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王传纶：对汇率制度选择的若干思考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周奉上大家选读之《对汇率制度选择的若干思考》，作者是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践行者与引领者，著名经济学家王传纶教授。原文选自《金融博览》。

王传纶，江苏省苏州人，193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专攻经济学。1949年，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到英国留学，在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系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留英期间曾担任留英学生总会主席。

1951年末，王传纶教授毅然舍弃国外优厚的研究和生活条件，回中国后，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金融学界泰斗之一，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为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贡献力量，曾获"吴玉章基金教学奖"、"宝钢教育基金奖"。

改革开放后，已年近花甲的王传纶教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投身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中，在宏观经济、财政税收、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被决策部门高度重视。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六、七、八届委员和经济委员会委员，还兼任中国财政学会、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国际税收研究会顾问等职。

1982年至1983年，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任客座研究员。

2012年9月13日14时4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使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再那么单纯了，它已变成了国际经济学界、政界和商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当今众多的学者中，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汇率制度学的研究者，其观点在国际上也深有影响力。我记得2003年和2004年他先后两次来北京时曾就人们关心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发表过重要的见解。

威廉姆森提出，一个国家的汇率应该是“竞争性的”，也就是说是既不高估、也不低估的汇率水平。能够使汇率保持在既不高估、也不低估的竞争性水平，而且使这种汇率能够起作用的汇率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威廉姆森长期倡导“实际有效汇率”。虽然要计算实际有效汇率的具体数值存在很大的困难，但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确定汇率水平和选择汇率制度的一个重要参考系，只是无法作为一个操作的基础和根据。威廉姆森还在多恩布什BBC规则基础上增加了“监督区”的内容。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深入讨论和研究。

威廉姆森曾在他的“汇率制度选择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币值低估时会受到市场的压力，同时也指出币值高估时同样会受到市场相反方向的压力。他给出了一些例子，如拉美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以及20世纪80年代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的例子。这些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的经验。在1994年建立单一的汇率制度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人民币汇率既经历了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经历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威廉姆森先生提出，应该研究这两种压力的影响和作用是否是对称的。或许我可以补充一点，即可以研究一下这两种压力是如何在很短时间里发生转化的。

其次，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汇率制度“两极论”认为，汇率制度要么是绝对地固定，要么是完全地浮动，中间汇率制度是无法维持的。实际上，百分之百的纯浮动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从较长时期来看不存在。很多国家的汇率制度是处于两极之间的中间汇率制度。威廉姆森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我认同他的这一观点。

最后，威廉姆森先生提出，归根到底，汇率制度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汇率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即汇率制度选择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的影响。这里我补充一点，那就是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是选择汇率制度时需要考虑的两个问题。

这里，我认为，所有的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都需要权衡利弊得失。一个国家在考虑制度变革的利弊得失时，对现行制度利弊得失的权衡是比较具体的，甚至可以量化。譬如，现行汇率制度对中央银行基础倾向投放所造成的压力、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等，都是可以计算得比较清楚的。由于我们要实施一个新的、不同的制度，首先就应该考虑新制度的利弊得失。但对新制度利弊得失的权衡难以具体预料，必然会有一些推测、估计和不确定的因素。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恐怕任何国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有人认为，中国对于汇率制度的改革过于小心。我认为，过于小心谨慎当然不妥，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政府对于一个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变革必然是非常谨慎的。希望我们能更加深入、透彻研究和认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的决策就能更快、更有把握。

（本文写于2006年9月16日）

编辑  程曦

来源  《金融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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