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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 王剑:80年前的中外银行大对决

王剑 IMI财经观察 2020-08-21

辛亥革命后中国经历了一段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稳定发展的时期,北京、天津聚集了多家中资银行。与此同时,大量外资银行在上海继续发展。但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乱,而上海租界相对稳定,中资银行相继迁至上海。至此,中国引进现代银行制度后第一次中外对决开始了,从各项指标来看中资银行全面胜出。IMI研究员王剑认为,中资银行的胜出是在当时上海工人罢工反抗外企压迫、西方经济危机等契机下,通过优质的服务、创新性的产品和细致的员工管理培训实现的。但可惜,对决还没迎来最后决胜便在抗战烽火中结束,外资银行纷纷撤离,中资银行也内迁。而国民政府统制的银行体系则一直延续,对抗战也起到了重要贡献。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银行体系的一大部分被人民政府接收,成为了新中国银行体系的一部分。

以下为文章全文:

关于80年前的这次中外银行对决,故事要从更早的晚清说起。

清末,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清政府急需大量资金,而国库告急,需要新的融资渠道。我国没有发展出特别发达的国债市场,主要由一些银行为政府融资。很显然,当时国民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居民财富和工商业均不发达,不太需要什么银行服务,因此银行主要是为政府融资服务。当时,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外资银行也纷纷在华开设分支机构,最早的如英资的丽如银行(1847年),从事的也多是政府相关业务和对华贸易业务。汇丰银行也为清政府提供过融资服务。1897年,首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但中资银行一直不成气候。不久,清政府决定开办国家银行。

因为财政拮据,清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资本金,决定公私合办,让社会资本入股。据说,当时慈禧老佛爷首先想到了山西商人,他们长期经营票号,并且在慈禧西逃时帮助过她,因此慈禧想让他们参与进来。不过令人震惊的是,山西人竟然拒绝了,有说法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东南开放后的新生事物(但不对啊,这帮人当时已开办海外分号了的,应该知道外面的世界的),还有就是对政府也不信任。政府转而去找江浙财阀入股,当时宁波人、苏南人在上海经营钱庄。1905年春天,户部银行成立,即如今的中国银行的前身。而山西票号们,则最终和没落的清王朝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1913年左右北洋政府正式形成。而后,中国经历了一段稍微稳定的时期,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有所发展。当时的北京集聚了20多家中资银行(国有、私营都有),天津也有不少中资银行,它们从事一些与政府高度关联的业务。与此同时,大量的外资银行在上海继续发展,到1922年左右,上海大约有30家外资银行(含合资银行),它们除经营日常业务外,还起到了引进外资的作用,大量资本经它们的手流入国内,控制国内各类工商业。

但1916年袁世凯死了后,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中国陷入军阀混乱。这时,上海的租界相对稳定一些,政治经济环境也自由,而北京、天津的中资银行失去了所依附的政府,于是陆续将总行迁往上海。尤其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上海建立了中央银行(现外滩15号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也迁至上海,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渐渐形成。

上海与北方不同,此时工商业已有一定发展,需要银行服务。从此,上海滩上中外银行扎堆,逐步上演了中外银行对决(同时银行还要和旧式钱庄竞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是小政府,起初对工商业、银行业并没太强的控制,因此这一对决基本上是在市场化的状态下进行的。

这是中国引进现代银行制度之后,第一次中外对决。

对决的结果呢?“至1937年,上海共有54家银行的总行,128家分支行,均居全国城市之首。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的实收资本总额1.675亿,在全国各地有491个分支机构,放款总额为19.139亿,占全国各银行放款总额的55.2%,存款总额为26.764亿元,占全国各银行总额的58.8%。上海36家中资商业银行,在全国各地共有278个分支机构,占全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的68.1%。”(引自吴景平《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很显然,中资银行已全面胜出。

中资银行如何胜出的?一方面是有几个契机,另一方面也是中资银行自身经营有方的成果。

所谓契机,一是,1925年上海爆发光荣的五卅运动,工人举行大罢工,反抗外资企业的压迫,沉重地打击了外资工商业,为外资工商业服务的外资银行也被牵连打击,汇丰等银行均遭受不小损失。当然,我们并不是想说我们要再来一次类似的运动。

二是,1929年开始,西方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愈演愈烈,外资银行受到影响,也已无力在中国大幅扩张业务(但也有本国业务不行了,反而在华找到救命稻草的例子)。由于中国经济不发达,起初卷入经济危机的程度不大,白银流入,经济向好。1925年,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资本与公积大致相当,后者略高。可到了1934年,后者仅占前者的44%左右,市场格局已大幅扭转(引自柳琴《1935年金融恐慌与中国新式银行业的不平衡发展》)。

可就在1934年,美国为应对危机,开始购入白银,我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资产价格大跌,史称“白银风潮”。当时主流的业务模式,是外资银行先放款给钱庄,钱庄再放款给工商业。经济一不好,钱庄先受重创,外资银行也受伤。国民政府组织了救市,借机对银行业实施了统制,统一了法币,这当然也是为了动员全国资源应对抗战之需要,中资银行实力继续做大。

如果因此认为中资银行只是运气好,借机上位,那也不对。从具体经营来看,中资银行确实很有一套,在服务与产品上勇于创新,竭诚服务,关注实体,受到市场认可,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常被引用的成功例子是中资私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引自刘李英、谭伟《民国银行带给农商银行的借鉴和启示》),由陈光甫创建并担任总经理,成立于1915年,起初资本仅10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把客户服务做到了极致,强调“服务社会”(与如今的“服务实体”基本同义),并且一反当时的银行业传统,热情地覆盖小微与个人客户,提供小额账户服务和小额消费与经营信贷。还送银行服务上门,主动到部队、工厂、学校等单位,设立服务站,提供存款、结算、发放工资等服务,产品也推陈出新。该银行还非常注重员工培训与管理。而这些事情均是那些傲慢的外资银行所看不上的。

在全行上下努力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终发展成为了当时规模最大的中资私营银行。所以,我们并没理由害怕这样的对决。

可惜,这场对决还没迎来最后决胜,便在抗战烽火中意外结束,外资银行纷纷撤离,中资银行也内迁。而国民政府统制的银行体系,则一直延续,对抗战也起到了重要贡献。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银行体系的一大部分,被人民政府接收,成为了新中国银行体系的一部分。


编辑  白若云 赵玉卿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来源  王剑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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