还有了储蓄。中国的储蓄率就是这么提高的。
如今情况变了，制造业基本饱和，人们开始向服务业转移。用同样的逻辑来分析，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应该比制造业低。因此当我们一边欢呼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制造业，一边要冷静地看到这是中国总体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世界的过程。发达经济体也曾经有过很多年的增长，今天增长率低了，是因为它服务业占比80%，它已经经历了大量人口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换。中国正在进行着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自己追求的，我们在追求提高服务业比重。
生产原因2：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三要素是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在旧常态下，我们的劳动投入逐年增加，资本投入逐年增加，过去三十几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27%。现在是12%、10%，再过一年9%。劳动投入也逐渐减少，招工难，工资成本上来了。我们希望科技进步能够替代劳动投入的减少，替代资本形成的减少，但是它偏偏进步的不可能很快，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就要下来。
原因3：创新能力滞后。在中国，创新是个很广义的概念，它还包括引进。过去三十几年我们也有很多创新，主要都是引进的。我们引进跨国公司，甚至把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放在中国，这让我们整个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如今在很多方面，我们或者跟国外发达经济体处在一个水平，或者人家有好东西也不让你学了，所以要搞自主创新。去年中国专利申请世界第一，但是专利成果的转换率不高。现在中国发表论文也是世界第一，第三方论文也是前几名。这个过程日本经了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到了大收获的时候，诺贝尔奖一年能有两个，也是多年培养出来的。我们现在正在培养这个东西，但是这个过程经历觉得太慢了。
原因4：环境资源约束增强。在传统体制下，我们觉得资源是可以浪费的，环境可以忽略粗放的，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有各种各样规定，而且大家都很清楚，都有响应，已经变成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了。我的概括是，在传统的中国经济增长函数中，内生地增添了资源环境约束的负要素。如果再污染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受到影响，我们的生存环境就要受影响。APEC蓝跟增长速度就有了一个函数关系，经济增长速度肯定是要下来的。
还有别的原因，也都重要，但是我们认为在实体经济层面上，不可控制的因素主要是以上四个方面。分析下来是一个必然结果，现在有人说不是我们不可为，是不愿为也。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不能干，而是不愿意干，愿意干也干不上去。
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潜在增长率。这里有一个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与实验室的预算结果，这个结果从两位数增长搞过来的人看起来不好看，但是你想一想，全世界不都这样吗？即使我们降到6%、5%，在世界上还是最好的。我们在7%的时候，日本是0增长左右。四年前我们刚刚超过日本，现在日本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这个变化很大，是足以令我们安慰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下到中、高速，但是质量提高，可持续性增强，环境保护加强，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沿着这条路走才能变成一个发达经济体，这就是中国新常态的愿景。
第三个问题是引领新常态。主要我们强调这样几个领域。
一、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我曾经看过一篇比较客观的文章，说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既要去投资依赖，又不得不依赖投资，不投资还是没增长，这就是中国的问题。FT里说中国会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他说有两个理由可以相信，有两个理由可以不相信，都是相辅相成的。中国陷入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肯定不能像原来那样去做，所以要以改革的方式研究投资问题。
主要研究三个问题：
一是投什么？现在我们大量缺少能促进消费增长的是教育、健康、文化、医疗保健、节能环保、生态修复等等领域。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领域的投资没有现金流，于是就需要改革，让这些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有稳定的现金流，有了稳定的现金流才会有私人资本进入。否则你还得靠政府，政府没钱就搞融资平台，这些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虽然过去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干得不错，但是大量的融资平台债务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方案是大规模引进私人资本，但是如果不赚钱人家怎么会进来呢？所以这是社会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一个很大的课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还会有二十年的稳定增长。中国仍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投资，比如把北京地下设施修一修，不能雨一下大了就淹死人，这就得需要大量投资、大批大型设备和大批施工材料。这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没人愿意搞，因为它不赚钱。让政府出搞，政府也没钱。最近看一个片子，当年巴黎城区改造，地面改造投入20万，地下就要投60万，当时是这个比例，用这个比例来改造北京那可不得了。
二是如何投？在现行中国金融体制下，只要投资就要借钱，借钱就负债，负债你的杠杆率就要提高、债务提高。要想继续增加投资，但是不要杠杆率提高，不要负债率太高，于是就有了金融体系如何安排问题。
三是谁来投？要让民间资本发挥作用。除了让它在财务上可持续之外，还有一个准入的问题。这个领域西方国家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比如在美国，私人可以去投资监狱，搞私人经营。我们认为监狱是典型的公共品，完全要政府用财政钱投资。但是现在很多东西可以识别，也可以由私人来投资来经营，这些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
二、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
这个话也是老话，但老话要新说。过去一说创新驱动，政府部门就开始忙，到处征求意见，最后把钱一分，指定哪里由谁来干，这是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现在我们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导，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干事，政府应当更好地干事。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创造并维护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二是创新公共品领域。最近李克强总理说，有人跟他反映现在的宽带不宽，流量资费太贵，到哪都得用Wifi。宽带是公共品，应该由政府搭建这样一个公共平台，让大家一起在这个平台上创新创业。所以李克强总理说赶快给我加宽，赶快降低流量价格。这就是政府该做的事。三是要像投资银行家，不能像投资家。投资银行家自己不投资，他天天看哪个投资好，就给它包装上市，然后有好的政策给他，而不是自己去干。以前政府老觉得自己比市场聪明，比企业聪明，实际上我们要相信企业更聪明，要在聪明企业里挑出最好的，然后给它支持，迅速发展成大的产业。打造创新驱动同时又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
三、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最具全局性的内容有两条：一是自贸区；二是“一带一路”。自贸区是全球经济新的治理结构，它的基础是投资的自由化。全球经济的治理体系有三大支柱，一是货币，二是贸易，三是投资。现在全世界的投资有3350多个双边、多边协定在共同管理着，很乱。
从关系上来说，投资涵盖贸易也涵盖货币，所以投资的治理是最高的治理。在这方面努力，现在是以推行自贸区为载体的。美国有TPP，TPP是一个投资的协定。原来我们觉得TPP这个东西能有多大的作用？现在发现它是一个新的治理机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更高规则。既然搞清楚了，我们也开始干，上海自贸区就试验两条，一是准入前的国民待遇；二是对投资者，我们有全面负面清单。上海不够，扩大到天津、福建、广东。本国不够，我们展开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国和新西兰、中国和瑞士都在签自由贸易协议。国内在减少审批，逐渐也会实行负面清单。所有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方向，一个全球新的治理的监控。
我们只有跟美国谈的是中美投资协议。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两个国家的投资协议谈判，如果中国和美国谈好了，全世界也就谈好了。因为这两个大国国情很不一样，非常复杂，中美之间能把“投资怎么做”这个事情谈好了，世界就安定了。所有这些东西中国都在前沿上，自贸区是一个新的规则，是高于过去所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规则。
“一带一路”也是一样，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战略，也是产业升级的战略，同时也是国际合作新格局的战略。
四、引领是向生态文明建设要经济发展
我们的整个理念都要转变。生产发展是要人生活的更舒服。五大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最后一个提出来的，但是现在显然把这一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原来说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现在是比金山银山更重要。
治理环境是要付出成本的。由于要付出成本谁都不愿意干，让政府干政府也没钱。美国搞RD研发需要成本，就鼓励企业研发，把投入研发的成本变成产出，变成GDP。2013年他们改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研发从成本变成产出，还有版税也变成了产出，因此那一年的GDP增加了3%。研发也可以固定资产化，不是说天天乱花钱不出东西，这是可以识别出来的，于是就把它像固定资产投资一样算为GDP，算成产出，这个思路绝对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可不可以借助这个思路呢？把修复生态环境、治理水污染等等算是GDP，那个水资源由不能喝到能喝，GDP就增加了多少。我们统计局正在研究，这个应该是可以做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实现包容性增长。
现在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格局，要解决社会阶层利益固化问题。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人生下来已经被固定在一个阶层上，永世不能翻身，所以要推翻这个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让山窝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改变状况。我们的政府报告中两次讲到要让大家有机会改变自己。
最后说一下结语。首先新常态不是中国自己的事，而是全世界的事，全世界都在这样一个长周期的逻辑中。在这样一个曲线中有点变化，有一些差别，但是趋势我们改变不了。而且由于都处在下行阶段，都在想办法缩短这个下行阶段，于是都在改革创新。现在世界的本质是改革中竞争，谁的决心大，改革进展的快，谁就会在未来占领先机。现在看起来，中国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今年春节前，我接待了美联储的主席。他提出许多问题，问我中国的情况，问完后说非常抱歉，我是来向你请教，你也可以问我一个问题。我说：美国经济怎么样？他说短期还行，长期不行。不行的原因就是我们列举的这些东西，科技没看到大的变化，人口开始恶化，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移民已经不够了，所以奥巴马不顾反对签署让墨西哥的人移民的法案。利率水平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我说我们也是这样，短期不太好，长期也不太好。但是这位主席先生说，大家都在长周期下，情况差不多，面临这种态势，就看你是不是有幸地遇到一个坚强、智慧的领导层带领大家走过去这段时光。说你们中国有，我们没有，上面形成不了一个集中的意志。我觉得美联储主席说的非常客观。
新常态的特征已经展开，从此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形势，不能只看GDP，不能只看物价、财政收支这几样东西了，而是要看三个层面。一是看当代东西方，二是看质量效益的提高，三是看改革是不是取得了稳步进展，这些变化体现了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速度变化。在新常态下观察经济形势应该为多维，至少三维。
我们身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挑战比预想要大。速度虽然降下来了，但是质量效应提高了，整个环节都在净化。但是，所有的事情要想有条不紊地完成，必须有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当前这个宏观环境的时速不能太快，太快什么事都做不了。
这是一张图，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同比双双回落，趋势线在这里，显示出是下滑的态势。时速加速的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这也是因为很多因素造成的。在需求面：投资增长趋缓，消费需求下降，进口疲弱；创新能力、资源环境导致潜在增长率下移。外部冲击：国际环境价格下跌，国内也有通货紧缩因素，相互鼓动、相互加强，通货紧缩显现。实体经济真实利率在10%左右，阻碍了企业的活动。再有一个是增长动力交替的实质，政府的动力已趋向微，但是企业动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替代的程度。政府不干事，连克强总理都发火了，说政府官员不作为也是腐败。
因此面对这样一些情况，急需有战略来应对。一个是宏观调控政策，要灵活安排。二是保持定力，只要不冲破底线，就要坚定不移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三是做好托底。结构调整是很残酷的，一定会有很多不良资产，还有很多失业，要让结构调整不变成社会动荡。希望我们的新常态能够顺利推行下去。
今天讲到这里，希望对大家理解“新常态”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