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速递 | 陈启清:后发优势、增长要素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2013 年,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后,中高速增长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但近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速跌破7%,经济增长焦虑症加剧,悲观情绪蔓延,“中国增长极限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等论调也应运而生。本文由IMI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宏观经济教研室主任陈启清撰写,其从后发优势理论和劳动力、资本、生产率等要素角度分析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变化,我国再继续保持过去接近10%的高增长已不现实,但是中国经济有足够潜力支持在未来10~15 年内保持中高速增长。
一、后发优势决定中国经济潜力巨大
后发优势论是经济史学家Gerchenkron(1962)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后发优势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1]后发优势的核心是技术差距,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前沿技术来获得更高的增长。Nel-son(1966)等人证明,后发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国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比,随着双方差距缩小,后发国家追赶速度变慢,收敛速度也变慢。这也就是所谓的“收敛假说”。
后发优势的核心是技术差距。文章选择了麦迪森项目统计的人均GDP数据,[2]以美国作为先进国家,选择了两类后发国家:一是德国和日本,二是新加坡和韩国。通过对比二战后,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人均GDP差距的变化,并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人均GDP 的变化相对比,来检验后发优势的作用。并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后发优势在落后国家是存在的。上述国家在人均GDP远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均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人均GDP快速追赶美国,这一过程与后发优势论的描述大体一致。
第二,各国启动高增长追赶周期时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水平各异。而各国在追赶型增长时期的表现也基本上吻合越落后赶超越快的假设。
第三,随着人均GDP日益靠近美国,经济增速也有所回落,符合经济学家提出的“收敛假说”,。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和Kwanho Shin(2011)的研究发现,样本经济体GDP减速发生的最大概率出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大约60%(按2005年的国际价格计算)的时候。
假设中国人均GDP保持7%的年均增速,美国保持3%的年均增速,在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情况下,从2010年算起需要21年中国人均GDP才能达到美国的60%。这意味着中国还可以保持21年的远超美国增速的中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潜力能否成为增长现实,还要看其他条件的配合。
二、要素角度看经济增长潜力
根据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增长函数:
,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的增速和生产率的提升。
1、劳动力
(1)人口数量红利
第一,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人口总量仍然具有优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可替代。第二,我国劳动力总量的结构分布仍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劳动效率相对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的调整提升了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推动劳动生产率保持较高增长,进而贡献了经济增长。
(2)人口质量红利
人口质量红利可以从其教育程度、技术水平等角度去衡量。也正是从这些角度看,我们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人口质量红利周期。
第一,研发人员总量迅速增加,跃居世界第一。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已经拥有全球最多的研发人员。2012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为3246840人年,已经超过除美国之外的G7国家的总和。
第二,中国教育体系供给着全球规模最大的高质量人才。我国当前不仅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人员队伍,而且还有全世界培养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可以为经济发展供给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才。
第三,每年大量海外人才回流也扩大了高素质人才队伍。如果我们用当年学成归国人员和出国留学人员之比来衡量留学归国比例的话,这一比例已经从2007年的30.56%上升到2013年的85.51%。
第四,我国在人口质量上与先进国家还有差距。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入学率很难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另外,从研发人员的密度来看,我国差距也是明显的。上述数据一方面表明我国人口质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换个角度也恰恰说明我国人口质量还有巨大提升空间,而人口质量的提升则可以为经济增长释放更多人口质量红利。
2、资本
资本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它的空间和增长潜力也影响着经济增长潜力、佩恩表以2005年美元价格提供了各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资本存量用于国际比较。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我国资本存量快速上升,到2011年达到45.26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资本存量为41.49万亿,我国已显著超过美国。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3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3、生产率
生产率的提高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转变。在经济学上,一般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非物质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
文章选择了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来做国际比较。数据显示,无论是德国、日本等大国经济体还是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追赶增长的过程中均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向美国的靠拢。197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31.6%,随后上升到1985年的40.71%,到2011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40.66%。全要素生产率追赶先进国家基本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但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周期中这一追赶趋势并不明显,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素投入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追赶空间巨大。
同时,文章替代性采用了劳动生产率来管窥生产率改进拓展的经济增长空间。[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如果我们通过劳动者素质提升,技术装备引进等手段提升劳动生产率,即使仅仅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韩国的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GDP规模在现有基础上扩张3倍多。如果能够追赶到跟美国同样的劳动生产率,那么GDP可以扩大6倍左右。
以上证明了我国生产率改进空间很大,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和集约型转型,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国未来可以通过生产率改进继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1] Gerschenkron A.,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Harb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 The Maddison-Projec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这里的人均GDP以1990年国际GK美元不变价格来计算。
[3] 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全部产出与全部要素的综合之比,而劳动生产率只是产出与劳动的比,前者的含义和内涵要比后者大得多,严格意义上后者无法替代前者。
文章从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来保障实现较长一段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从要素结构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走向中高端也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有人力资本优势,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巨大潜力。因此,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大可不必悲观。短期确实让人焦虑,但中长期则可以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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