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中国历史上的钱荒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 本期奉上何平教授撰写的“史话”系列，展现方圆乾坤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货币文化。
何平，原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会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货币银行理论、中日金融发展比较、比较金融制度，著有《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研究》。
以下是文章原文：
2013年6月中国出现了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高企、流动性短缺的情况，有人称其为“钱荒”。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唐代中叶和宋代都出现过具有典型意义的铜钱流通短缺的现象，那才是真正的“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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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的危害及成因
中国古代的钱荒最早出现在唐代。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刘秩谈到“物之贵贱”与“钱之轻重”的关系，就涉及当时的通货不足问题。到唐德宗时期，杨炎于780年实行两税法之后，“物轻钱重，民以为患”，通货不足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唐代的钱荒表现为物价剧烈下跌。宪宗时期的李翱称，40年前初定两税法之时，绢一匹的价格为4000钱，米一斗的价格为200钱。而40年后，绢一匹的价格下降为800钱，米一斗的价格下跌为50钱。下跌后的价格只是原来的20%或25%。物价下跌给生产者带来直接的损失，使商业萧条，经济萎缩。
在宋代，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四川地区就出现“铜钱已竭，民甚苦之”的情况。到熙宁八年（1075年），在铜钱供给部门任三司使的张方平称：“乃自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封建时代这种流通领域出现的铜钱相对短缺的情况即所谓“钱荒”，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第一，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导致财政使用铜钱的增多。唐代的两税法，改变以前租庸调制度下以实物征收为主的情况，“以资产为宗，以钱定税”，税收缴纳需要更多的铜钱。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的免役法使徭役货币化，导致政府回笼大量货币。苏轼就称，哲宗元祐初年，政府收取免役宽剩钱已十六七年，回笼货币就达3000余万贯，积而不用。在铜钱绝对量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商品经济领域中的铜钱流通量与中央财政赋税征收的货币量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宋人吕陶就说，“现钱大半入官，市井少有转用”。
第二，官僚、富裕阶层大量蓄积铜钱，铜钱退出流通领域转换为普通商品性质的财富形式。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官员王旦等称:“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蓄藏之货，何可胜算！”大量的铜钱作为富有阶层的财富形式被贮藏，使得流通领域的铜钱剧烈减少。
第三，销钱为器或改铸劣质铜钱。中国古代铜钱流通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是，铸币成本高于铜钱币面价值。张方平就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这样，一些牟利之徒就在穷山深谷、陂湖大江、风涛所阻、猛兽所在、人不得见、官方管理不及的地方，或者销毁铜钱铸造铜器获利，或者销毁完好铜钱铸劣质铜钱。
第四，铜钱外流。这种情形在宋代表现明显。苏辙出使辽国，就其亲身见闻指出:“北界(指契丹辽国)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矣！”张方平也提到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七年（1074年）解除铜钱禁令后，出现了“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的局面。一方面，在陆路大量铜钱运到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另一方面，从海路大量铜钱流入日本、东南亚甚至更遥远的地方，去而不返，使中国境内铜钱的绝对量减少。
第五，地区间货币流通的割据和不统一导致货币流通量的不平衡。最典型的表现是宋代西北一隅的铜铁钱壅滞不通。“河湟之向，孤绝一隅，岁运中都之币以实塞下者，无虑岁数十万缗，而洮岷间冶铁为币者，又四十万缗，岁积于三州之境，物出三州者有穷，异时斗粟百钱，今则四五倍矣，此钱多之为祸也。若不以术泄之，数十岁之后，刍粟何止率钟而致石？”以此看来，当东南诸路发生严重的钱荒之时，铜铁钱却壅滞在河湟一隅之地，出现畸形的高物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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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的实质在于财政吸纳和非生产阶层的铜钱蓄积
面对铜钱短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危害，在铜钱管理的框架内，唐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宋代创造出新的货币形式“纸币”来缓解这个矛盾。
第一，奖励采铜，增加铜钱的铸造量。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允许天下铜山任人开采，产铜由官收买，用以铸钱。但是，效果不明显，文宗太和八年（814年），全国铸钱额不及10万缗。较之原来惯例年铸钱额32万7千缗，相去甚远。
第二，严禁销毁铜钱制成器皿。禁止销钱为器是封建政府的一贯政策。钱荒之后，一再申明，严刑峻法。但利之所在，进而不止。一是天高皇帝远，管理无效，二是“远民不知法令，率以为常”，禁令形同虚设。
第三，禁止蓄积铜钱，禁止铜钱出境。宪宗元和三年（808年），预告蓄钱之禁。十二年，下令禁止蓄积铜钱，之后亦有规定。然而，京师的大贮钱者，多是拥有特权和实力的权贵，官府无能为力。埋藏地下也不易察觉。同时，德宗贞元初（785年），禁止铜钱运出联骆关、散关。结果商贾皆绝，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
第四，政府出钱收买布帛，平抑物价，鼓励人们交易使用绢帛。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解决问题。铜钱短缺一直延续到宋代以至明清。
要理解钱荒的本质，就必须正确地理解当时基于铜钱实体货币的财经制度和分配制度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关系。要解决钱荒不能主要只是从增加铜钱供给着眼，而是弄清投入流通的铜钱短缺形成的机制。
首先，由于铜钱这种实体货币用于财政收支，税收征收大量的铜钱必然导致商品流通领域铜钱的短缺。在我国古代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主导下，坚持盈余财政的政策选择，在铜铸币流通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铸币紧缩。由于高度集中的封建财政体制与货币的集中供给结合在一起，形成货币铸造量与流通中货币量不一致。
其次，官僚和富裕阶层通过特权和垄断优势，在财富的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们将铜铸币看成财富的一种表达形式，他们越是富裕，财富获得的数量越大，贮藏铜钱的数量越大，从而使流通中的铜钱相应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宋代高铸币量与钱荒并存的奇异现象。宋代官方的总铸钱量达2亿贯，宋神宗熙宁末年(1077年)达到每年度370万贯，元丰三年(1080年)达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顶峰，为每年度506万贯。但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民间经济生活中严重的钱荒。
最后，从铜钱本身的特性看，以一个铜钱作为一个基准货币单位的铜钱流通制度具有难以回笼的特点。由于其价值很低，向下层社会支付容易，向上层官府交纳税款由于铜钱搬运不便很难回笼（交税或用实物，或如宋代用白银等替代形式运输）。铜钱一旦散发民间就滞留在原地，中央政府难以平准调剂。
铜钱由于非生产阶层作为财富占有退出流通，不再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货币在职能转换上出现障碍、社会成员货币占有在结构上出现不均衡的表现。单纯从铜钱货币供给着眼，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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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推动金融革新
面对钱荒的局面，民间经济绝不会就此停止交易，它会自发地创造出新的行为模式。正是在唐宋时期我国铜钱短缺的典型时期，民间创造出汇票“飞钱”和纸币“交子”，实现金融手段的革新。
由于唐代禁止铜钱运出首都长安之外的散关、骆关，而唐代北方已经形成饮茶的习惯，宪宗年间（820年）到南方购置茶叶的商人便创造出“飞钱”来实现茶叶交易。他们将铜钱存放到相应地区在京城的进奏院或者军使等处，开出飞钱，凭借“便换”、飞钱在产茶地获取茶叶，在京城实现铜钱的支付。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汇票。
在宋代，民间面对铜钱短缺，首先是以信用新式实现买卖。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年)任职杭州时的一道奏章中说，“自来民间买卖，例少见钱，惟藉所在有富实人户可倚信者赊买而去。岁岁往来，常买新货，却索旧钱，以此行商坐贾两获其利”。按照日本学者加藤繁的研究，宋代的买卖是采取不付钱而以信用担保为形式的赊买制。这就是苏轼所说的情形。
正是在赊买制这种具有浓厚信用特色的交易模式下，990年前后在四川地区首先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于铜钱短缺，四川继承五代以来的消极遗产，成为单独使用铁钱的区域。由于铁钱价值低微，不便大额交易，当地十六家富商结成联盟，共同发行交子，作为完全可兑换的纸币，解决了钱荒问题。后来由于富商因资产损失，不能兑现，出现纷争导致民众损失，最后被收归官府发行。但是，这种基于地方共同体和熟人社会的信用所发行的信用货币，在历史上反复作为法定货币的补充形式服务于社区经济。而从后来以完善的法律机制维持的近代信用货币体系中纸币的重要地位来看，中国古代钱荒推动下的纸币创造，无疑是人类货币形式选择和优化的重要一环。
编辑 罗梦宇
来源 《中国金融》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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