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涂永红：SDR时代须推出富有中国印记的创新
作者涂永红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本文刊于《中国金融》2016年第21期。她在文中指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以后，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美联储加息、欧央行和日本推行负利率、英国脱欧使得金融危机四伏。
中国必须深化金融改革，完善人民币国际货币功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经济贸易强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推出富有中国印记的创新，调整现行的宏观金融管理政策框架，加强各项政策的配套和协调，高效地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以下为文章全文：
2016年10月，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正式生效。据测算，各国央行和投资者将因此调整储备和金融资产的币种结构，未来五年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新增需求有望增加上万亿美元。中国从增强人民币使用的便捷性、安全性、币值长期稳定性以及市场信心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带着中国印记的公共物品，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更加坚实。
推动人民币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始于贸易，基础在于贸易计价结算，其中大宗商品是关键。2016年4月，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了全球首个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基准价格——上海金，在全球最重要的美国期货金银市场COMEX和伦敦现货金银市场LBMA之外，上海形成了另一个可以决定全球贵金属市场价格的交易中心，为我国参与大宗商品定价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黄金交易所还创新设立了集中定价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交易的合规性进行监督管理，在风险控制和监管方面更先进。
加大资本市场开放力度，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进一步提高。2015年，中国在放松资本管制、促进资本双向流动方面取得了突破。取消了实行30多年的企业对外借债逐笔审批的管制，允许更多企业进行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提升企业跨境融资的自主性与便利化。允许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依法合规参与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包括即期、远期、掉期和期权在内的各品种外汇交易，增强人民币国际储备功能。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集团、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共同出资成立的中欧国际交易所在欧盟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开业，向欧洲及全球投资者提供以人民币资产为标的的产品和服务，已推出200多个产品。2016年8月，继“沪港通”健康运行后，国务院批准了“深港通”，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当月，中国还新设7个自贸区，推广运用上海自贸区在开放方面的模式和经验，使得人民币达到“基本可自由使用”的水平。
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加强市场预期管理。2015年8月11日进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由供求关系决定汇率，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按照前一日收盘价确定。为了引导市场预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2015年12月推出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外汇市场做市商报价提供了可量化的、规则透明的工具。由于篮子货币之间的涨跌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可彼此抵消，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的波动幅度仅有人民币对美元波幅的一半，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总体上看，市场逐渐适应了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而是一篮子货币的制度变化，尽管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有所加大，但是保持了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相关配套体系与国际接轨。2015年10月，作为战略性金融基础设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一期上线运行，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和结算服务，基本覆盖除美国以外的主要金融中心，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安全、便捷、低成本的硬件支撑。通过在五大洲主要贸易伙伴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部署人民币清算行，中国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自由兑换之前，可为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人民币流动性，大大解除了国际市场使用人民币的后顾之忧。同时，我国在统计管理等方面积极与国际接轨，采纳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加入IMF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BIS国际银行统计（IBS）以及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全面实施国际收支第六版标准（BPM6），完善统计方法、申报和核查制度，提升经济金融统计的标准性与透明性。
在加入SDR后，人民币能否被各国央行和投资者增持，关键在于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发展的良好趋势，以及在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中能否居于核心地位。针对当前全球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促成各国领导人在G20杭州峰会上达成了共识，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将技术进步作为首要任务。中国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大核心任务是补短板，即解决研发和技术落后问题。补短板从内外两个方向齐头并进。对内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进行制度改革，鼓励企业发展科技和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对外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并购，增加高技术的供给。中国2015年研发支出1.4万亿元，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目前，中国已经发挥了后发优势，在电子商务、物联网技术方面实现了弯道超车，互联网技术被广泛运用于传统产业，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出口贸易中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比例大幅上升。
加大开放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现阶段中国的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是国外需求下滑、国内需求结构变化共同造成的。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特别强调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从追求产品数量转向追求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的品牌建设与管理，满足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用品、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企业与沿线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产能合作，既延长了传统优势产品的生命周期，提高了经济效益，又通过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生产和贸易的组织管理，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金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毋庸置疑的推手作用，通过金融力量和市场手段帮助企业去杠杆、降低资金成本，能够提高企业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终止输血式贷款，加紧处置僵尸企业贷款，为降低整体资金成本营造良好的环境；构建多层次的股票、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企业的负债水平和债务负担；鼓励产融结合，推动金融“脱虚就实”，围绕产业发展这一核心组织生产要素和资源，提供多种形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国际化步伐，为走出去的企业、为我国的跨国公司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也为全球人民币资产管理构建平台。
美联储加息、欧央行和日本推行负利率、英国脱欧使得金融危机四伏，为了维护国际金融稳健运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还致力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补充和完善现行的制度，在发展理念、增长模式、制度政策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推出富有中国印记的创新。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正式出台，具有“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方案已经获得了沿线各国的高度认同。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在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合作、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扎扎实实推动互联互通，不断为沿线国家增加公共物品供给。通过设立丝路基金以及各种产业基金，中国应用PPP模式带动大量民间资本投入“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吸引外资，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增长新动力。
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过度依赖美元，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国际储备多元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是国际金融稳健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中国致力于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国际流动性，完善国际储备供给。中国还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倡导“超主权货币”，用实际行动推动SDR的更多使用。2016年9月，世界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以人民币结算的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这是1981年以来全球发行的首只SDR计价债券，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国际储备多元化，此举也为国际社会投资人民币产品开辟了新渠道。
发起设立亚投行。针对基础设施落后是众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桎梏的现实，中国倡导成立专门提供基础设施投资的亚投行。亚投行于2015年12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创始国包括了57个亚洲域内国家和英国、德国等众多发达国家，首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已经启动。作为首家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多边开发性机构，亚投行无疑弥补了现行国际开发性金融体系的缺陷。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看，加入SDR后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大，美国经济复苏上行、境内外利率倒挂、资本外流、海外做空，导致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贬值，将对人民币支付结算、投融资功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抑制或减少海外人民币使用。二是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股市动荡、房地产泡沫增大、地方政府债务较高、全要素生产力下降的挑战，经济处于换挡降速阶段，尤其是一些国际投行和研究机构高调看空中国，放大、扭曲中国的风险，误导国际舆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三是美联储2015年收紧货币政策、启动加息进程，美元强势回归，指引全球资产配置和资本流动。在支付结算、投融资、外汇交易以及国际储备等诸多方面，美元收复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失去的份额，对人民币国际功能拓展形成严峻挑战。
要抓住人民币“入篮”后的机遇，在全球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10.92%的应有份额，除了上述已经开展的工作外，未来一两年内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调整现行的宏观金融管理政策框架，加强各项政策的配套和协调，高效地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国际社会扩大人民币使用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首先应促进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工具的协调使用，与供给侧改革政策相互配套，将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等政策目标统一在金融稳定终极目标的框架之内。其次要继续完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重视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与管理，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更多地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和市场化手段来分散、配置、管理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理财产品营销和互联网金融。最后需积极探索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着眼于更加开放环境下的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和谐发展，以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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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出任IMI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埃德蒙、陈云贤、汉克、李若谷、李扬、马德伦、任志刚、苏宁、王兆星、吴清、夏斌、亚辛·安瓦尔等12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或政策领导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47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IMI所长、联席所长、执行所长分别为张杰、曹彤、贲圣林，向松祚、涂永红、宋科任副所长。
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所已形成“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定期举办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燕山论坛、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主要学术产品包括IMI大金融书系、《国际货币评论》（中文月刊&英文季刊）、《IMI研究动态》（周刊）、《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日刊）等。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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