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银行非理性之源——银行体系“金融承诺”

经济金融运行的不连贯性需要我们对金融制度设计与改革产生重新认识。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立足明斯基理论中金融理性走向金融非理性的内在机理与必然逻辑，强调了银行体系“金融承诺”在此系统中的特殊关键作用，暨几乎所有类型金融危机的启动装置。因此，在现实的金融改革进程中，需要慎重把握金融市场化的节奏。银行体系在金融非理性生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应当对其实施更加严格的准入与监管而不是更为积极的市场化。

以下为文章全文：

基于货币价值的宏微观矛盾，明斯基系统阐释了金融理性走向金融非理性的内在机理与必然逻辑，其中特别点明了银行体系“金融承诺”的特殊关键作用，认为这种承诺是几乎所有类型金融危机的启动装置。货币价值的特殊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不稳定的内生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有效边界。据此，在现实的金融改革进程中，需要慎重把握金融市场化的节奏。特别是，鉴于银行体系在金融非理性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应当对其实施更加严格的准入与监管而不是更为积极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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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体系的作用

主流理论长期以来一致认为金融不稳定是经济“外生力量”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有一种因素值得特别关注，它就是银行体系。可以说，正是银行体系的介入，由短期融资牵出的支付困境才会向金融体系的深层演化。明斯基反复提醒，银行业是经济增长融资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一种容易引起和放大不稳定性的破坏性力量。在明斯基看来，这种力量蕴藏在货币与银行融资的独特关系之中。他察觉到，货币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银行在融资活动中给出了一个归还借款的承诺，而它的消失是因为银行履行了这个承诺”。银行体系以其天生的“制度优势”在此中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优势表现在“银行的运营不受资金出借人的控制”，以及“银行在贷出资金时不需要全部直接提供现金”。

我们已知，市场主体为长期投资进行短期融资本身潜藏着深陷支付困境的可能。一旦支付承诺无法得到履行，则意味着经济中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满足其流动性，由此溢出的资本资产价格上升将诱使企业和银行进行大量的金融创新和作出更大规模的金融承诺。从理论上讲，银行家的“现金流偏好”对应于稳健的融资结构。但在好的年景，信誉卓著的客户总会提出更多的贷款要求，每到此时，银行往往“耐不住寂寞”，其金融行为中就会逐渐充斥各种旨在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特别是，银行家天生具有突破“现金流导向”进而追求资产预期价值的强烈倾向，“获利机会一旦出现，银行总是倾向于金融创新，通常借助增加杠杆率抓住机会”。可是，它们未曾预料或者总是漠视，正是这种为市场主体（包括银行自身）创造获利机会的微观金融行动，却每每成为导致宏观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如果最终的风险化解是靠货币当局的流动性救助，则起初的微观金融冲动就会演化为严重的货币危机。

银行体系为什么不通过建立稳妥的准备金机制而未雨绸缪呢？原因其实一目了然，对银行而言，准备金代表放弃的收入，因此，银行家先天具有尽量少持有准备金的偏好。银行家明白，一旦出现流动性问题，货币当局通常会因顾及宏观风险而向银行体系注入准备。在货币金融演讲史上，每一次货币当局与商业银行家之间的“金融博弈”，“银行家几乎终是获胜”。当然，获胜的代价是经济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真正的输家是那些饱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苦的普通老百姓”。鉴于此，为了促使银行业怀有某种程度的“现金流偏好”和拥有一个相对稳健的融资结构，借以遏制微观金融理性加总为宏观金融非理性的势头，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对银行体系的强有力监管。那些一味鼓吹银行竞争和放松银行管制的观点，如果不是受到某种特殊利益的牵绊，便是对银行理论以及运行机理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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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金融制度设计

明斯基的理论创见以及理论的深刻性还表现在其对金融制度因素特别是金融权利因素的关注上。在明斯基看来，无论是货币主义方法还是标准的凯恩斯注意方法，它们都假定“货币是完全独立于制度因素的”，而实际上，货币由经济运行过程内生决定，或者说货币来源于经济本身，当然银行体系等其他金融因素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创造货币（以及银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足够多的人来认可和接受。他对货币与制度因素之间关系的刻画可谓既直白而又深刻 ：货币即制度因素。他认为，经济学家必须重视货币，尽管这个研究主题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很不对胃口，“当货币受到关注时，本来被公认的抽象推论中就加入了制度因素”。他对货币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批评更是直言不讳，认为货币当局只关注货币供给规则（货币外生）就如同给自己“戴上了眼罩”，从而限制了政策视野。

明斯基自然不会满足于针对主流货币金融理论的局部论辩，他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对相关理论框架的系统性清理。他坚信，现实经济金融分析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在“一个存在着特定制度和融资惯例的经济中，而不是在一个抽象虚构的经济中得到解答”；新古典理论所忽略的，正是“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所引起的那些它“不能解释的现象”。因此，不包含金融制度因素的所谓金融理论是不完整和缺乏解释力的。明斯基打算建立一种新理论，那些被新古典理论忽略的“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特定属性”恰好可以作为“构建新理论的基础”。这种新理论的要害是证明金融不稳定的“内生性”以及解释经济为什么会波动，并由此表明“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以及不连贯性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紧密相关，而这种金融脆弱性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资产所有权融资和投资过程中会不断涌现”。

在这里，明斯基“故伎重施”，选择由金融市场的连贯性这个“小处”着手来“顺藤摸瓜”。新古典理论（以及此后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一直坚持认为，经济金融运行本身原本具有内在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有时会被打破，例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 21 世纪初期的次贷危机），但那不是经济金融过程内生的结果，而是由外部因素（诸如不完善的制度、人类误判以及中央银行的干预）引致的。当这种外部因素的作用消退时，经济金融的不连贯会借助市场机制自身的力量而得到自动修复。

可是，基于前述“金融不稳定假说”，经济金融的不连贯性具有自身生成与演化的内生逻辑，它经历了一个由个人金融理性自动加总为集体金融非理性的完整过程。就新古典理论长期扭住不放的外在因素而言，客观地说，在一些情况下，它的确看似引爆了某场金融危机（其实仅仅是引爆而已），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实际起到抑制不连贯性发生的作用。主流理论可能认为，市场的连贯性遵循所谓的“替代原则”（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也就是说，一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会导致其数量减少，或者说，高的相对价格会抑制人们对商品的使用。但这种原则并不适用于金融市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些金融工具或资本资产相对价格的上升往往引致对其需求的增加。明斯基据此推断，“能够证明交换经济是连贯的和稳定的逻辑本身并不能同时证明有着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经济就具有同样的性质”。直观地看，既然替代原则对金融市场并不适用，那么，包含金融市场因素的经济运行就难以保证连贯性。

一旦承认经济金融运行具有内在的不连贯性，则外部的控制和协调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制度设计就有存在的必要。而事实上，金融制度包括“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控制装置都是对金融市场中令人头疼的不连贯性做出的反应”。显而易见，事情的真相或者逻辑应当是这样的 ：不是我们非要强调金融制度或者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而是经济金融运行的不连贯性迫使我们不得不重视金融制度。 

编辑  陈晨 原蓉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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