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论》连载（93）丨向松祚：贫富分化的“1%问题”

编者按

《新资本论》是由IMI副所长向松祚出版的新著。该书全面分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论述了如何解决国家主权与宏观经济政策独立的矛盾，并探讨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未来的救赎之策以及中国战略。全书分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救赎”三卷，视野宏观，气势磅礴，是一部既具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重磅经济学作品。《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一连续刊登《新资本论》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本文节选自卷二•第四章“1%问题”。作者指出，人们对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所谓的1%问题，即1%的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占一国收入和财富的比例。作者通过一系列数据，揭示了制造巨额财富的源头。

以下为节选内容：

当代社会，人们对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所谓的1%问题，即1%的人群（人口或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占一国收入和财富的比例。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即一定时期内个人或家庭所获得的收入；财富则是一个存量概念，即个人或家庭所有资产（房地产、股票、债券等）的市值总和。

所谓“1%问题”，即1%人群所享有的收入或财富占全部国民收入和财富的比例，称为1%占比。有统计数据表明，美国1%人群所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976年的9%上升到2011年的20%。另外的统计数据表明，1973年，20%最富有美国家庭的总收入占美国全部家庭收入的44%，2002年该比例上升到50%，2010年上升到53%。与此同时，1973年，20%最贫穷的美国家庭的总收入占美国全部收入的比例为4.2%，到2002年，该比例下降到3.5%，到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3.2%。这些比例的下降是相当显著的。如果考虑到财富是存量，收入是流量，实际上，财富总量的两极分化则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要严重得多。

还有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10%最富裕的人群拥有美国78%的财富，40年前，该比例还只有48%。尤其是过去30多年以来（即1980年以来），美国社会的财富集中度显著提高。其他国家也呈类似趋势。1980~2007年，美国和英国1%人群的财富占比增长135%，澳大利亚增长105%，加拿大增长76%，新西兰增长39%。相反，同期欧洲大陆和日本的1%人群收入和财富占比没有出现显著增长或没有增长。

统计数据表明，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呈现U形曲线，即第一次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高峰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1928年是高点，之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逐渐缓和，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80年之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再次开始逐渐扩大，2007年达到新的高点。为什么1980年之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出现急剧扩大的趋势？这是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本书给出的基本解释是，1980年之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过度扩张，三个两极分化（信用分配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相互强化，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加剧的核心力量。

与美国相比，欧洲那些实施高福利制度的国家，其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程度相对较小。然而，即使是欧元区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也成为一个日益引起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据德国劳工部2010年的官方数据，德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国家全部财富的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45%上升到2008年的53%,而近半数的贫穷家庭，拥有财富的比例不到1%。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更加严峻，更加突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93%美国民众的资产净值持续缩水，而7%的美国富人的财富却在持续快速增加。

金融危机之后的时期，竟然是自1928年以来，美国富豪们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增长最快的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时间里，美国1%的人群拿走全部国民收入的20%。30多年前，1%人群的收入总和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2%。2007年，美国最富裕0.1%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其余90%家庭平均年收入的220倍。1%美国家庭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1/3。2002~2007年，美国国民收入的净增量里，1%家庭拿走65%以上。

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所创造的收入净增长，1%的家庭拿走了93%。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则完全没有增长，财富（主要是房地产）反而大幅度缩水。

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243倍。金融危机之后，最富有1%人群（家庭）的财富总额达到美国普通家庭平均财富的225倍。1962~1983年，这个比例是110倍。1979年之后，1%人群拿走全部资本收入（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收益）的95%，其余95%的人群获得的比例不到3%。与此同时，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却没有任何增长。事实上，1980年之后的差不多1/3个世纪里，美国普通男性全职工人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

2007年，1%人群平均税后年收入达到130万美元，20%最低收入人群的平均年收入则只有17 800美元。1%人群一周所获得的收入，比20%最低收入人群一年的收入还要高40%。0.1%最高收入人群一天半的收入，相当于90%低收入人群一年的收入。20%最富有人群一年的收入总和超过其余80%中低收入人群年收入的总和。

1970年之后的40多年里，尤其是1980年之后的30多年里，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剧烈，2000年之后尤其如此。1980年之后的30多年里，1%人群的年均收入上涨了150%，0.1%人群的年均收入上涨了300%，90%低收入人群的年均收入却只增长了15%。1950~1970年是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逐步缩小的时期。1970年之后，形势开始逆转。随着“里根经济学”、自由放任、金融自由化的快速推进，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也日益严重。

在针对所谓“1%问题”的激烈争论中，美国金融业精英阶层的收入增长尤其引发关注。金融从业人员的高收入成为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

根据统计，美国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的年平均收入从2002年的1.34亿美元剧增到2012年的5.37亿美元（皆以2010年的美元计算）。他们的收入甚至达到美国0.1%精英阶层年均收入的116倍。自2004年开始，排名前25的对冲基金经理每年的收入总和均大于标准普尔500家最大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全部收入总和。2010年，排名前25的基金经理的总收入是标准普尔500最大公司首席执行官总收入的4倍。

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经理的收入同样出现快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美国私募基金行业的年管理费收入不过10亿~20亿美元。1996~1998年，年管理费上升到100亿美元，1999~2000年急剧上升到200亿美元水平，2001~2002年有所下降。2005~2011年，私募基金年均管理费收入高达340亿美元（以上皆以2010年美元计算）。10年时间里，私募基金管理费收入净增长3倍多。一般而言，私募基金年费率是1.5%。风险投资年费率是2%，同时分享基金20%的利润。据此推算，到2011年，美国私募基金管理的资产已经高达2.3万亿美元。2012年，著名的凯莱基金三位创始人共获得3亿美元收入，黑石基金创始人的收入达到2亿美元，KKR两位创始人各自收入达到1.3亿美元。

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费20世纪90年代大约为10亿~40亿美元，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剧增到300亿美元，2000年甚至达到700亿美元，2001~2004年锐减到40亿~50亿美元。2004~2007年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内，年管理费收入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据此推算，目前美国风险投资基金规模大约为5 000亿美元。

美国1%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长与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紧密相关。2011年，美国1%的人群获得全部市场收入的19.8%（包括劳动收入、企业收入、资本收入和资本利得）。该比例在1928年曾经达到最高值（23.9%），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下降到10%，然而从80年代开始，该比例持续上升，2007年达到峰值（23.5%），2009年下降到18.1%，2011年上升到19.8%（与1998年和1999年相当）。显然，1%收入比达到峰值的两年恰好就是金融市场投机的巅峰时期（1928年和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即将爆发之前的时期。

目前，研究者对1%问题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一是1%人群所享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确实持续上升，无论采取哪种收入统计口径皆得出同样结论。二是1%收入比也呈现出高度波动态势，金融市场繁荣之时，该比例就上升；金融市场萎靡之时，该比例就下降。三是税收和转移支付对于遏制1%收入比的上升确实有一定效果。譬如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09年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1%人群收入比大体与1987~1988年、1996年和2001年的1%人群收入比相当。

在围绕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激烈争论里，极少数人的巨额财富格外引人注目。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最富400人的财富数据，1982年的财富总和达到2 140亿美元，1992年达到4 830亿美元，2001年达到1.197万亿美元，2011年达到1.525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全部股票市值总和的7.0%、7%、7%和8.5%。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此巨额财富究竟如何得来？是依靠财富继承还是依靠自主创业？有研究者认为，财富明星们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主要源自个人创业的勤奋和努力。

《福布斯》最富400人里，第一代创富者的比例从1982年的40%上升到2011年的69%。财富继承延续四代、五代和六代以上者几乎没有！最富400人里，其上一代也同样富有的比例从60%下降到32%。2001~2011年，第一代创业致富的比例略微上升，生来富有的比例略微下降。总体而言，过去30多年来，创业致富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继承财富并使之增加和纯粹依靠继承财富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曾经分析过欧洲“富不过三代”的案例和原因。

人们认为，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是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在《福布斯》400富豪里，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从1982年的77%上升到2011年的87%，辍学者的比例从6%上升到8%（著名的辍学致富者包括盖茨和扎克伯格），完全没有任何大学经历的富豪比例则从17%下降到5%。

产业转移和新产业的涌现，同样是制造巨额财富的重要力量，其中金融业的贡献最为显著。从财富的行业分布来看，1982~2011年，金融和投资占财富的比例上升最快，大约上升了16个百分点，技术（计算机和医药）上升了11个百分点，零售和酒店上升了10个百分点，能源下降了12个百分点，不动产下降了10个百分点。如果从增加值角度计算，计算机技术领域的财富比例上升最多。具有技术含量的行业所占财富比例从1982年的7.3%上升到2011年的17.8%。从增加值角度计算，技术所占财富比例从1982年的7.1%急升到2011年的25.5%，超过《福布斯》400财富之和的1/4。

观点整理 许钊颖

图文编辑 肖子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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