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一带一路”建设将巩固人民币国际地位 |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33）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的重点研究领域。自2012年研究所首次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2》并首创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以来，已经连续三年编写并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尽管时间不长，报告因其独立性、客观性和决策参考性，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同时报告还被译成英文和日文同步发布，在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均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主题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货币战略。《IMI研报》栏目将于每周四连续刊登《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系《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系列三十三：“一带一路”建设将巩固人民币国际地位。
提高区域内最频繁使用的本币比例，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增强区域一体化程度。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货币都可以代表本区域，进而发展成为区域货币。区域内最频繁使用本币是怎样产生的？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是借“一带一路”建设之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关键。本节将在前述研究样本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分析，尝试验证“一带一路”建设是否具有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积极影响。
根据对五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决定区域内最频繁使用货币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衡量这四方面因素的具体指标及其定义见表1。
根据表2可知东盟10+3框架下的主要区域货币使用比例及其解释变量。容易看到，日元是最频繁使用的区域内货币，比例接近50%，位居其后的是韩圆（4.59%）和新加坡元（4.36%），其他货币（不包括人民币）的交易比例都不足1%。
表3给出了欧盟28国的主要区域货币使用比例及其解释变量。欧元是最频繁使用的区域内货币，比例接近50%，英镑位居其后（15.88%），其他区域内货币如瑞典克朗、丹麦克朗等的交易比例只有1%左右。
第一，国家总体因素。货币发行国的国家总体经济实力越强，区域内使用这种货币的比例就会越高；货币发行国的国家总体风险越低，区域内使用该货币的比例就会越高。这说明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和国家总体风险程度是决定一国货币是否能够成为区域内主要货币的重要因素。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强大，才能抵御外汇市场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同样，只有国家的总体风险较低，才能为信用货币提供良好的信誉支撑，降低交易风险。
从现实的例子来看，经济总量因素和总体风险因素是货币扩张的最重要因素。对众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来说，交易量最大的区域内货币一般都是经济总量最大国家发行的。本报告所选取的16个主要经济合作组织，平均来看，每种区域主要货币背后都对应着一个占本区域GDP总量60%以上份额的经济体（注1）。可见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对于区域主要货币竞争的重要性。即使是在区域内次优货币的选择问题上，国家经济总量也不容忽视。因此，国家经济总量是支撑一种货币成为区域主要货币的坚强后盾，以此缓冲货币使用扩大所引发的经济冲击，是决定区域主要货币的关键。
在经济总量之外，国家总体风险也非常重要。它能为信用货币提供信誉支持，是一种“软竞争力”。现在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国家风险的升高会使货币的使用风险加剧。譬如，俄罗斯卢布在区域中的使用比例与其国家的总体风险十分相关，债务违约、战争频发不但使卢布在世界市场上举步维艰，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推广也非常困难。而对于新加坡、丹麦、瑞士等国来说，尽管经济规模较小，但是拥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也能帮助其货币在区域货币使用上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金融发展水平因素。早在1992年，Tavlas & Ozeki便提出金融发展对货币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影响。货币的使用离不开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金融交易结算、国际货币储备等都是货币成为区域主要货币的重要影响因素。金融的发展与改革会直接影响区域货币的使用比例。印度卢比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南盟最频繁使用的区域内货币，之后印度先后成立了国际收支高级委员会、资本项目可兑换委员会和放宽资本项目可兑换委员会，努力实现印度卢比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希望借此提升印度卢比的国际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卢比在南盟区域中的交易比例始终频繁波动，五年内下滑了40%。
资本账户可兑换是一种货币扩大国际使用的“稳定器”，可以防范投机套利行为带来的冲击。与资本账户可兑换相关的是外汇储备规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都提高了外汇储备规模。比如巴西，1997年外汇储备只有517亿美元，到2012年达到了3732亿美元，增长了7倍。外汇储备的增加毫无疑问增强了国家的金融、经济稳定性，但是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区域外国际货币大量进入官方外汇储备行列时，必定会造成区域内货币使用比例的相对下滑，这也是导致巴西亚雷尔在南方共同市场的交易比例从2001年82%降低到2007年48%的原因之一。类似地，市场上一种货币的数量越多，在区域内的使用频率也会相对较高。一国货币通过贸易和资本渠道向外输出，使区域内该货币的使用比例提升，当然这也与该国金融中介的效率有关。金融市场越发达，其输出能力越强，货币在区域内的使用就会越频繁。
第三，贸易发展水平因素。国际贸易催生了国际货币使用。跨国贸易需要在多种备选货币中选择一种或有限的几种进行计价和结算。一般来说，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是出口方或者进口方货币，也可以在主要国际货币中选择第三方货币。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比较高，则其发行的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水平也会相对较高。但在美元强势的现实情况下，很多国家选择使用第三方货币进行计价和结算，使得这一逻辑在实际中并不明显。
Rey（2001）运用模型分析了二战前后英镑的衰落和美元的兴起，发现了一个事实：美国GDP在1870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英国，但是工业制成品出口直到1950年才超过英国（见表4）。国际货币的转换具有“滞后效应”（hysteresis effect），而贸易流量是国际货币转换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工业制成品贸易更是重中之重。因为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有风险的——使用中除了要考虑货币发行国有良好的信誉，不会违约使外币资产变的一文不值，还要思考在货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能用其购买多少实物。工业制成品出口便是一个代理变量。工业制成品中大多数都是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必需品，这一比值越高说明货币在该国使用获得的有价值实物越多，货币的稳定性就越好。
第四，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相对前三个方面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区域货币使用的影响较小。它的影响可以分为两部分，直接的货币使用和间接的文化渗透。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收入高、预期寿命长，则这个国家的居民会更有金钱、时间和精力去国外旅游、消费，将本国货币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直接提高了货币使用的频率。另外，还存在着一种文化的渗透。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及其发行的货币，总是带着羡慕的眼光，对该国经济和货币背后的文化因素也更有了解的兴趣。所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容易吸引到更多非居民的消费和投资，有利于增强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使用和持有意愿，从而提高该国货币的使用程度。
以下讨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人民币是否有机会成长为区域主要货币。我们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多种排列组合，作为模拟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利用前面的区域主要货币决定因素的分析模型，对模拟建立的不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估算其中人民币的使用比例，同时也估算区域内其他主要国家货币的使用比例。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假定估算期是2013年，所有用于模拟的数据均为2013年数据。
表5揭示了具体的估算结果。从中不难发现，在模拟建立的各个区域中，人民币的使用比例都超过40%，处于非常高的水平。这充分说明，人民币完全有条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主要货币。
与中国一样，俄罗斯和印度也在金砖国家行列，并且也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大国，在欧亚大陆复杂的地缘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人民币在竞争区域主要货币时，会不会遭遇俄罗斯卢布和印度卢比这两条“拦路虎”呢？根据我们估算结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模拟建立的中国—中亚五国框架下，人民币使用比例最高可达到75.30%。对于中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俄罗斯卢布是人民币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模拟建立的中国—中亚五国—俄罗斯框架下，俄罗斯卢布将分走原属于人民币的一部分份额，使人民币使用比例下降到60.74%，但人民币仍然是区域最主要货币。对于南亚、东南亚直到中东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说，印度卢比（11.17%）、新加坡元（9.77%）具有一定的区域内影响力，但仍不足以动摇人民币（46.66%）的区域主要货币地位。
然而，上述估算结果是在最乐观假设情景下得出的。按照同样方法，估算得到东盟10+3和上合组织中的人民币使用比例分别为30.98%和60.61%，可见与人民币实际使用比例6.72%和31.95%相去甚远（见表6）。这固然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刚刚起步、人民币的区域货币地位尚未巩固的现实情况，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但还是有必要认真思考人民币区域使用的实际值远远低于估算值背后的原因。
简单而言，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开放，抑制了一部分人民币区域使用的需求。随着资本账户改革进一步推进，可以预期人民币的区域使用比例会大幅度提升。二是区域内最主要使用的货币已经确立，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与这些具有先行者优势的货币展开竞争，而区域内的货币使用转换具有“滞后效应”，人民币区域使用比例将会经历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三是人民币计价结算的主动权较弱。中国有巨额的进出口贸易，但是其中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比例相对还比较低。《中国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白皮书》显示，在汇率变动不利时，完全接受外商报价而承担汇率风险的企业仍占受访境内企业的26%。四是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原因。中国与一部分国家存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纠纷，而且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市场体制与众不同。比如，菲律宾是美国战略盟友，在很多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中国同印度存在领土问题上的争端；中日之间在也存在领土争端以及历史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府或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存在着戒备心理或对立情绪，这也导致人民币的区域使用比例比较低。
由此可见，人民币要成为成熟的国际货币还有一段路要走。首先要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实现人民币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满足现有的人民币使用的需求。其次是要努力争取扩大人民币使用规模，具体包括：拓宽人民币储备货币规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使人民币成为更多国家的储备货币；争取人民币贸易计价的主动权，发展远期、互换、期权等外汇衍生工具服务进出口贸易，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加强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规模，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加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业务规模和交易比重。最后，需要在文化领域多做沟通，强化非居民对人民币的持有和使用意愿。积极发展孔子学院，加强民间文化交流，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外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重要的是在众多沿线国家中选择合适的对象率先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及时收获“五通”目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早期成果。根据对模拟区域内人民币使用比例的估算结果，中亚五国是现阶段最好的选择。首先，从实现的困难程度上说，以中亚五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最为实际，可以直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具体推进。其次，在中国—中亚五国模拟框架下人民币使用比例的估算值最高，而且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正处于经济下行压力，一段时间内恐怕都难以兼顾区域内主要货币竞争的目标。此外，中亚五国长期受俄罗斯的势力干预，急迫的寻求第三方势力介入，为中国进入该地区打开了有利的时间窗口。
但是不可否认，以中亚五国作为推广人民币使用的区域也还存在很多风险。最主要的是金融监管问题。中亚五国的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机构抗风险水平低，汇率不稳定，这都将加大人民币在中亚五国使用的难度。此外，世界政治的影响也对人民币在中亚五国的使用提出了挑战。中亚五国内部存在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有一定的政治风险——除了俄罗斯，美国、日本也都在中亚地区有自己的利益。
“一带一路”可以拓宽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规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也对实现“五通”目标、深化区域经济合作起到关键作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都说明，提高区域内最频繁使用的本币比例，能够有效防范区域内金融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加快区域内贸易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互联互通”既可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又能密切沿线国家经济联系，进而形成横跨欧亚大陆的区域合作新格局。根据以往的经验，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国家总体风险水平、贸易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是决定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区域内最主要货币的关键。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贸易和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居于区域领先水平，国内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上扩大使用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只要在增强便利性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继续努力，则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的推进，沿线国家必将逐步提高贸易、投融资、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份额，为人民币跻身主要国际货币行列提供充足动力。根据测算，可以考虑将中国—中亚五国框架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示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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