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刘珺：危机的发展是否有一定的轨迹? | 《金融论衡》（8）
《金融论衡》是由IMI学术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出版的新著。该书以反思和批判的视野对经典理论、一般金融理论、货币政策、新制度安排与发展模式相关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思考，提出23个重要问题；结合中国经济现状，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理论发展。《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三连续刊登《金融论衡》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第二篇·关于金融理论·思考八: 国际金融危机说明了市场经济本身存在重大缺陷,是否要以计划性予以调节?作者认为，不论所有制属性是什么,计划与市场,或者说政府监管与自由市场从来就相伴而生,是一定程度上的水乳交融,绝非水火不容,因为有政府管理必然蕴涵“计划”,有商品交换必然蕴涵“市场”。任何单一的经济制度都带有先天性的不足和缺点,市场的自下而上与计划的自上而下从来都应该是微妙平衡的、相互校正的过程,物极必反的哲学原理在经济发展中同样适用。市场经济下的分散决策及价格机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并不意味着只要推进市场经济就能自动优化资源配置;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干预便于集中优势实现有效调控,但并不意味着只要实行计划经济社会整体福利就会自动增加。因此,计划与市场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组合相生的概念。危机过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应该是如何重新调节市场与计划的天平,而不是市场与计划之间争论非此即彼、孰优孰劣。
以下为节选内容：
思考九:危机的发展是否有一定的轨迹?
国际金融危机说明了市场经济本身存在重大缺陷,是否要以计划性予以调节?
金融工具的过度衍生化及市场运行的高度杠杆化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声势浩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痛定思痛,大家都在热议源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这场危机充分说明了市场经济本身的重大缺陷,要借鉴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以计划性予以调节。仿佛是金融危机才暴露了市场机制的缺陷,才明晰了计划调节的作用,才强调了市场与计划的平衡。而事实上,市场和计划从来都是“组合拳”,西方经济体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首先,不论所有制属性是什么,计划与市场,或者说政府监管与自由市场从来就相伴而生,是一定程度上的水乳交融,绝非水火不容,因为有政府管理必然蕴涵“计划”,有商品交换必然蕴涵“市场”。以北欧的经济体制为例,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与社会领域的计划性有机高效地结合在一起,在经济市场化方面要求企业完全自主创新、通过市场竞争决定生死存亡,而在社会制度安排方面采取高度计划、以国家干预来实现充分就业及收入均衡。再看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在开始步入平稳发展阶段的最早时期,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经济政策调整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相互融合。
其次,任何单一的经济制度都带有先天性的不足和缺点,市场的自下而上与计划的自上而下从来都应该是微妙平衡的、相互校正的过程,物极必反的哲学原理在经济发展中同样适用。市场经济下的分散决策及价格机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并不意味着只要推进市场经济就能自动优化资源配置;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干预便于集中优势实现有效调控,但并不意味着只要实行计划经济社会整体福利就会自动增加。撒切尔—里根模式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发挥到极致,结果是市场如野马脱缰、不平等现象越发严重,引发灾难;斯大林模式将国家权力和指令集中发挥到极致,结果是经济僵死,同样引发灾难。
因此,计划与市场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组合相生的概念。危机过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应该是如何重新调节市场与计划的天平,而不是市场与计划之间争论非此即彼、孰优孰劣。
历史与人文的轨迹摇计划与市场的逻辑———在中国光大银行投行业务部2011年度债券市场研讨会上的讲话(2011年9月)
早上起来的时候真是觉得有点儿冷,本来想穿着军大衣跟大家讲,但是觉得不太合适,因为在过去的工作中各位给予了光大银行极大的支持,所以我穿上西装,以示对大家的尊重。今天讲特别复杂的话题大家肯定听不进去,因为会场的避风设施不好,比较冷,所以话题选择偏重于趣味性。为什么要讲趣味性强的内容呢?因为近期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从2008年到现在,很难连续听到经济、社会、政治、人文领域的好消息。2008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其实从2006年已经有端倪,到2009年次贷危机不仅没有过去,反而进一步深化,2009年大家又开始讨论全球经济是否会坠入双底,而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又站出来说我们的经济不仅不会坠入双底,而且已经实现V形反转,但现实却很难让我们如此乐观。或许经济方面的一些困局容易理解,经济有周期,在任何一个经济周期里,到了一定时候必然会有调整,必然要休养生息,积蓄下一次腾飞的能量。但是我们却不幸看到危机蔓延和演进的轨迹,而这个轨迹从经济领域不断地向社会领域推进,从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推进,从政治领域向文化领域推进。社会领域的案例不想举太多,像英国这样长时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国家,也出现了社会动荡,民众上街游行,在看电视的时候也感到很惊愕,英国这么绅士的国家竟然也会出现打砸抢的情况,看来真需要我们深刻反思,我们的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政治就不用说了,无论是埃及的问题、突尼斯的问题,还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区域性问题,都呈现出系统性的乱象,同时警示大家,也警示政治人士,经济搞好了不一定政治就会稳定,老百姓生活水平好了不一定政治就会稳定。再看文化方面的冲突,挪威于特岛枪击事件,就是信仰不同,加上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移民寄生在北欧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上,夺取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侵犯了他们的生活空间,所以布雷维克端起枪来对抗整个社会,对抗他的文明对立面的人群,实施了这种殃及无辜甚至同种同族的残酷杀戮。以上看来,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层面好像真没什么好消息。
再给大家分享一些个人体会,如果仅限于经济走势、我国的经济转型、货币政策能否放松、经济能否再次起飞,意义并不大。现在看到的问题好像不单纯是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一个维度已经无法解释,应该把相关的问题置于系统中进行观察,到底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关联是怎么样的,而这些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或许这样才能觅得正确答案的些许痕迹。
2010年开始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比古人进步了?我们是否真的在21世纪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发现自己屹立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的最前沿?我们发明了迄今为止最好的科技,我们有最好的生活水平,还有崭新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但是文明水平、进步程度是否真的比我们的前人、比那些在熠熠星空中留下印迹的历史伟人有一个质的提升_呢?对此我不敢保证。第二个问题,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到底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孰优孰劣?是否计划与市场之间是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关系?过去,我们一直在比较和强调两者的区别和可兼顾性,现有的文献中很少有跨领域、跨维度的矩阵式分析,这也是想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想把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结合起来,把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与之相关的争论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来判断到底我们能从古人身上学到什么,能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什么,我们如何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梳理出一条新的逻辑、新的脉络,下一步如何发展,如何进步。
谈及历史,人们自然会先说到哲学。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哲学。哲学是一门涵盖诸多领域的科学,它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界限分明,但确实独立且无所不在。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说过一句话,“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能解决一切问题,哲学是最没用的也是最有用的”。其实我们在很多历史先贤那里看到了哲学的巨大好处、巨大用处,以及它对实践广泛而精确的指导。我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哲学的,让我们重新来梳理一下。
正本清源:公元前后的哲学脉络
公元前五六世纪是孔子的时代,对应着希腊苏格拉底的时期。他们两人,一位是中国哲学史、中华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一位是古希腊的哲学三贤之一,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其实已经为人类科学的发展定下基调,现在很多的发展实践没有跑出当时的基本设计。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强调“本我”,即到底怎样使自己的所学进一步被社会所用,它讲“仁”、“义”,同时讲积极“入世”,要把自己所学充分地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于君主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爱的人有利、于周边的人有利,所以我们发现儒家的文化本身强调“本我”,人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本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强调自我调整机制,并且这种机制的发挥需要有一个时间空间的设计,受儒学影响深的人往往是事先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所以我们莘莘学子始终在做计划。
与儒家相对应的是道家,道家是相对比较逍遥的,如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老庄强调“超我”,所言所行极尽玄妙,又极其洒脱,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被世人全面理解和充分消化。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哲学,那是_对中华文明的不了解,其实中国系统性的哲学至少源自于老子,更无须往更早的时空追溯。“道”的思想到现在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其中的根本性原理是什么呢?不知道,所以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了半天、名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道家是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在道家的哲学上能看到市场经济或者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最本源的一种存在。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有一个人经常被误读,或者经常被忽视,这个人叫杨朱,世人称之为杨子,“一毛不拔”这个成语源于杨子。他主张“贵己”、“为我”,为了别人福利而损失自身利益的事情是坚决不能干的。他是个“利己主义者”,在哲学方面强调“自我”,或许未达到真正的“自我”,但如果把这种哲学思想回归到经济学范畴内,它与哪种体制有交集呢?完全意义上或许没有,但元素上能够发现相通之处。北欧经济模式,或者以德国与奥地利为代表的莱茵经济模式有“自我”的成分,即强调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国际贸易上,重商主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乏“自我”的内容。再联系到欧债危机,为什么默克尔在希腊援助问题上踌躇再三不肯出手?道理很简单,希腊与德国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关系的话是同属欧元区,都用一种货币,但是希腊的问题不能由德国人来承担,即便默克尔同意,她的选民也不会同意,她的第一考量肯定是她的选票,是她本国的利益,其次才是考量欧元区的稳定,以及欧洲的未来。
墨家是草根文化、草根哲学,他的“兼爱”、“非攻”、“尚贤”,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墨家重实践、擅执行,研究春秋的历史会发现,墨家的这群人手都比较巧,都是能工巧匠,秦国用他们来造都城,楚国用他们来造房屋,墨家的哲学跟生活融为一体,是接地气的。
哲学与现实是互为映射的,中国哲学如此,西方哲学也不例外。在同一历史时期比较研究西方哲学,兴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给大家看一幅油画,作者是法国的雅克·路易·达维德,内容是苏格拉底之死,整个画面就是当时雅典的执行官通过民主的方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并且要求他服用毒药,中间举手的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居于画面的正中,他手举得很高,慷慨激昂。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现在探讨很多,为什么会处死他呢?不应该呀,他本是倡导民主与言论自由的,而古希腊的雅典是民主最早的萌芽之地。很多野史学者考证说他被处死也是罪有应得,总喜欢与别人辩论,在法庭上原本可以选择让步,也可以交罚款,而他不断地用语言去刺激大家、刺激陪审团,非得把自己往死路上逼。总之,争论很多,版本也不少。为什么举古希腊的这个例子呢?是想说明,人类的发明创造往往又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发明了民主,却难以真正掌握它。希腊的民主把苏格拉底送上了“断头台”。当时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有一种民主的方法,叫“陶片放逐法”(Ostracism),用来限制绝对权威的影响力并驱逐民众不喜欢的公众人物,至少要有6000人通过陶片投票,得票最多者必须离开雅典,被放逐去别的城邦。这种方法无概率可言,与现代职场的竞聘一样,被淘汰的未必都是最不称职的。一定程度上讲,这是民主中的“多数暴政”。民主是大家都向往的,而我们发明了它之后,发现我们根本无法完全掌握它,苏格拉底所倡行的民主最后埋葬了他。苏格拉底当时的罪名是什么呢?第一,亵渎神灵,他不信仰当时希腊信仰的那些神,雅典娜、宙斯等,而古希腊的宗教是众神信仰;第二,唆使弟子教坏年轻人,他倡导的思想相对比较自由,喜欢年轻人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地通过辩论的学习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识、认识自己;第三,他过分鼓吹言论自由,导致整个希腊、雅典城邦的例行管理受到他的蛊惑,况且他本人的影响力还比较大。当然反过来说,没有苏格拉底之死就没有现在还刻在希腊德尔菲阿波罗神庙上那句著名的话“认识你自己”,这是人类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讲苏格拉底是想进一步告诉大家,他本身倡导的是一种相对比较自由主义的思想,希望社会自身在人类知识增长的过程中能形成一种内在的推动力,而这种推动力将使得社会不断往前走,不至于走向混乱。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柏拉图最有名的一本书叫《理想国》,这是在民国前后翻译出来的。书的英文名字叫“TheRepublic”(共和国)。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共和国”被翻译成“理想国”?看来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可能“共和”这种体制本身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体现了社会正义,而这种理想的状态对一个国家的政体来说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柏拉图是在哲学的论辩中描绘理想的雅典城邦和理想的社会。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理性本身是最重要的,理性的目标和执行是在自然过程中间发挥作用的,所以他认为理性本身的力量、理性的光辉应该在人类的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之后,大家会发现,从苏格拉底开始,相对比较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已经在不断地注入一些人类理性的思考元素,使得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轨迹受到相对理性的调教,让理性的因素和感性的因素不断地融合。再把这种哲学探讨置于经济学范畴中,便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组成要素不断吸收新的内容,不断融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的思考或者思考成果能放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创造的环境中发挥作用。那结论是什么呢?对这段历史和哲学史的回顾,得出的结论很简单,计划与市场,或者自由主义与管制主义之间的争论,早在公元前后的哲学中已经有所体现。计划永远是与市场在对立的过程中、争论的过程中寻求统一,并且计划与市场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融合是真融合,于东方是平衡,于西方是“三权分立”式的制衡,公元前后哲学思想也体现了这种多元关系、多元范畴的动态守恒。对于经济模式而言,计划与市场之间有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是水乳交融的,很难说哪一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哪一个方面居于次要地位。
德意志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
谈到哲学,德国的古典哲学是必须提及的里程碑。恩格斯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足见德意志古典哲学不仅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古典哲学的巅峰。谈到德意志古典哲学,必谈康德。康德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最有名的三本书是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他出生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K觟nigsberg),现在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康德终身过着刻板单调的生活,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小镇,活到80岁。由于康德生活极其规律,小镇的人形成了一种习惯,以康德的出行时间来校正自己的表。比如说,他下午3点钟出来散步,大家一看,康德出来了,这就表示3点;晚上什么_时候出来也再看看,再对对表。康德本人并不具备形成国际视野的客观条件,用现在的标准来说,是缺少世界眼光。但他创立的学说不仅是世界的,而且是宇宙的,他针对太阳系的形成提出第一个现代的理论解释,康德哲学是启蒙运动的理论源泉,影响力之大很难以时空来计算。康德的思想是唯心主义,是先验论,强调自在之物,阐明感性与知性、思维与直观、知识与表象的结合。由此观之,康德哲学也不是纯粹“唯心”,而是在物理与心理之间发现关联,建立逻辑。康德之后是叔本华和黑格尔。叔本华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为什么说他有意思呢?他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很大,是宿命论的代表人之一,并且他对“物自体”这种说法本身是不太认同的,所以他始终是在批判康德的过程中继承康德。他自身对康德十分崇拜,但是叔本华本人对黑格尔却不屑一顾,他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他俩同时都在德国的洪堡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柏林大学)教书。叔本华希望在讲台上击败黑格尔,并下了“战书”,可结果是“冰火两重天”,他的听众“门可罗雀”,黑格尔却应接不暇,讲坛斗法叔本华完败于黑格尔。所以他一生气就给自己的狗取了个名字,是用印度语取的,叫Atma,大概意思是灵魂或精神,而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绝对精神,当然,这部分有野史的成分。再回到黑格尔,大家可能从一句话开始认识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其实黑格尔的原话是“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两句话,与“存在即合理”在逻辑上最终表达的意思有很大的区别。德语原文更加严谨,意思是说,存在的事物都有它的合理性,凡是有合理意义的事物都是以存在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黑格尔强调绝对精神,强调指导世界最终的规律来源于这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本身一定程度上是变更的,是不可知的。光大集团唐双宁董事长对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用七个字加以归纳:康德哲学是“存在作用不可知”,黑格尔哲学是“绝对精神正反合”。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唯物主义,最终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德国宏大的哲学与经济体制有何关联呢?在一定意义上,唯心主义是偏市场经济的,偏向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来左右市场,而唯物主义是偏计划性的。这其中已经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选择市场经济时已经不再泾渭分明,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体和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诠释着另外一种分野:一个叫华盛顿共识,一个叫北京共识,或者说“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到底存不存在?争论很多,意见纷呈。马克思本人是十分严谨的科学家,他的成就绝不仅限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他发展的科学体系浩瀚缜密,并且完全“自圆其说”,这个“自圆其说”是褒义。任何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理论不能画上一个圆圈,那基本上可以认为没有研究的天赋。马克思主义从它的起点到它的终点,是完美的一个圆圈,无懈可击。不乏哲学家、经济学家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说这个理论有问题,剩余价值不对,什么叫剥削,资金本身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投入,而要素投入是应该获得经济回报的,谁能说这些资本家所拥有的钱和劳动力之间不能进行交换呢?这是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最大的一个争论。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证严密,脉络清晰,用完整的逻辑把整个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和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连接在一起,并通过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必然矛盾引出了经济体制的计划性,计划经济肇始于此。
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的选择
其后,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为实践服务,当时的实践就是革命之后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因此,列宁的许多政策,特别是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研究“新经济政策”会发现,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含量不多,基本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这是列宁根据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设计出来的一揽子经济推动计划。为什么这样做呢?当时形势很严峻,西方敌对阵营环伺左右,随时有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国内经济凋敝,生产效率没有完全焕发,要集中资源去应对战争的需要,所以还没有条件实行集中生产、集中分配、集中消费、相对公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鼓励承包制,鼓励通过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提高生产力,通过扩大产出来满足内外部需求。之后苏联又启动了“五年计划”,这也是我国五年计划的模板。“新经济政策”到“五年计划”是逐渐从市场经济的平台向计划经济的平台过渡,而到苏联解体及现在的俄罗斯,又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一系列的过渡是基于本国的市场发展程度、国情、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因素。这个发展过程呈现的是计划与市场之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发生在从社会主义转为资本主义的大国、现在又和中国等一起成为“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其发展的轨迹值得研究。
第二国际:被忽视的道路
在研究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模式时,大家经常忽略了第二国际。很多人会说这不是经济,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本人的观点是,我从不认为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学科,一直认为经济学本身和社会学、政治学以及一些其他学科是交叉融合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不能预测、只能解释,那么它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弱。对于第二国际的研究也应如此,政治联合体中有经济的内容,经济政策中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量。第二国际中修正主义及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演化值得研究,其实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修正,当时列宁、罗莎·卢森堡坚决反对,考茨基是折中的路线,比较中和,而当时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伯恩斯坦。共产国际是循着第一、第二、第三的顺序发展,而第二国际中支持议会政治的力量通过政党参与国家管理,在经济体制方面脱离了社会主义的主流,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或者社会福利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就是这种政治经济体制。高福利、高保障,老百姓生活很好,福利制度设计是“从摇篮到坟墓”,身在其中,不用担心生活,衣食无忧。我去过北欧几次,下午四点钟以后人们都在街边喝咖啡、喝啤酒、聊天,北欧人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是喜欢在露天的桑拿浴里面泡泡桑拿,商店基本上都关门了,没有现代商业社会的喧闹与嘈杂,生活节奏比较慢。北欧模式更体现了经济领域市场化与社会领域计划性的高效联合,在经济方面市场化,要求北欧的企业完全自主创新,通过市场供需来决定企业的生存,但在社会制度安排方面却是高度计划的。所以在北欧,“聪明人”一般工作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增加一分投入获得的收益,留在他自己身上的要比给予别人的少得多。比如,自己多创造了10克朗的收益,但会发现6~7克朗通过税收的方式已被分配给其他人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北欧的经验就是明证。
凯恩斯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
从哲学层面回归到经济理论上,让我们看一看主流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到现在为止的理论如何诠释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先不说当下最热的凯恩斯主义,再往前看。在亚当·斯密之前比较流行的经济学派,一个是重商学派,一个是重农学派。这两个名字学术性比较强,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重商学派就是保护本国贸易利益,出口一定要大于进口,在进口别人东西的时候要设置障碍,通过一系列的贸易壁垒、行政政策,千方百计把外来的产品阻止在国门之外,而尽量使自己的产品输出到其他国家。那重商主义不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吗?是的,它就是那个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是贸易保护主义最早的胚胎。一定程度上讲,它是经济学流派,更准确地讲,它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它的政治考量远大于它的经济考量。林肯,大家都比较熟悉,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经济官员问林肯,总统,怎样制定外贸政策呢?林肯说了很朴实的一句话,“我不大懂关税的事,但我明白的是,当我们向外国购买产品时,我们得到的是货物,而外国人得到的是钱;当我们在国内购买产品时,我们既得到货物又得到钱。”他认为进口使用别人的东西然后把钱给别人,就业也不在国内,社会福利也不在国内,贸易政策应鼓励出口。
重农学派的理论更为直观,与我国的“农本商末”的思想比较类似,它认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推动力在于农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可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提高,只有农业基础产品的增加才能促使工业产品增加,通过工业产品生产才能推动服务行业,是这样一种轨迹。所以,重农学派始终强调要不断地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在这之后,有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特别是李嘉图提出贸易会便利我们大家,因为你可能在这个产品领域有优势,他可能在那个产品领域有优势,通过相对比较优势的交换之后便可以实现大家共同福利的增进。
接下来谈谈凯恩斯,凯恩斯是经济学家,其实他在哲学领域的贡献不比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小。他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文笔很好,艺术性也很强,会好几种乐器。他对自己的理论相当的自信,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大家往往注意前面三个主题词:就业、利息、货币,殊不知“通论”才是题眼。在学术界,敢为自己写的书起“通论”的名字,不是一般人敢做的事,这体现了凯恩斯的自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干预主义回潮,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救命稻草,当然对马克思的关注缘于怀疑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和主张社会公平。大家在两位巨人的经典中苦苦搜寻,希望找到解决危机的灵丹妙药。兴许马克思涉及意识形态多,且德语在逻辑上严谨复杂,因此,权宜之计是搬出凯恩斯救急。于是,一下子到处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不得不承认,多数人、多数时间是在误读凯恩斯。一般性的描述是这样的: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就是财政刺激,就是政府通过提高财政赤字、加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凯恩斯主义是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危机、信用危机来临之后,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强大力量来推动经济从衰退走向下一轮复苏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庞大的凯恩斯学说真的如此简单吗?千万不要曲解和误读凯恩斯,他从来没有作出如此简单直白的表述。凯恩斯说过在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管用,因为危机来了,整个市场已经崩溃了,而货币主义是一种相对比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体系,这个经济政策体系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凯恩斯又说财政政策是权宜之计,而绝非长久的政策,潜台词是危机过后、市场机制恢复时正常的政策组合应该替换临时性的财政政策。联想起凯恩斯说过的一句话,“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严谨地说,凯恩斯认为财政政策是一个短期性安排,危机时确实比货币政策更管用,但并不能不分时节、不分地点、不分环境、不分情况地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干预。
熊彼特:经济周期与创新
另外一个经济学家也值得研究,他与凯恩斯同时代,叫约瑟夫·熊彼特,他和凯恩斯就像叔本华和黑格尔有类似的“瑜亮情结”,经常慨叹“既生瑜何生亮”。我把历史上有趣的人物集中在一起,能够看到彼此在不同的时代都有相似的对应。熊彼特是极具历史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一个是创新理论,一个是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是客观存在的,_从学术上讲不外乎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而熊彼特是以创新来划分周期的。经济、社会、政治、人文都一样,肯定会有周期。
即便我们生理上的周期、心理上的周期、生活规律上的周期都不会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是存在的事实,经济也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问中国的经济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在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中国能不能创造人类历史上连续四个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呢?个人认为最好不要。如果现在能调整就赶快调,因为人不可能永远处在亢奋状态,国家也是一样,经济也是一样。经济不可能连续几十年保持GDP在8%以上的增长水平,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GDP耗费了多少资源,按全要素生产力来统计,2010年我国以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10%的GDP增速)耗费了全球约38%的铜、10%的石油、48%的煤炭、40%~50%的钢。投入多、产出少,并且透支环境,扭曲劳动力价格。利用对经济周期的认识来进一步调整发展思路,要找到明智的快慢哲学。不要太快,不要长时期太快,不要长期处在亢奋状态。
再回头看凯恩斯,凯恩斯本身是财政主义,对应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确切地说对应的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论。凯恩斯的财政干预是准计划的政策手段,是计划的“本”。但凯恩斯思想深处是自由主义的魂,并不是计划的。他也是希望市场的供求能自动发挥作用,使得社会经济的运行越来越平滑。他不想去干预,也一直认为干预是短期的,不可能长期用下去。所以凯恩斯是自由经济的魂。哈耶克是经济学领域的又一座高峰,奥地利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是庞巴维克、哈耶克、门格尔。奥地利的大师说政府就是强盗,不应该有政府,应该让市场自己去决定,极端地倡导无政府主义。哈耶克是自由主义的魂,倡导“自发社会秩序”,但是他在经济学上也有计划的一面,如货币流量等,在社会政治方面他竟然忽视民主并为独裁辩护,自由经济观的奥地利学派者尚且如此,可见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管制的边界多么难以划分。
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轴心的争夺
当我们进入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大家对经济的看法已截然不同。所以我思考再三认为,计划与市场从来都不是我们认识经济的“试纸”。我们可能只偏于一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经济论经济,就理论说理论。_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没有搞清楚。那么,这种根本驱动力是什么?国家利益。这是不二的法则。哪有一个经济政策不体现国家的利益呢?哪有一个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不体现国家的利益呢?哪个国家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非要实行完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那还当得上总统、当得上总理吗?让我们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前后英国和美国关于国际货币的争执,史称“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当时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提出了两种记账货币,凯恩斯提出的这种货币叫“Bancor”(班克),是一种记账单位,与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SDR(SpecialDrawingRights,特别提款权)很像。美国的怀特建议以美元为货币的锚,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争论的结果不言而喻。从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来看,怀特是谁?不知道。凯恩斯是谁?鼎鼎大名,在国际经济界、国际政治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大人物。但是他们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怀特胜。不是怀特胜,是美国胜。英国的霸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国际货币格局表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自然体现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梁启超曾经说过一段话,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振聋发聩,还是那么深刻。梁启超说:“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真理即权力;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真理,权力即真理。”所以真理是相对的,权力也是相对的。此外,杨度进一步诠释了这种思想,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在1840年之后屡次受到列强蹂躏。中国人向往科学,向往民主,但欺负我们的人全都是科学和民主比我们发达的国家,民主之国、科学之国如英国、美国、法国为什么会如此野蛮呢?杨度分析得很透彻,他说:“我们所处之世界,乃野蛮世界;我们所遇之国家,乃文明国家。”在内部,国家对老百姓都是很文明的,政治领导人会倾听选民的意见,然后制定福利政策,这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不这样做当不上总统。在外部,则恃强凌弱,“弱国无外交”。对内文明和对外野蛮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共同定义了特定的国家。
海曼·明斯基:真正的预言家
经济不是本,而真正的本是利益。我们再观察里根时代的供应学派,也叫“供给学派”,它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好像还不能截然做这种非黑即白的两分法。该学派的主要政策建议中既有计划又有市场,其唯一目的是使_美国不断强大并且维持这种强大。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难道是一种计划吗?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其实所定的货币数量和货币的增长率就具有计划性,具有人为设计的元素,其“菜谱”中也有计划的佐料,只不过最终组合起来的是一个市场的“包”。我经常谈到一位经济学家,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他的书,他是位后凯恩斯主义者,叫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他把很多经济理论说得都很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要稳定这个不稳定的状态,就是要在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这种不稳的状态,使得从不稳定的状态趋向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他最闪光的理论是后人在他去世之后定义的“明斯基时刻”。“明斯基时刻”回答了大家经常存在的一个误解:市场是有底的,就是说市场有最低的价格支撑。比如股票指数跌到2000点大家就认为不会再跌了,一辆二手宝马车起码也得值个七八万,不可能一文不值。但是“明斯基时刻”告诉我们市场是没有底的,底就是零,就是市场的流动性彻底被冻结,没有任何交易。而手里的任何优良资产卖不出去,便是一文不值。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任何理性的人肯定要用手里最好的资产来变现,以弥补资金短缺,接续资金流,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结果发现市场上集中出售的都是优质资产,而这些优质资产在很短的时间迅速地涌出来,就如人参当萝卜卖了,那时候谁能卖出去一根人参,能以萝卜的价格拿回来一点钱来抵补即将断裂的资金流就是最大的成功,想要人参卖人参的价格是不可能的。“明斯基时刻”在经济学上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当出现系统性危机时,要去除市场有底的错觉,市场会不断地在大家认为最低的水平再往下走,击穿一个又一个底线。纸币的相对价值也是如此。美国在经济危机之后实行了几轮量化宽松政策,现在说QE3(QuantitativeEasing)暂不实行,但美国整体的货币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我曾和美国的一些官员开玩笑,我问:“你们的量化宽松是什么?按中国的话说,等于或约等于印钞票,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嘛。然后我们用实物去换你们的货币,你说你们的货币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你这还不是输出通货膨胀?还不是向全世界征铸币税?肯定是这样。”美国的经济政策是计划的还是市场的?肯定是计划的,哪有市场啊!所有的政策不都是计划出来的?QE1、QE2、QE3用多少资金去救市?怎么样去救?为何救这个银行不救那个银行?这其中哪有“看不见的手”,全都是“看得见的手”,并且这些手乱挥乱舞,使市场机制从失灵走向混沌。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确实比以前要复杂得多,欧洲不行了,日本也不行了,但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国的GDP增速超过日本就比日本强了。如果把日本的海外资产收入统计进来,日本的GNP要增加很多,经济实力还是要比我国强得多。所以千万不要有那种自满,在经济的硬实力方面和软实力方面我国与日本差距不小。我国的经济也面临结构转型和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巨大压力,对外的货币升值压力和对内的货币贬值现实形成了奇怪的组合。人民币内部贬值的情况已经很严重,真实通胀已经深深地影响到购买力。千万不要浪费经济危机,其实经济危机未见得是坏事,也是好事。大家都弯腰低头的时候,你也别昂首挺胸。在全球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不必非要出去救欧洲、救美国,第一救不了,第二没必要。大家都在调整的时候你也调整,中国历史上不乏休养生息的例子,比如西汉、隋唐、明朝等,要在重大变化之后休整一下,待基础夯实后再发力。所以无论计划还是市场,不要去争论,很多人说中国模式就是计划经济的典范、国家干预的典范、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典范,而华盛顿共识就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典范、是美国为代表的典范,但是美国榜样已经开始摇晃了,“我们的老师”也在寻找新的理论和模式了,而中国模式也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不断优化。
计划与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综上,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没有纯粹的市场,也没有纯粹的计划,两种机制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的;第二,经济永远是和政治高度关联的,在研究经济问题、研究具体工作的时候,要看清政治的大方向;第三,任何的经济金融政策都是组合,而不同的组合源于不同的禀赋和国情;第四,我们永远可以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历史的大智慧中找到指导现时的方法;第五,经济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绝对的,人文精神不可或缺,让我们循着人文的脉络,发展符合规律并具有时代性的经济模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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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出任IMI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埃德蒙、陈云贤、汉克、李若谷、李扬、马德伦、任志刚、苏宁、王兆星、吴清、夏斌、亚辛·安瓦尔等12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或政策领导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47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IMI所长、联席所长、执行所长分别为张杰、曹彤、贲圣林，向松祚、涂永红、宋科任副所长。
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所已形成“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定期举办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燕山论坛、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主要学术产品包括IMI大金融书系、《国际货币评论》（中文月刊&英文季刊）、《IMI研究动态》（周刊）、《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日刊）等。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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