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陈雨露：金融体系的效率基础：一个初步界定｜《大金融论纲》（14）
陈雨露、马勇编著的《大金融论纲》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地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构建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二连续刊登《大金融论纲》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以下片段节选于《从微观传导机制到宏观经济效应：金融效率如何实现？》一节。
效率是成本（投入）与收益（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其中，微观效率主要是从单个机构或个体角度进行测度，而宏观效率则主要从金融体系或宏观总量经济的角度进行测度。根据“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全面衡量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性，需要有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基于单个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成本——收益”关系，即微观效率；二是基于金融体系整体角度的“投入——产出”关系，即宏观效率；三是基于金融体系促进实体经济集约增长和产出优化的效率，即协同效率。
在上述三个基本维度中，微观效率属于现代金融经济学的分析对象，由于其核心理论基础主要源自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因此，理论模型和测度方法都相对比较成熟。宏观效率在“金融结构理论”（Financial Structure Theory）和“比较金融体系理论”（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的相关分析中有所应用，但由于受到国家层面数据可获得性的制约，测度方式目前看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是使用各种汇总的结构性指标，如银行体系的平均净利差水平和管理成本比例等。而“协同效率”则是本文在“大金融”理论框架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主要是从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联的角度来衡量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效率提高的贡献，这种衡量的重要性在于：金融体系的巨大“外部性效应”是其区别于一般产业的重要特征，因此，脱离实体经济或仅仅只是从金融体系本身来看待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性是远远不够的。从本质上看，“协同效率”实际上是一种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考察的是金融体系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如投融资支持、流动性保障、风险分散、价格发现、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等），将稀缺的经济和金融资源配置到高效率的产业和部门中去，从而提高单位资本的产出效率，改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推动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在金融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上述三个维度的效率性——无论是微观效率，还是宏观效率，或者是协同效率——都是依托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实现的，而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又是借助一定的金融形态作为载体来实现的。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Merton & Bodie等学者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其核心思想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具有时空上的相对稳定性，基本功能的现实要求决定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变化，而竞争和创新则在客观上促进了金融功能的实现效率。作为市场经济中一种独特制度安排，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实现经济资源的跨时期和跨区域优化配置，这一基本功能可以继续细分为六个具体方面（Merton & Bodie，1995）：（1）为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提供支付清算服务；（2）为不可分割的大型投资项目提供资本积聚和所有权分配的渠道；（3）为经济资源在不同时空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提供便利；（3）提供风险管理的工具与手段；（5）为经济体中分散的部门决策及其协调提供价格信息；（6）为信息不完全引致的激励问题或者委托代理问题提供解决途径。在后续的一些研究中，“功能主义”的金融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比如在“比较金融体系”理论中，Allen & Gale（2000c）等将“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进一步拓展至国别金融体系的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微观功能视角到宏观金融体系视角的过渡。
当然，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实现需要借助一定的平台和载体，这些平台和载体普遍地涉及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不同层次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等。就相关关系而言，金融功能与其实现形态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体系层面看，为使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实现其基本功能，必须具备与这一功能目标相适应的市场结构、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二是从机构层面看，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具体履行哪些功能应由市场和该类机构的比较优势来决定，而如何在金融机构与金融功能之间实现有效的匹配则是提高金融效率需要考虑的重要环节；三是从产品层面看，同一种金融产品可能是多种金融功能的组合体，而同一种金融功能也可能同时由不同的金融产品来提供。在实践中，各种金融功能和金融形态之间的功能交叉和形态交错可以借助表2-1进行示例性说明。在表2-1中，存款（储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传统执行的功能至少有二项，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这些机构开始执行一些新的功能。另一方面，从功能来看，每一项功能都至少有两类金融机构来承担，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在功能和服务上的竞争。此外，表2-1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金融机构在功能取向上的演化过程以及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从金融功能与金融形态的动态演变机制和路径来看，金融功能通常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而金融形态则会随着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进程（如经济增长水平、金融发展程度等）和环境变化（如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等）而不断变化，并最终导致金融功能发挥作用的方式、途径和范围也随之发生变化。上述过程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持续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扩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金融创新，并相应地产生了专门从事风险管理和交易的各种新型金融产品、专门用来创造信用（增加流动性）和转移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以及大量从事各种金融创新活动的中介机构和市场组织等。表2-2提供了一个银行部门金融产品创新和功能分类的示例性说明。
伴随金融创新的金融形态变迁和功能变化对金融体系效率性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具有真实交易背景和服务于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确实可以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改善风险管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风险定价，便利流动性配置，从而显著增强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另一方面，那些缺乏真实交易基础、脱离实体经济和完全“自我循环”的金融创新，如次贷危机中的各种高风险信用衍生品，最终被证明不仅无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反而会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稳定性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特定的金融创新，其有效性与其作用的范围、程度和边界密切相关。比如，侧重于信用创造的金融创新在市场不景气、存在严重信贷配给或缺乏有效信贷供给的条件下，可以拓宽市场主体进入特定信用市场的渠道，从而减轻他们对特定市场的依赖，增加市场中的信贷供给总量或改善信贷供给的结构，确保实体经济的有效信用需求得到及时充分的满足。但如果信用创造过度，其目标不再是满足实体经济的正常需求，而是指向资产价格泡沫和非理性繁荣，那么，这种信用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效的。
总体来看，金融功能（形态）的动态演变以及便随这一过程的金融创新是否有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关键在于能否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实体经济，二是不能超越理性边界。前者表明，金融功能及其具体形态无论如何变迁，都必须始终立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缺乏实业根基和“脱实向虚”的金融创新注定是难以持续的；而后者则表明，金融功能所产生的效率性在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边界，试图越过人类理性的边界而追求某个臆想的繁荣状态也注定会无功而返。
图文排版 缪昕
入群方法：加群主为微信好友（微信号：imi605）,添加时备注个人姓名（实名认证）、单位、职务等信息，经群主审核后，即可被拉进群。
欢迎读者朋友多多留言与我们交流互动，推荐好文章可联系：邮箱imi@ruc.edu.cn；电话010-62516755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出任IMI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埃德蒙、陈云贤、汉克、李若谷、李扬、马德伦、任志刚、苏宁、王兆星、吴清、夏斌、亚辛·安瓦尔等12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或政策领导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47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IMI所长、联席所长、执行所长分别为张杰、曹彤、贲圣林，向松祚、涂永红、宋科任副所长。
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所已形成“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定期举办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燕山论坛、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主要学术产品包括IMI大金融书系、《国际货币评论》（中文月刊&英文季刊）、《IMI研究动态》（周刊）、《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日刊）等。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微信号：IMI财经观察（点击识别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