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黄达回忆录：我的高中生活（上）| 忆旧纪年（九）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我的高中生活（上）
天津市立第一中学，人们一直称之为铃铛阁中学。通常，连“中学”这两个字也省略了，人们也知道是指这所中学。它还有一个名字——“官立中”，也很响亮。其由来，是因为这所学校从一开始就是“官”办的，而且是天津最早官办的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天津市立第三中学，并且把校址搬到远远的郊外，现在恐怕已经不再有人提起它的老名号了。这种缺乏尊重自己民族历史的素养而轻率地把值得记忆、值得保留的传统毁掉，实在令人痛心和遗憾。
这所中学的兴办是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原来的校址是稽古阁书院，处于天津城的西北角之外。稽古阁书院应是一所文化机构，有“藏经”楼，八国联军侵华时被焚毁了。稽古阁有铃铛，大概原来就俗称铃铛阁。我曾看见过校史陈列中有几个古老的铃铛。
对于校史，我没有认真考察过。印象主要来自人们的只言片语，比较集中地则是来自校歌。今天我还会唱这首校歌：
问析木之津，遵学海之滨，
劫灰余地尚荆蓁，是我校之生存。
当思来处不易，其命在维新，
稽古废，藏经焚，
历经缔造何苦心。
校铃一振，教育精神，
望顾名兮思义，
其为第一中坚之国民！
这首校歌，就文风来看，是属于20世纪早期的；就内容来看，放到今天，也是一首很好的歌：从文化传统起笔，讲到民族的苦难和急切创办新学的校史，讲到出路在维新，讲到教育精神，讲到学子应以国民之中坚为自我培育的目标。有文采，有深沉激愤的进取精神，简明并朗朗上口。
“第一”，是来自省立或市立第一中学的称呼吧。省，最早叫“直隶省”，后来才叫河北省。天津时为独立市，时为河北省的省会，一直多变。日军占领的那段，天津是特别市，所以叫天津市立第一中学。
这所中学是男生中学，以管理严格闻名。1940年夏，我在报考时就听说学生不准留分头。所以入学报到时就把分头剪成寸头。入学后的两三天看到同学都是光头，自己是寸头，有点各色，但还抱有侥幸心理。没想训导主任通过班长把我叫去，命令剃光头，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过了高中三年光头生活。现在还保留一张高三毕业时的光头标准照。
记得那时天津的中学，除此一所以外，或至少是大部分学校，并不“管”发型。不过，对于连发型也管的校规，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你觉得管的严，可以上别的学校。好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管理思想更趋于“划一”。校长，或学校决策机构，很少能作出有本校独特色彩的决策。稍有一点点不同措施，不仅是领导部门，就是舆论，也会以“划一”的标准为据，提出质疑。办教育，自然应该有基本的标准。但要叫所有同类学校，都是一个面孔，并不见得就是好的管理思想。事实上，也不可能是一个面孔。问题是，是应该硬性地力求把大家都营造成同一的、无差别的面孔，还是允许个体营造特色，以求得整体水平的提高呢？
这所学校的初中每年级是四个班，高中每年级是两个班。我进入的是高中一年级一班。同学大部分是本校初中升上来的，像我这样从外校考进来的是少数。
绝大多数同学来自收入偏低的市民家庭。一律光头，着中山装，有时也扎裹腿，戴“战斗帽”。着装，学校有规定，但并非特别严格。布中山装是最便宜的服装，也适合学生生活。裹腿、战斗帽，好像有规定，但并不要求时时穿戴。在这所学校里，极少有比阔气的现象。我那时的家境已经相当窘困，但入校时穿着长布衫，留着寸头的样子，在本校同学的眼里还是有点异类。大约经过一个学期，我才逐步融入这个新的群体。
更使我深深感觉到的是笼罩着学校的学习氛围。同学间打打闹闹，课堂上调皮，与其他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但认真学习的氛围，相对于我上过的志达中学、汇文中学，那全然是另一个天地。好像周围有一股力量，那不是使人感到压力的有形力量，而是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推动自己有了自觉地吸吮知识的内在动力。
入学的第一学期，我的学期考试成绩在本班排在第九名；以后的五个学期的考试，在本班一直排在第三名。
老师
这所中学高中所用的课本，与其他学校没有什么两样，但教师队伍却是强中之强。其中，特别有三位老师——两位语文老师、一位数学老师，我一生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们，感谢他们；我的同学们也一直对他们衷心敬重。
一位是高中一年级的语文教师王荫浓老师。北京大学毕业。他矮胖矮胖的，当时同学们并不怎么敬重他，课下都叫他的外号——王胖子。但他很精明，课堂上镇得住，课程内容充实，考试要求严格。所以在他的课堂上，同学都很专注，不敢调皮。记不清当时课本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他好像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讲；配合着讲课，给我们发了许多油印的讲义，讲义内容不一定讲到，但却不一定不考。
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诗、词、曲这三部分，还往上涉及楚辞、汉赋，下及明清小说。对于唐诗、宋词、元曲，我过去都知道一些，有些还能背诵，但都是孤立地学习、欣赏。而在王荫浓老师这里，他都是从整体讲授，给出全貌。
比如诗，他是从古诗十九首讲起，讲到唐诗，讲到唐诗的发展、演变，讲到宋诗；也还讲到诗歌缘起这样的理论问题，等等。这就把过去自己零零星星记住几首唐诗的知识提到一个全然不同的高度。
对于词，他讲的更多。后来看到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觉得并不陌生，显然，王荫浓先生讲词的时候，已经把王国维先生那一代的研究成就传授给了我们。他大学的毕业论文记得是《李清照改嫁考》，高一结业前，他曾把大约是64开那样极小开本的铅印论文赠给几位学习语文最好的同学。遗憾的是我不属于这个范围。那时同学们也瞎评论，说王先生“笔走偏锋”，只关心女词人改不改嫁的问题，不过也都从内心佩服他对词的执著与专注。
对于课本上的选文，只记得他讲过一篇建安七子王粲的《登楼赋》。这确是一篇经典的小赋。但在诸多名篇之中，课本为什么单选这篇？同学们分析，是因为这篇赋里有一句“冀王道之一平兮”，而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占领当局宣传的就是要在中国建设所谓的“王道乐土”！他要求我们背下来，要考试。我当时只会背前几句。考试时自我感觉很坏，但后来知道的考试分数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照顾。在这道考题的分数上得到照顾的显然不只是我一个学生。
还有一次作文课，印象极深。他出的题目是《雪》。我既写了瑞雪兆丰年，又写了谷贱伤农。自我感觉还可以。但发作文时，他却给了我一个不及格，并用低沉的声音说：“意思不好！”显然是关照我，类似谷贱伤农这类在当时犯忌讳的议论不要随便发挥。
对于王荫浓先生，在1993年的一篇短文中，我曾这样概括：“引领学生历游古往今来的文学园地，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开启了一条通道。”
另一位是教高二、高三两学年语文的裴学海老师。铃铛阁的老同学们传说，他没有上过任何新式学校，就凭自己的学识直接进入了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有人说他是梁启超的弟子，有人说应是私淑弟子。那时，我们都知道他有一本代表著作《古书虚字集释》，在学界很有名。另外还有关于孟子的著述等等，但书名也知之不详。改革开放之初，我在书店看到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出版的《古书虚字集释》，非常高兴地买回家，但由于研究中极少需要深究古文含义，一直在书架上静静地与《说文解字》等工具书放在一起，至今已过三十年。
我们那时都称呼他裴老夫子。矮墩墩的身材，步履迟缓，行动端庄、持重。在中学生的眼里，他是一位外表守旧、年高德劭的长者。穿着，在当时也属老派，甚至有些土气——肥肥的灰布长衫，样式老旧的布鞋，一年四季好像都是同一个式样。
从裴老夫子的外形，从他研究的古文领域，很容易推论他的思想也会是守旧的，会是老学究，老古板。其实不然。两年的授课，讲的都是古文——那时在日本占领下的语文课本，主要选入的大多是古文。但他讲古文，却是从古及今，讲到历朝历代，讲到康梁维新，讲到鲁迅、胡适、新文化运动。当然，在日本铁蹄占领之下，讲课有极多的禁忌。但他却总可以绕开禁忌，讲人们对大千世界种种问题的认识。与那些“冬烘”总说古圣先贤怎么高明，后人如何一代不如一代全然不同，裴老夫子则总是讲后人较之前人的进步。可惜的是，具体的事例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与王荫浓先生不一样，裴先生没有自己编的讲义印发给大家，记得一直是选出课本里的几篇课文依次讲解。通常他讲得很仔细。课文都是从《诗经》、《书经》、《春秋》、《国语》等古籍中选出的，他都会讲讲有关这些古籍的基本知识：讲到秦代焚书和始于汉初的今古文之争，讲到历代研究发展的脉络，讲到清代朴学派的研究成果，并一直讲到新文化运动一些大师的研究贡献。好像他并不特别推崇朱熹；他肯定朴学派但不赞成单纯考据；他也时时讲起康梁维新和新文化运动里的一些笑话，但从不否定他们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成就。记得在讲解楚辞时，就介绍过郭沫若对“兮”字的考据。正是这一些，不知不觉地使我们对于古籍研究形成一种质朴、求实的认知思路。
对于文章的内容，那是逐字逐句地讲。我们那时根据书上的注释已经大体知道读音、典故、释义等等，但是，裴老夫子的讲解则处处开拓我们读古籍的思路。
比如，他总讲，读古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认“别字”。他说，中国的文字，现代的字数比古时候多得多；越古，字数越少，一个字形往往代表许多同音的字。当你弄不懂时，想想其他同音的字，也许就能弄通了。他说，历代注释里，一个字通另一个字的“通”字就是识“别字”的成果。他强调读古书不能只看字形，更应重读音；在读音上下了功夫，往往几个很古奥的字，说的却是并不难懂的意思。同学里一知半解地传说，中国的“小学（文字学）家”分两派——重形派与重音派，裴老夫子属于重视读音的一派。到底是不是这样姑且不论，他在这方面的引导，确实极有启发。
在他慢悠悠的讲解中，经常会澄清对于古籍讲解中的谬误。现在记忆犹新的是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记得，从小的时候，就常常听到这个故事：柳下惠让一个女子坐在自己的怀里一夜也“不乱”——没有发生性关系。裴老夫子一方面指出这是后人对古籍记载的演绎，古籍的记载并没有“坐在怀里”的内容。同时指出这类演绎本身就是荒谬的，把女子抱在怀里，已经是“乱”了，何必进一步推敲！
对于古人叙事行文的“曲”的笔法，他总能深入浅出地讲清楚。比如讲到卫灵公喜欢鹤，“鹤有乘轩者”，我们虽然已经懂得只有有地位的人才有资格“乘轩”，但对于鹤如何“乘轩”的含义大多不求具体了解。裴老夫子则具体地讲：人乘轩既舒适又有华贵感，要是把鹤放进去，鹤一定不会在轩里安静地享受。所以“鹤有乘轩者”所要说明的意思就不能就字面简单理解，而是说养一只鹤的开支相当一位“乘轩者”的俸禄。记得，他告诉我们，对于“曲”，前人已经有所论述。可惜已经记不起他给我们介绍的代表作了。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古籍中的“三”和“九”，他专门给我们讲解了清代（或是更早）一位名儒的文章：“三”和“九”，许多时候不是指具体的数，而是指多数、极多数。比如，“吾日三省乎吾身”里的“三”，不是说每天对于“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几个方面要反省“三”次，而是“经常”、“随时注意”的意思。“九天”的“九”，有时是具体指天的中央和八方，但通常是用来形容“极高”、“无边无际”。到现在，我还能背下其中的一段文字（可能不准确）：“一者数之奇者也，二者数之偶者也，一加二而为三，数之成者也。三三而为九，数之极者也。”这是对于“数”的极具哲理性的概括。
裴老夫子讲解课文时总是引导我们把握这类“方法论”，日积月累，不知何时，好像捅破了读古人文字的窗户纸。回忆起来，像《搜神记》、《唐人传奇》、《聊斋志异》之类，以前也读过，那只不过大体弄懂故事情节；而经过这两年，已经能够欣赏古文既简练而又传神的精妙文采。对于更古的典籍，好像也有了借助前儒的注释和工具书可以攻读的能力。
在1993年的同一篇短文里我是这样写的：国文教师裴学海先生，在讲授中拆章析句，辨字正源，使我得以有机会窥探汉语文字恢弘的殿堂。
第三位是高二、高三两学年教数学的杨学涵先生。他教的是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大代数的教本是美国的《范氏大代数》，解析几何用的是什么教本不记得了。在抗战前是用英文原版教本。我上高中时已用中文译本。
也是在1993年同一篇短文里，我是这样回忆杨先生的：“风骨清介，治学严谨，令人肃然起敬。”今天想来，也许做些改动更为妥切：“风骨清介，不苟言笑，教学严谨，令人肃然起敬。”他高挑、清瘦，穿着十分朴素。春夏秋冬总是长布衫；布衫不讲究但也不邋遢，只是好像总沾着一些粉笔末。他不像有些锋芒毕露的老师，靠训斥保持课堂秩序，记忆里好像他从没有训斥过我们。他没有犀利的目光可以震慑学生，他经常不看学生，而是望着教室的空间；也许是超出教室的更广阔、更遥远的空间。他讲课音调平和，有时没有讲清楚，常常是自己莞尔一笑再重讲。可是他的课堂秩序极好，说学生怕他似乎不确切，也许用“敬重”这个词来表达或许较为贴切。“敬”就敬在他讲课的态度十分认真，道理交代得清楚明白。
杨先生教的内容，我绝大部分弄懂了，他留的作业我全部按时完成。高二、高三，每学年都有一次年级的数学会考。高二的会考我得了第一名，高三的会考得了第三名。高三所以没有考好，是因为对于一个解析定理的证明没有完全理解他讲授的内容。这使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学数学有什么用？对于我，那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志于进大学，学工，自然要关注数学。不少同学不想深造，或者想学文史，那确是把学数学当作负担，能对付及格就很满足。我后来因病没能考大学，数学好像真的没有用了。只不过无聊时用排列组合和概率的原理，算算扑克牌和推牌九花色之间大小的排序等等，往往才能体会数学和生活之间竟然结合得如此紧密。后来参加革命，进入社会生活，再后来接受任务，走上讲授经济学科的讲台，开始觉得数学知识有用。再后来，有一个问题深深触动我思考，那就是把马克思论证的流通中货币数量原理和他论证的纸币原理结合起来，必然的结论是，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费雪的交易方程式成立。当我用代数方程式——极其简单的一组方程式——列出这个想法之后，周围的教师，不论是同龄的还是老一辈的，或是没有兴趣，或是看了看觉得头痛。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与费雪连在一起是犯大忌的，事实上我也没有用“交易方程式”这个术语。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而问题可能在于很多人上小学、中学时就存在对数字推衍的排斥。但排斥数学的思考，如何进入经济学的研究？到上世纪60年代初，高等院校财经专业也有了西方经济学和高等数学课程。深感自己的数学功底差距太大，我曾跟着同学的高等数学课，补习了微积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感正是杨学涵老师给我打下的有关数学方面的基础观念，使我有可能弄懂了微积分的思路，这对于后来补学西方现代经济学极有帮助。不过，不惑之年学数学，学来的总像是“外挂程序”，不能自然而然地运用。到现在，我能运用的基本还是代数和解析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这三位老师都在天津的大学任教，成为知名的教授。大概是1979年春，我回到铃铛阁中学，参加校庆。这时，学校早已更名为天津市立第三中学，也搬离了藏经阁的旧址。在庆祝大会上，看到杨学涵老师被请上主席台。相隔近四十年，他老了许多，但在我们到会同学的眼里，好像依然是给我们上课时高挑、清瘦，穿着十分朴素的样子。
应该说，当时铃铛阁中学的优秀老师还有许多许多。
如教英语的金老师。在日本的占领下，英语课大大压缩，每周只有两学时。但提起金老师，同学们还是相当敬重的。他总是穿着用西装面料做的中国式长衫。合体、整洁之下，带着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气质。他的课堂秩序一直很好，每堂课要求于同学的都很清楚。可惜，我学得不好，经常回答不出金老师的提问。
周老师，是一位风度翩翩年轻老师。衣着讲究，夏天穿着淡青色的绸长衫，内套白绸的短裤褂，一尘不染。看到他，总会联想到《聊斋志异》里用的“美风姿”、“顾影无俦”之类的语句。他的主课在初中。后来，他在我们的“修身”课中讲了“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一讲。原来我们只是关注他的衣着，当他讲了这样一堂旁的老师都不愿意讲的课，也不禁觉得对他不能只从表面上认识。同学们也知道他讲的与他真心想的不会是一回事，但他到底是日本的人，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难以捉摸。新中国成立后，听说，他在天津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
教体育的张老师，有四五十岁，已经发福。经常穿制服，戴战斗帽。但不论是穿新衣服还是旧衣服，总是皱皱巴巴的，看不出来他年轻时作体育教师的挺拔身影。有一件事使我很敬佩他。我上学的时候，全校只有一片小小的操场，两个篮球场，中间夹一个排球场。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却在40年代初培养出一支打遍天津高中无敌手的篮球队。我上高一时，这支篮球队是高三年级。再有一件印象深的事，就是在他为我们代音乐课时，教我们唱《阳关三叠》和《木兰词》。木兰词是最早谱的曲谱，他还介绍了谱曲人的想法，如对于“对镜贴花黄”一句引进京剧的曲调“５６６.５|３.２１－|”，等等。从上世纪40年代，自己间或接触到一些为古诗词谱的曲子，但随生随灭，极少有像《满江红》那样能站得住的。张老师传的《阳关三叠》和《木兰词》这两首谱子，古韵悠扬，我至今不忘。
教物理的王老师，是老教师，矮墩墩的，衣着整洁，不苟言笑。他教的固体物理，我至今受益。可惜，他同样认真教的热学、电学，我懒于硬记一些必须硬记下来的道理，至今在这些方面还是糊里糊涂。
有一位教三角的石老师，是天津名门大户的子弟，但却朴实、和蔼、宽厚。他排行第七，同学都称他“石七爷”。他的课堂秩序极乱；他有时发脾气，同学也不怕他。但我觉得他的三角讲得清楚，我受益良多。
还有一位代课的老师，只代了一堂化学课，可能是讲到纯碱，他充满感情地介绍了永利治碱厂的创业史，讲了中国人所创造的纯碱生产流程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开始多少有些嘈杂的课堂很快静了下来，大家全神贯注地听讲。他一点抗日的大道理也没讲，但对于增强同学们的民族信念，作用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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