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 社保基金王忠民、蚂蚁金服陈龙等众大佬纵论普惠金融发展与信用体系建设（闭门会议内容首度公开）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创设的高层次季度论坛。论坛力邀国内外著名金融专家，纵论货币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以期为中国国际金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鉴之策。目前，该论坛已成为货币金融领域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金融理论界与实务界均享有盛誉。2017年3月25日，由IMI主办的“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7春”在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普惠金融发展与信用体系建设”。来自国内外金融理论与实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普惠金融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
以下是部分专家观点
王忠民：信用是私人产品，应当实现信用资本化
IMI顾问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信用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其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实现信用的资本化。如果信用可以在当中发挥主要作用，那么抵押担保这两项金融成本就可以在信用当中被替代，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信用崩塌的时代，即使走出了市场化逻辑，背后带来的市场化基础逻辑混乱依然影响了真正的市场化和市场化效率。信用是私人产品，而产生问题的负信用才是公共产品，这是因为负信用伤害了其他成员，只有伤害了其他组织、其他对象的时候负信用才是公共产品。
陈龙：个人隐私保护与行业发展平衡，是征信行业发展的关键
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战略官陈龙认为，信用在社会当中非常重要，中国的信用体系发展主要有以下六点思路：
第一、如何进一步提升信用体系对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作用？
信用体系在金融领域的发展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扩大征信覆盖范围。尤其是提升对中低收入者、小微企业、农村用户的覆盖率，促进实现普惠金融；扩展征信服务机构范围。为除传统金融机构外，小贷、租赁、互金机构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接入提供风险可控的渠道；拓展多元化信用信息。除了金融借贷信息，应拓展其他类别信息，尤其是政府类公共信息。
第二、信用体系的信息采集是否需要多维度？
国际上已经对非借贷正面信息采集在征信评估方面的积极作用达成了共识。信用体系不止应用于金融领域，也是商业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基石。从信息来源角度，只包括金融信息，不允许采集金融借贷之外的正面和负面信息难以实现。
第三、如何平衡征信机构的有效性与独立性问题？
有效性和独立性两者都要兼顾，在初期应优先确保征信市场的发展。采用市场化征信模式的国家，征信公司股权比较分散是征信公司竞争和并购的结果，但并非一开始国家法律或者监管机构就为了独立性对对征信机构的股东股权比例作限制的。独立性应通过行为监管和市场竞争双管齐下来解决。一方面，监管机构要做健全对于市场参与机构的行为监管。另一方面，在市场中形成充分竞争。让消费者用脚投票，淘汰那些征信评分、征信报告不客观机构。独立客观，不做利益输送这是征信机构的生命线。
第四、如何处理征信行业发展与隐私保护平衡问题？
首先，在个人信息权保护方面，国际上存在欧洲与美国的模式之争。其次，美国模式或欧盟模式，中国应如何抉择？中国个人征信的市场化道路刚起步，个人征信覆盖率远远不足，需要金融数据、政府数据、企业数据等多维度结合。如果在征信业的个人信息权问题上严格按照欧盟模式处理反而会剥夺个人充分利用其信息获取征信服务的权利。最后，隐私保护非常重要，是征信行业健康发展核心，需要完善立法和执法。
第五、征信机构管理是否采用牌照制管理？
市场化国家一般不采用牌照制管理方式，而是采用行为监管的方式加以规范发展。如果要采用牌照制管理，要做到牌照管理要有充分依据。征信核心是提供信用评分和信用报告服务，有一定的公共性，关系到金融风险问题,也具有较强的外部行,为管理方便，可以进行牌照管理。但是非核心业务和服务无理由进行行政特殊授权垄断经营，也不符合全球其他国家征信发展的一般规则。
第六、征信行业发展健康度通过什么机制来评判？
对于征信行业发展健康度应基于实证数据的科学评估机制基础之上，而不是表面看起来、认为等主观判断。全球发展历史和现状表明，最成熟的征信市场离不开市场化的发展路径，用大数据服务消费者、最为消费者信赖的互联网企业都采用的是市场化发展路径，且消费者保护与股权分散与否无直接关系。对于现有征信试点机构的运行状况，应基于模型准确度和用户满意度等手段加以区分和评判。
王君：普惠金融不应只着眼于“惠”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兼职教授、世界银行金融与市场局原首席金融专家王君表示，当今社会对于普惠金融领域和征信体系建设方面存在很多错误的看法。现有的征信体系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归纳来说：
第一，普惠金融不应只着眼于惠字，基于错误认识的决策会造成资源大量浪费，要划清商业可持续边界，利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解决商业不可持续问题，商业不可持续的地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定价可以略高于市场平均利率水平。
第二，建立一个具有垄断效应的征信机构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将征信中心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使征信局真正成为战略制定和政策制定以及监管的司局，使征信中心真正成为一个提供基础信息的征信企业，这样才能提高征信系统的公信力。
第三，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应该权衡效率、溢出和成本的问题，将现有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司局从一行三会中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教育性机构，设置激励约束机制，防止欺诈文化滋生，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
最后，在未来中国进行海外投资时，向海外扩张一个理想模式，不是攫取资源，而是把中国先进的技术向海外输出，让他们享受到中国先进技术带给他们的福利，这样才能树立大国威信。
杨东：当前黑色数据倒卖产业混乱，亟需打造牌照制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对中国信用市场发展的六个要点问题进行了回答：
第一，征信体系不仅仅是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而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研究支付清算这么多年，我发现支付清算的监管牌照做的非常好，但却发现支付清算的监管也有一定问题。因此，我认为同样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征信更重要。
第二，采集维度方面多维度是必须的，多维度的采集实际上不只是对国家有用，对行业发展有用，对个人也有用。大数据使征信信贷能够和财产权高度融合，这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时代，人格权和财产权融合是伟大时代的到来。
第三，征信机构有效性独立性问题。比起风险防范，从后发国家发展征信机构的角度来说，更应该强调它的基础设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基础设施做起来，从而把金融其他相关领域做起来。
第四，隐私保护和征信行业发展平衡的问题。随着科技发展，诸如区块链一类的技术越来越能够做到个人隐私保护，因为它是私有链，是有效的征信数据。
第五，当前中国还需要打造牌照制管理。当前中国黑色数据倒卖产业混乱，这种情况下应当尽快加大行政监管，出台牌照，让有能力的机构尽快建立起个人征信机构。
陈卫东：普惠金融的本质意义是支持更广泛层面上的社会生产的发展
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表示，普惠金融是人类美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考虑它的发展阶段性。
总的来看，有三个方面决定社会的信用水平，第一是文化传统，主要是信用文化土壤；第二是技术水平，也就是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三是经济发展状况。信用发展水平对金融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但它的建设是长期的任务，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普惠金融则是当下就要有所突破的工作。两者间会有不协调之处。
要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重要的是如何使我们所倡导的普惠金融具有可操作性。这一点非常关键。普惠金融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需要，提供什么产品，目的是什么，这是金融发展的原点。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本质意义来讲，金融首先要支持社会生产的发展，支持生产力的形成。这也应该是我们普惠金融在所谓“普”和“惠”两个层面上最重要的立足点。
郭田勇：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有利于商业银行扩大服务范围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普惠金融本质上不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而是商业金融，因此商业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也是这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小微这块业务做得更好，能够把原有的那些商业化经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政策性银行去年成立了扶贫事业部，这是响应党中央和证监会要求搞扶贫，这个扶贫金融和普惠金融是不一样的概念，扶贫金融是扶持老少边穷的问题。本来中国在商业金融和扶贫金融这两件事上边界不是很清晰，有些省明明没有什么贫可以服，非要找人来扶，非要创造一些效益，所以下一步就是把商业金融和扶贫金融划出一个界限。要践行普惠金融还是要坚持双轮驱动，通过社区金融网点下移，加上互联网金融。双轮驱动发展再辅之以高效的征信体系，才能把普惠金融真正作好。但是，我们还要防止诸如客户隐私保护的一些负面性问题，做好行为监管。
胡学好：普惠金融就是补短板
IMI学术委员、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胡学好指出，普惠金融就是在补短板，补好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的短板就达到普惠了。普惠金融不能依靠大的金融来干，因为一种金融产品必须有适合其金融特点的机构来做，否则它的效率会受到影响。中国金融体系实际上是城市金融体系、大项目金融体系、批发金融体系，而不是小金融体系，这是个短板，导致一些小的农村地区无法获得较为完备的金融服务。现在普惠金融需要的是比较分散、数额较小的金融服务，所以相对应的应该建立多元便利灵活的体系，发展小金融才能够真正的补短板。
发展普惠金融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包括税收、奖励和补贴，补贴不是补给个人，而是补给金融机构。现在，普惠金融包括三个支持对象，一是弱势群体，二是落后地区，三是不发达的产业或行业。在这方面，以后政府还有其他的方式方法，其目的就是利用商业化手段，通过政府鼓励政策，来激励他们弥补金融服务不足，从而达到金融普惠的目标。
郭建伟：应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看普惠金融
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支行行长郭建伟提出，从小康社会角度看普惠金融，应该要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二个层次来研究：
从物质层面看脱贫攻坚的金融服务就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离不开政府的作用，特别是贫困户；贫困户不需要贷款因为不知道何用,需要政府辅导并挂上产业链引导培育，因为他们不知道市场需求及其满足的科学技术；许多需要普惠金融服务的人群并不知道这种金融服务，存在金融宣传普及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普惠金融在中国市场上依然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推行普惠金融时不仅发挥这种线下传统模式的作用，也要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线上模式的作用，因为互联网金融提供线上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就能很好地解决农村地区的小额金融服务财务难以持续的问题。当然传统金融还有发展空间，而大数据金融是未来的希望。
从精神层面看，要解决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诚信问题。要在贫困县和工业园区等试点建立社会共享的信用评级跟踪服务体系，而不能是金融机构各搞各的互不认同，要多角度提供收集信息，但要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我们应该吸取互联网金融的教训，在诚实信用建设上先把规则从法律法规的角度立起来。
关伟：以信用体系建设连动数字普惠，促进四川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
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关伟表示，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等概念不完全一样。在四川，有将近九千万人口，发展非常不平衡，现在大概还有四百多万贫困人口，扶贫任务非常艰巨，普惠金融也非常有难度。G20数字普惠金融文件在成都央行行长财长会上提出形成，在杭州峰会上发布，也为四川推进建立普惠金融平台提供了条件，为精准扶贫打下了基础。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最大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两个方面有相互作用的问题。但我们的理论发展是落后于实践的，实践在不断丰富多样性发展，所以可能认识观察理解上的不同，大家才产生分歧。只有把这个理论及其创新发展建设好，才能指导引领好下边的实践工作。在四川工作可以切身感觉到东部和西部具体实际的不同，所以对金融以及信用的理解可能也在不同的层面上。但如果研究信用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对信用基本问题的理解较为一致，可能就会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包括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巨大推动。
文章整理 叶梦芊
图文编辑 张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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