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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黄达回忆录:招待所里的一个月(下) | 忆旧纪年(二十)

2017-05-14 国际货币研究所 IMI财经观察

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该系列第二十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为节选全文
 冗长的审查 理想的结果

住进招待所,大姐隔一两天或两三天就来看我。大约过了一周,我开始表露出急躁的心情。大约在半月前后,她来看我,竟然把梁波给她的信丢在我那里。信里说,我变化了不少,不那么单纯了,变得世故了,等等。我看了之后,立即给梁波写了一封信,说在招待所的日子就像处于被囚禁之中等等,发泄一大通牢骚。在刚进根据地给组织写的材料中,对于是哪天大姐把梁波给她的信丢在我那里的,信的具体内容有哪些,我给梁波的信写了些什么,是记得清清楚楚的。现在,只是清清楚楚地记得有这件事,以及自己急躁的情绪,其他具体的都忘记了。至于对梁波,刚刚看到信,颇感不爽。但稍稍安静下来,我并没有怨恨他。说我世故了,我自己也不能否认。不过,记得给他的信,应是用了不少情绪性的语言。后来,大姐到我这里找信,我把信还给她,并把给梁波的信交给她,请她带给梁波。梁波有封回信,我收到时,已记不清是仍在招待所,还是已经离开招待所。

在招待所又住了好多天。材料补充了几次。补充材料主要是有关社会关系即亲戚朋友的情况:他们与我的关系,如相互信赖的程度,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等等。终于,在近一个月的时候,老赵告知我,他们考虑这么久,考虑的是是否把我派回蒋管区?经过研究,认为我不具备回蒋管区工作的条件,决定介绍我报考华北联合大学。

介绍我报考华北联合大学,这正是我摆在第一位的期望!

老赵向我宣布了他们领导的意见之后,我觉得他也好像舒了一口气。

我大姐的意见早就是让我留下,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她是在老赵与我最后一次谈话之后才向我说的。

后来,我慢慢懂得,这个决定也包含这样的意思:不把我吸收到他们“公安管理”的系统之内——我只是路过他们系统的一位“客人”

 在招待所的最后几天

老赵同时通知我,在等待报考华北联合大学的期间,我将从特殊接待的客人变成普通的客人,与他们系统中到机关汇报工作需要住在招待所的外派人员一样待遇。变化是:其一,不再住单间;其二,解除除了上厕所不要出屋的限制。伙食标准也有所降低,但还要高于他们机关工作人员的标准。

关于“除了上厕所不要出屋”的要求,我一直觉得有点可笑。通过我那单间窗子上的小玻璃,可以看到院子里所有人出出进进。其他屋子的窗子也都有块小玻璃,那如何能保密?而且,就是没有限制,不大的院子也不会引人流连。也许,这条限制无论如何总会限制人们在院子里交往的机会……


不住单间,招待所的“主管”小于同志立即帮我把被子搬到已经有一位老王住的屋子里。小于介绍,这是一位常年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与梁波同属单位的骨干,是到机关汇报工作的。

老王,是身材偏高,魁梧,大脸庞,络腮胡子,说话瓮声瓮气的中年汉子。从外表上看,是当时社会中下层里典型的“豪侠”之士。交谈时,语言简捷、爽直,对我所要表达的意思能立即把握要领,一派老江湖的气度。通过交谈,渐渐显示出他并没有在外表上表露出来的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使我很快产生敬意。他说,他与梁波和我大姐都认识,对于我报考华北联合大学非常赞同。他说,华北联合大学是个大熔炉,什么材料都可炼成好钢。一位豪侠之士如此赞扬华北联合大学给我的印象极深。

还有一位姓阎(记不太准)的,也是在敌占区工作到机关汇报的同志。他不时到老王的屋里来聊天。外表与老王对比强烈。身材倒也属于中等,但很瘦,按旧社会的形容,蒜头脑袋,没有胡须,行动敏捷,肢体语言丰富,说话给人以十分油滑的感觉。在旧社会的中下层,可以经常见到这类让人们不敢轻易招惹的人物。如果说,从外形,很难把老王与共产党人联系在一起,至于老阎,那更难作这样的联系。小于说,他们在敌占区有时是商人,有时是开小店的店主,神出鬼没。的确,如果一眼就看出是共产党,他们怎么在敌人心脏里活动?

这两人议论时局,给我的启发甚大。那时正在国共和谈的《双十协定》尚未最后破裂的时期。他们的判断十分明确:对表面的和平丝毫不存任何幻想。

离开招待所到华北联合大学报到后的几天,他俩还邀我回到公安管理处招待所聚餐一次。小于也热情支持。从那次共聚一餐之后,到现在过了七十年,我一直在学校、学界生活,没有再近距离地接触到这样的人士。有时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塑造的这类典型,总不由得想起他们——他们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艰苦卓绝的历史功勋,能够记载在什么地方?至于电影、电视剧里的形象,总觉得没有塑造出他们真正的神采。 

编辑  张晨希

来源  《金融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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