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专题：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发展

宏观经济专题分析是《IMI宏观研究月报》的特色，主要针对一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金融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提高了报告的学术内涵。本文的作者是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安徽工业大学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教授洪功翔。

以下为文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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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不同所有制之间原本显著区分的界限正在被密切的依存性质所打破，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形态。文章试图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借鉴两种群共生演化的理论模型，讨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等三种共生模式的均衡解及其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0—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以判断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发展模式。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存在着非对称性互惠的共生发展关系。进一步地，文章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机理进行了理论阐释，并由研究结论推演出三点政策启示。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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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深入研究与拓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理论，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也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决定》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清晰地界定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共同发展关系。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很好的佐证。从国内发展来看，旧中国实行的是多种私有制经济，但发展缓慢，并直接导致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因为经济发展落后，旧中国频遭列强侵略。从国际情况来看，许多经济落后的原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大大超过了前一类国家，也超过了一切实行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超过了从古至今一切实行私有制的国家和社会。

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命题并不成立。他们认为，只有私营部门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受此影响，中国有一些学者，照搬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熟视无睹，对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固执地坚持认为中国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相融的。其政策主张是，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体系，就必须要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推动国退民进、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如果按照此种思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则必将陷入全面私有化陷阱。为避免改革被带到邪路上去，犯颠覆性错误，我们需要加大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与宣传力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考虑到市场竞争有类似于自然界相互依存、优胜劣汰的生存机制的一面，我们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群，以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论为理论基础，应用该理论的理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分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第二，讨论了不同共生模式在logistics共生模型下的均衡解及其稳定性条件，提出相关假设，并实证验证了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发展关系。第三，基于稳健性的考虑，在研究时使用了两组指标，同时分别建立了分时段、不含控制变量与含控制变量、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论证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第四，本文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机理进行了理论阐释。很多文章，只是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某种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但未从理论上揭示其机理，而本文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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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

共生体系由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三要素组成。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国有与民营企业作为共生系统中的共生单元参与竞合过程。而共生单元之间只有具备某种内在的联系才可能构成共生关系。其中，质参量则可以描述共生单元的内在性质。因此，确立和判别共生关系的核心就在于识别和掌握共生单元的质参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用共生度及共生系数表示，具体见第四部分。共生环境是指除共生单元以外的一切影响因素的总和。共生模式是各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称共生关系。根据行为方式不同可分为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其中互惠共生又分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是共生的主要行为形态。生物学中考察共生系统状态变化的关键在于考察种群之间共生模式（关系）的变化。

国有与民营经济因为具有很多与生物相似的特性，因此如果把它们看成是两个种群的话，那么种群共生演化的理论模型同样可以运用到对国有与民营经济共生关系的分析中，这一点也得到部分学者如李帮喜等人的认同。本文讨论了不同共生模式下的Logistic growth模型的均衡解及其稳定性条件，这种对共生理论模型的深入探讨有利于帮助我们梳理不同共生模型下的内在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一个可检验的假设（H2）：国有与民营经济是存在共生关系的，并且很可能是非对称性互惠的共生模式。因此，该部分对于后文具体实证判断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支持作用，对于第六部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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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并借鉴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等三种共生模式均衡解及其稳定条件。通过多种共生关系下的稳定性分析发现，在互惠共生的情形下，共生伙伴都能够实现1 + 1>2的效应，且对称性互惠共生系统是最和谐稳定的，也是各共生状态未来发展的趋势。共生系统的均衡规模水平只与外生的资源供给及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系数相关，而与共生单元固有的成长率无关。结合现有研究，文章提出可检验的假设：国有经济不会“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也不会“拖累”民营经济的增长，并且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假设。为验证上述假设，文章建立了测算共生关系指标—--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用以判断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模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间中国国有与民营企业正处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发展状态。从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层面来看，其结论都是一致的，前述假设成立。

上述研究结论，与实际情况非常吻合。正是得益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 14.5%，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协调，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要素流动等效应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带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有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系统中，作为两大共生单元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如同自然界中的多物种一样，二者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在这样的共生关系下，共生系统的均衡与共生单元固有的成长率是无关的，过于看重单一经济类型在经济中的比重，并不能带动整个经济腾飞。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二是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来源其适者生存的淘汰机制，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共生环境，可以使共生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更加高效的物质、信息、能量交流中得以实现。我们既要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问题，又要解决国有经济发展中的负担过重、不公平竞争问题。三是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骨干和支柱作用，无论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巩固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都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特别是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各级政府很少再创办国有企业的背景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尤为必要。

编辑  孟源祎 邵嫣然

来源  政治经济学评论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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