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论》连载（92）丨向松祚：从第一次镀金时代到第二次镀金时代

编者按

《新资本论》是由IMI副所长向松祚出版的新著。该书全面分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论述了如何解决国家主权与宏观经济政策独立的矛盾，并探讨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未来的救赎之策以及中国战略。全书分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救赎”三卷，视野宏观，气势磅礴，是一部既具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重磅经济学作品。《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一连续刊登《新资本论》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本文节选自卷二•第四章 从第一次镀金时代到第二次镀金时代。作者梳理了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者对于财富分配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棘手难题。

以下为节选内容：

实际上，自有人类历史记录以来，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棘手难题。经济快速增长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似乎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或规律。公平和效率，就像一对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永远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谐共处。探索和阐述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的公平和正义，寻求确保公平和公正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规律和法则，始终是很多经济学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古典经济学者里，最重视分配问题者首选李嘉图。1820年10月9日，李嘉图致信给他亲密的学术朋友马尔萨斯：“阁下以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的原因和性质。恕我不能苟同阁下的高见。依我之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国民财富如何在参与创造国民财富的不同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关于国民财富的总量及其增长，没有任何规律可循；至于国民财富如何依照某种比例进行分配，则可以找到某种差强人意的正确规律。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我为此日思夜想，废寝忘食。时间每过一天，我就更加坚信，探索国民财富的总量及其增长规律，完全是徒劳无功和痴心妄想，探索国民财富的分配规律才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唯一的真正的目标。”

李嘉图对收入分配规律的卓越深邃的见解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从收入和财富分配角度看，全部《资本论》就是要探寻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原理和正义法则。马克思以毕生精力所证明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生产相对过剩原理、资本家剥削和无产阶级被剥削、工资铁律和产业后备军等诸多命题，无不饱含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不公正收入分配和不合理贫富分化的极端愤怒，无不充满他矢志彻底颠覆资本主义财富分配制度的非凡热情和高远理想。

然而，李嘉图和马克思没有想到，与他们之后的时代相比，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还算是比较合理和公正。当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时，以欧洲和美国为主角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正开始进入巅峰时期。历史学者将19世纪后半叶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拿破仑战争之后签署的《维也纳和约》，缔造了欧洲所谓的“百年和平”，大体上维持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金本位制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了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共同构成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中流砥柱。全球资金自由流动，跨国投资快速增长，股份有限公司蓬勃兴起，股票市场风起云涌，推动铁路、钢铁、无线电、石油、化工、汽车产业迅猛发展，创造了惊人的产业奇迹和惊人财富，涌现出像巴林、罗斯柴尔德、华宝家族、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西门子、巴斯夫、法本、本茨、福特、杜邦、范德比尔特等无数的商业巨子和世界富豪。

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也是人类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急剧扩大的时代。“镀金时代”、“强盗大亨”、“吸血魔鬼”、“垄断鲨鱼”、“货币黑帮”（money trust）、“华尔街贪婪”、“炫耀性消费”、“有闲阶级”、“食利阶级”、“垄断资本”、“金融寡头”等，正是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时代写照。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刺激了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勃然兴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首创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旨在缓解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危机，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防止欧洲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带头掀起所谓“进步主义”的改革运动，痛下决心清算垄断和托拉斯，个人所得税被提上议事日程。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开始大肆宣扬所谓“人民财政预算理念”，费边社会主义学派的改良主张风靡世界，累进制个人所得税体系迅速成为全球潮流。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一直延续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开启著名的“新政”，重塑美国经济制度……所有这一切，皆源自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镀金时代和流氓大亨时代的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问题。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导致社会撕裂和政治危机，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迫使各国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革命，目的就是要维持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全民福利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三大基本目标。随着各国经济从战争废墟里迅速崛起，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财富规模得到快速提高，欧洲许多国家开始建设全面的福利制度和福利社会，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似乎逐步得到解决，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头等大事。稳增长和控物价则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宏观经济学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此消彼长替代关系——异常简洁地概括了“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经济政策的基本课题。

然而，起自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全球化时代，似乎注定要成为第二个镀金时代和流氓大亨时代。1980年以来，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不仅日益成为各国内部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且成为一个全球性重大问题。从全球角度看，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表现为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日益扩大之势。从每个国家内部看，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表现为极少数人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极少数人享受越来越高的收入。这就是今日各国辩论的焦点——所谓“1%问题”。

观点整理 许钊颖

图文编辑 肖子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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