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 | 2019国际货币论坛主题一：金融供给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
7月6日-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19国际货币论坛开幕仪式暨《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作为本年度大会的第一主题论坛，7月6日下午，来自政、商、学届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围绕“金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风险防范”主题，展开深入讨论。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主持会议，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陈启清分别主持了圆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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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论坛的发言嘉宾观点集锦，干货满满~！
主旨演讲
王忠民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
期货真正的价值发现和未来价格对冲功能
是金融供给侧方面期货领域必须满足和解
决的
金融本身如果为实体经济担当了资源配置，担当了资产流动的风险的话，金融也会产生自身的风险。这些风险有的需要通过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去防范，更多的风险则需要金融衍生品和相关市场建设去防范。
真正的市场化的金融工具本来可以解救风险，大批的股票质押风险的时候有了优先股进来才有人抬这个股价，我们用偏了就没有人抬，而且我们这一做才发现把一个工具用偏了以后可能会诱发其他工具的用偏。我们在推永续债的时候原来把这个叫优先股，怎么今天又叫永续债了，这两个概念就混淆，最后把一个工具用乱了，两个工具用乱了，还要把3、4个工具用乱了，我们在一锅粥中防风险本身这个就是巨大的风险。
期货市场的建设，我们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期货市场交易量过小，导致它无法发挥对称风险的功能。有期货市场的名称是简单的事情，小规模也不难，但是有期货真正的价值发现和未来价格对冲功能才是金融供给侧方面期货领域必须满足和解决的。
有一个概念从金融供给侧的角度看来核心定义是缺失的，就是受托人的概念，庞大的资产管理，接受受托的管理。如果不担当好受托人的角色，或是管理不严格，大多数受托人会把自己作为实际控制人想办法将自身管理的资产吞噬掉。相关法律的完善、受托人的架构形成，把别人的钱财比自己的钱财更加责任化的无限责任担承才是我们今天受托人的责任所在。
陈云贤 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原副省
长
从国家宏观角度看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需要解决的八大问题
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原副省长陈云贤指出，要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打好防范金融风险的攻坚战，从国家宏观角度看需要解决八大问题，第一是加大政策协调，百科金融体系政策方方面面的协调互动；第二是加强监管协调，包括完善金融的监管力度、构建宏观微观审慎并重的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寻求全球金融体系监管的合作等；第三是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建立中央地方金融监管发展的权责，给予地方金融监管的权限等；第四，加强离岸在岸协调，选择离岸在岸对接协调模式、搭建离岸在岸对接平台、设立离岸在岸的对接账号；第五，加强供给侧结构性的路径探讨，比如把碳排放权捆绑人民币结算，沿着“一带一路”把碳排放商品衍生到国际市场；第六，找准金融服务突破的重点，比如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和网络平台发展；第七，将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当做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任务，在规则下促竞争，在稳定中求发展；第八，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积极参与探讨国际金融体系的倡议与方案，加强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的话语权。
王国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要加大长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数量，推进准
资本性资金的形成
流动性风险的定义是企业和金融机构因难以及时获得充分资金，或者是以预期的价格获得资金以支付到期账务所引起的清偿能力不足的风险。整个资金在大规模的收紧，这个过程中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这个过程中我们大量的放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强调流动性风险，因为整个是国民经济各主体之间的债务链，这种债务链如果在小的范围内到期清偿债务没有发生拖欠还好，如果规模一大整个债务面一崩塌，系统性风险自然就形成了。中国现在经济中流动性风险是非常大的，这种流动性风险非常大不仅影响着我们实体经济等等的运行，也影响股市和债市，而且影响金融机构彼此之间的各种交易。债务是不是都该去，我们认为债务不应该去至零。我们的企业和西方企业对比有一个重要区别，我们严重缺乏中长期资金，中长期资金来源于资本，但是资本短期，那么多上市的企业就是为了增加资本，有了资本企业规模就能扩大。要用中长期负债的概念解决中产结构的问题，所以对于实体企业最大的问题不是去杠杆，而是调杠杆，把杠杆从原来的短期杠杆变成大量的转为中长期杠杆。资金供给结构优化不仅在于加快资本性资金的形成，而且要加大长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数量，推进准资本性资金的形成。
主题研讨I：金融供给侧改革中的机遇与挑战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成效
姚洋教授就去杠杆和金融供给侧改革发表了如下演讲：首先，从M2/GDP和企业负债率来看，我国杠杆率的确非常高。这一问题同时出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是因为目前很多企业的扩张都是靠高负债得到。
面对这一问题我国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去年资管新政把银行的表外业务归到表内管理，严肃金融纪律，让银行不能再无限的扩大自己的杠杆。另一方面，资管新政把银行的理财资管业务从银行本身剥离，这样有利于打破理财资管的“刚性兑付”，改变老百信的保本观念。除此之外，在P2P、小额信贷和助贷业务也进行了改进。所以我个人认为，资管新政或者说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成效。下一步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收缩，降低风险，分业经营。但是，下一步我们要想好，如何让金融市场能发挥风险匹配的作用。
目前，我们仍面临许多问题。虽然3月以前货币和财政方面都释放了不少资金，但是4月份政治局开会重新强调防控风险之后，市场上的资金又开始紧张。首先，强监管限制了银行放贷给中小企业的信心。目前，金融监管延续了去年强监管，基本上接近强调零风险，要求每一笔信贷不能有坏账。这也使得信贷员理性地选择不给民营企业放贷。第二，我国利率市场化进展缓慢。目前，在影子银行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是现在偏好高风险的金融机构很难得到资金。
因此，未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
部部长
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要把金融放在整
个经济系统下看待
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的时候不能只是就金融论金融，要把金融放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全面系统地看待，无论是认识存在的问题还是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比如说，我们在讨论金融风险的时候经常会说降低宏观杠杆率的问题，当把杠杆分成政府部门、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时候，很容易理解为此消彼涨的关系，通过家庭部门加杠杆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或者通过政府部门加杠杆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但是，如果把这个放在更大的宏观经济的框架中国去看，家庭部门的加杠杆，是不是就必然带来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政府部门的加杠杆，是不是就必然带来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其实不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们要把金融的高杠杆问题放到不同的框架中去认识和把握。比如说，2018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来的三角形支撑框架，就是一个好的视角，要更加重视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企业部门的负债和杠杆率问题，并不只是在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个维度，当我们把企业盈利能力考虑进去的时候，就变成了三个维度，而且首先是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其次才是外源融资中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一个好的经济政策首先要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投资回报率。当盈利能力提高了，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就会相对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企业债务水平自然就降下来了，这才是最简单、最真实、最美丽的去杠杆逻辑。
胡 静 普华永道金融机构服务部合伙人
以客户为中心开发更好的产品、平衡创新与
监管的关系、拥抱科技的变革、广泛吸引人
才
普华永道金融机构服务部合伙人胡静对保险行业金融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她指出，目前从我国保险行业渗透率，包括密度和深度两个指标，与国际平均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政策红利、借助金融科技提升自己的效率或者加强产品的开发能力和风险管理的能力等使得保险行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保险行业营销员数量已见顶，营销员资质是否可以起到与保险产品的需求方对接和介绍产品的作用是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意外险是保险产品比例最高的，作为保险产品的提供方，产品类型与产品功能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对于保险公司是一个挑战；公司治理方面，保险公司乱象等治理缺陷影响了保险行业为保护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保险行业在过去5年内受到了很多金融科技的冲击等。最后从以客户为中心开发更好的产品、平衡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拥抱科技的变革、广泛吸引人才等方面提出了保险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丁剑平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
金融开放和改革需要更精准的监管
中国的金融供给从总量来看是超过美国的，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以日本为例，日本过去是间接融资为主，现在转向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
中日文化不同，土壤不同是变革产生不同结果的因素之一。日本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的结构性转变是长期的过程，而中国各种金融机构间面临着同质性竞争，在这个文化基础上，专业化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难以实现。日本有工匠精神，它会跟踪一家企业多年，所以每一笔贷款失误的可能性很少。
由于日本的文化中对债务的强调和美国不同，日本企业在短期中当中考虑的是如何把债务还清，所以日本经过了相当长的企业靠自身的力量还清债务的过程。美国的文化是企业拿到了宽信贷后考虑的是怎么创新，怎么创造更大的财富，而不是还债。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的土壤中，根据中国地区的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效应。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各种各样的机构精准性地提供贷款。细节决定成败，文化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文化不同，宽信贷和宽货币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更多关注对文化的理解和细节；在监管上强调通过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手段精准监管。金融开放和改革需要更精准的监管。对外开放强调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应对监管的成本，这就要求监管部门更精准的监管来给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而在更精准的监管在于对企业和地区文化的理解。
主题研讨II：多角度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范希文 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
解决系统风险，除了微观的应对还应该在宏
观上有一定的政策应对
2018年是中国系统性风险聚集的一年，虽然没有大事发生，但仍然有一些局部性的风险爆发。风险的集聚主要由于国内经济顺周期的风险结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制止了这种顺周期风险的蔓延。但行政手段的干预有得有失，得是有效制止了风险蔓延，失是扭曲了市场规则下的惩罚机制。
根据2018年的情况，2019年大概有4种风险情况，第一类风险代表商业银行底层信用的持续恶化，实际上有一些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在里边；第二类风险是财务公司暴露的过度杠杆的问题；第三类风险是部分上市公司利用了虚假财务手段，使与自己相关的企业获得杠杆；最后一类是地方债。
解决系统风险，除了微观的应对还应该在宏观上有一定的政策应对。国外采用的风险转移手段之一是合成风险转移。SRT是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财务公司的监管资本、经济资本或者评级资本等的解释工具，它的主要的做法就是把资产负债表上的特定风险从银行系统里边转移过去。
应对系统风险的方法很有限，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应对，但SRT是可以提前预防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办法之一。在银行缺失资本金的情况下，当其受到资本的压力而导致信用窗口减少，进而减少信贷行为的时候，SRT可以缓解这样的风险。补充资本金、变卖资产等常规手段跟SRT相比都有劣势，例如，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行股票，不但发行价低，而且还要稀释现有股东的所有权；变卖资产是在资产价格被相对压抑的情况下被迫出售的，此外，有可能失去银行长期培育的客户关系等。
方 昕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
四川金融学会副会长
良好的企业生态必须保持新陈代谢，优胜劣
汰
城市信用社是第一轮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然后组建了城商行，城商行当时的定位就是城市的银行，中小企业的银行，民营企业的银行，市民的银行，但是这个改革在城商行组建完毕以后就停滞了，后来一些城商行异地盲目扩张造成了现在的风险。今天有必要重新回到当年的初心和本源，所有城市经济有一定基础的地级市都应该允许成立一家城商行，异地扩张如果搞不好就应当剥离瘦身，然后让地方政府适当的管理，同时也承担责任，城市的小微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主要依靠本地城商行。 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改革同样陷入长期停滞。四大AMC高度的垄断不良资产批发市场，通过分包售卖获取高额利润。应当把投资双方打通，优化现有市场格局。2007年我们在上一轮改革基础上有了第一步中国企业破产法，但今天我们面临大量的僵尸企业难以出清，同时各方面又都不愿意使用破产法处置的尖锐矛盾，这里面的多重激励机制需要理顺。破产是市场经济的底线，良好的企业生态必须保持新陈代谢，优胜劣汰。
黄金老 江苏苏宁银行股份公司董事长
企业的盈利能力弱是我国风险大的根源
我们国家的风险为什么那么大，根源在于企业的盈利能力比较弱。资金推动型的企业本身的盈利能力很弱，它的发展靠不断的扩大债务得以实现，它的盈利比较少，资本性融资也比较少，主要是靠债务性融资扩张。经过市场的动荡，大量的企业不能够兑现债务，不能兑现自己发行的债券，大部分的企业股票质押爆仓带来股票市场的动荡，最后是国民经济，它有一个循环，因为降杠杆，所以资金供给下降，下降会导致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断裂就使大家更加失望，很多企业恐慌性的卖出资产，之后资产进一步的下跌，进一步导致企业负债率的提升，所以形成了债务紧缩，债务紧缩对于经济的危害不言而喻。同时，市场的动荡也会带来区域性的风险，一些大型企业纷纷出现债务违约，一个大企业一出问题马上引起连锁反应，所以从地方政府来看，主要还是一些金融办或者是金融局在牵头，他是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处理措施，随着这个问题愈演愈烈，应该有一个更专业的机构来处理企业债务违约。其次，对于一些债务企业，它的管理层要进行重组，地方政府要提供征信，要分离企业资产负债表、出售资产并且清欠，还有适当的对土地性质的改变增值、债转股以及把现在发行的债券转变成银行贷款，然后折债，还有信贷条件的重定。
周月秋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
融资平台债务出了问题，很可能引发系统性
风险
周月秋所长以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置换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周秋月所长认为，由于融资平台债务占全国债务比重巨大，因此，如果融资平台债务出了问题，很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现在，虽然融资平台的债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系统性的风险，但是，集中偿付期越来越近，偿债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里边潜在的风险巨大。因此，这个压力的加大是需要去缓释的。2015年，发改委提出的城投债概念，规定可以拿不超过40%可以还旧债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从现在城投债的资金使用现状来看，旧债仍在滚动，实际融进来的资金大部分被用于还钱。这表明，这种缓解方式仍隐含着很大的风险。
从置换方式来看，不管什么样的置换方式，都离不开银行：首先，城投债的承揽，承做，承销；其次，债转股问题；再次，城投债的资产证券化。
针对城投债的置换问题，周月秋所长提出了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条，防控道德风险。第二条，增加市场化的方式。第三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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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整理 | 胡晓涛、张兴、孟源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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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中国财富管理报告》《金融科技二十讲》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影响力的产品。
2016年，研究所入围《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影响力榜单列高校智库第4位，并在“中国经济类研究机构市场价值排行榜（2016）”中名列第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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