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读 | 何平：《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前言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何平最新专著《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前言，回顾了传统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三个问题，阐发了作者对“财政国家”建构的缺失与财政-货币关系演进的思考。

以下为本书前言：

本书是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长期学习和思考的心得。它既是配合特定的科研任务的专题研究，也是聚焦于传统中国社会货币问题、财政问题与货币—财政关系问题具有系统性的一部专著。1991年7月起，我开启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金融教研室的从教生涯。如果将那一年作为一个观察时点，在同一个教研室工作的同事（甚至包括国际金融教研室），今天仍在岗位上工作的，除了学校终身教授黄达先生（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仅有的2位终身教授之一）以外，我是硕果仅存的一位。那是一个新的读书无用论流行的时期，在高校任教十分清贫，筒子间住宿持续上10年，2000年以前，本院自身培养的全日制金融学博士毕业生，没有一人留下任教。我到金融教研室任教，最初的任务是担任本科“中国货币金融史”和“货币银行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按照科研与教学互为促进的思路，我理应率先出版一本货币金融史的专著以支撑课程教学。然而，当我在清史名家王思治先生指导下从事清代经济史方向的博士论文写作时，发现就清代货币史资料而言，“清代统治者对货币问题的处理仍然处在十分朴素的阶段。虽有丰富的档案资料可供整理，其理论提炼价值尚形缺乏，论题过于偏狭。”我的导师既严厉又开明，在选题问题上他特别提示与自身的工作相结合，以便收到相得益彰之效。所以，从我当时的认识出发，便选择了清代前期财政赋税问题作为首发的研究主题。这样，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在经济史方面的论文都集中在财政与赋税政策及其相关问题上。然而，我在学校的教学任务不仅限于货币金融史。自1993年春季学期起承担“货币银行学”（今天的“金融学”）本科课程教学，1998年始承担硕士学位生《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2003年开设硕士课程《中日金融的结构与变革》，2015年开设金融专业硕士互联网模块《货币金融史》课程，2018年秋季开设硕博连读《货币思想史》课程。在学校教师培训中心主导下，2015年连续4年主持了每年一学期的名师沙龙《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与思想》。在学生培养方面，2001年开始指导金融学硕士研究生、2005年开始指导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以迄于今，我的大量精力都倾注在当代金融理论的学习和金融实践的关注上。这个就志趣而言分心的工作，却是我的衣食之源，在不断拓展中，磕磕碰碰，自己唯一能够主动把握的事务，就是从不放弃学习，不断摸索。1991年-1992年在硕士生课堂上，向黄达先生、王传纶先生学习。在工作和生活中，同事同行耳润目染，相互切磋，没有学源年龄任何顾虑的全方位请教。好在金融学科（当时称货币银行学）在我从教的初始阶段，也正处在从计划体制的学科体系向吸纳西方前沿理论进行重新组合的阶段。我年轻无忌，积极拥抱新知，并不时以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以自况。然而，面对学生特别是金融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知识结构的重塑。正如在英格兰银行工作多年的伦敦经济学院古德哈特教授所说，“从其他专业转向经济学有一个共同趋势，即主要是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数学和物理学，第二个是历史学，再加上其他社会科学和人类学。这两类不相同学科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经济学中多数个人的创造性思想。如果不了解制度/社会/政治背景，数学只会造成空洞的形式主义。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核心，历史和制度方面的知识则仅仅是冗长、模糊和通常是错误的文字表述。”将经济金融理论和经济历史变迁的细节考察结合起来，便成为我的重要学术路线。近年将金融学领域的关注点逐渐聚焦在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金融安全网与存款保险制度等主题的探索上。正是在对当今理论有了一定认识之后，重新阅读历史材料，发现中国货币与金融的历史资源不仅是重建货币理论的有益材料，而且它本身就必然引导出货币金融理论的全新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对中国历史时期的重要货币和金融问题进行解读，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下面从本书涉及的主题出发，提出若干问题供同行思考，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本书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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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三问

我们要有效地解读长时段中国货币金融的内容及隐含的意义，下面的三个设问恐怕难以回避。

一问：货币金融史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为今天的理论建设提供借鉴？

关于货币与信用的关系，是今天货币经济学中一个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宏观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繁复抽象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耶鲁大学教授马丁•舒贝克三卷本的《货币和金融机构理论》都是在解读这个问题。他称：“交换经济有效运作的技术和逻辑要求相结合，要求使用轻易可识别、简单和普遍接受的交换手段。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共同使得市场结构不完备成为可能。缺乏信任要么需要其内在价值充当其自身担保的商品货币，要么在使用法定货币的情况下，需要接受货币为信任或价值的社会代用品的社会及其政府的充分执行和接受的法律和习俗。私人信用进一步复杂化了信任、习俗和法律之网。货币与信用的存在是系统动态学的属性。在一个处于完美均衡的世界中，货币和信用无需存在。如果一个社会采用商品货币，那么关于供给、生产成本、耐用性和其他因素的现实问题会导致短缺。有几种方法可供社会来解决货币性媒介的短缺，包括引入信用、发明诸如汇票之类的工具、提高货币存量的流通速度和改变市场结构。信用的引入要求指定信用发行人、描述信用的本质，以及给出条件来规定如果债务人或债权人未能履行承诺的后果。从而很多取决于信息处理、风险评估和信用评价的问题就出现了。”“货币和金融机构使得经济可以被作为联系松散的系统来管理。与联系紧密的系统相比，联系松散的系统被更好地调整以对误差进行吸收和调整。在经济动态学发展中，宏观经济规划和控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系统如何对不完美的预测做出反应。……信息和准确性要求似乎是不合理的，所有实际可行的体制好像都‘蒙混过关’。社会对官僚体制、公平和效率有明确的态度，其社会和政治方面决定着何种程度的蒙混过关是可接受的。最多，大部分行为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局部最优化的。……构建抽象的宏观经济理论时必须考虑的成分比一般均衡所需的成分更为复杂。但是，虽然一般均衡本质上是没有制度和非历史的，但宏观经济理论本质上是有制度的。因其既对政治，也对社会开放，从而有受历史和社会影响的动态学。”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适应这种“蒙混过关”的语言转换，还是能够明白马丁•舒贝克教授对于货币与信用的区分与解读。在他看来，信用是一种债权债务的契约，要求信用发行人、信用的性质，债务人或债权人履行承诺的条件和违约后果等制度设施为其担保。而最简单的交换手段商品货币，是依赖其内在价值为自身担保。尽管他提到了理解这些范畴的历史视角，但没有具体的陈述，仍属抽象论述。在我们关于货币与信用关系的讨论中，也有这样的表达，“货币和信用是不同的范畴，货币代表了过去的价值，而信用则是在货币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借贷活动对既有资源的跨期配置，因此，信用代表的是未来不确定的价值。信用扩张一方面缓解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形成经济波动。”要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周期，货币和信用的概念厘清就十分必要。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债务危机。危机之前，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在大量借债加杠杆，信用扩张十分显著。如果我们将两者的关系表达为传统的货币数量和体现为信用的债务规模，那么，从经济活动的阶段发展来看，我们也可以说初始阶段是货币与实物的关系，货币是用以发挥流通手段职能，服务于市场交换。在我们生活的信用货币时代，在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理念作用下，由于潜在资源和可利用资源存在，人们充分认可货币供给可能引致产出的增加，大量地投放信贷，内生地创造出更多的信用。这种信用本来就是货币，但是当投放的信贷没有创造出新的产出时，这些债务就减值虚悬，没有商品与它对应，货币存量也就减少了。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点，整个社会财富和既有货币数量是对应的。但是经济在循环运转过程当中，新增信贷代表着很多预期的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按时间维度来说，从既有货币数量的角度观察经济问题，是事后的。要事前对经济活动进行前瞻性的观察，就要看信用，看整个债务规模是否真正发挥了产出效应。在这样思考的延长线上，我们就会清楚，货币是用来交易已经生产出的产品，所谓信用中那大于M1的部分就是虚悬的我们日常理解的债务，它的动向将直接影响经济的稳定。这里的关键在于将作为货币的债务（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本身就是信用活动的载体）和以信用形式体现出来的真正债务区别开来，前者服务于交易存量，后者服务于经济的未来预期产出。但是，这样的说明仍嫌抽象。耶鲁大学教授加里•B.戈顿（Gary B. Gorton）在解读金融危机的成因时，透彻地分析了通过银行体系投放的信用及其与货币的关系。他称：在银行券时代，“无论财富是何种形式的，金融危机都是由于银行债务持有者因为恐慌而大量需求现金所导致的。在内战之前，美国人使用的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来交易，如果他们不想要这些货币，就会去银行兑换硬币，也就是金或者银的硬币。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就会发生系统性银行恐慌。”在银行券和存款货币为内容的信用货币时代，“银行输出了短期负债，这些负债以抵押品作为基础，这些抵押品可能是银行的资产也可能是某些债券。但是私人部门是不可能创造出无风险抵押品的，因为当存款者质疑抵押品的质量时，它就变得很脆弱，有不能续借的风险。金融危机最初始的形式就是银行债务的撤回，银行挤兑，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问题。”戈顿教授透彻地分析了美国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所面对的具有历史阶段意义的不同形式的银行货币。1857年银行顾客要求用金银来兑换银行券和活期存款。1863年《国民银行法》开启了国民银行时代，在这个时期，如同1907年遍布美国的金融恐慌，存款者要求用国民银行券来兑换他们持有的支票账户。银行不能满足客户金银和国民银行券的要求，引起群体挤兑。而在2007年和2008年的恐慌中，回购、商业票据和PB业务清算被要求兑换。因为这一次挤兑出现在大户市场上，也就是公司挤兑公司，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太明显。从货币范畴的视角而言，在脱离了实体货币进入银行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发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银行发行货币需要无风险的抵押品。自由银行时代，以州政府债券作为发行货币的抵押品，其违约导致了挤兑。《国民银行法》以联邦债券作为抵押品发行银行券，提高了银行券的信用品质，然而活期存款这种新的货币形式被忽视，银行利用这个漏洞进行信用扩张，酿成以支票挤兑国民银行券的金融危机。1933年美国银行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堵住了存款货币投放可能带来的危机，形成迄至2008年的银行体系长期平稳期。然而，回购、商业票据和PB业务清算又在监管之外。戈顿教授的历史视角的理论分析，清晰地解释了货币与信用的关联，信用是远离和超出原初由实体货币作为银行信贷载体的那部分信贷投放量。回到货币形态的起始点，我们自认为莫测高深的问题就可能一目了然，本书关于中国货币发展历程的相关主题论述，正是提出中国案例的解读。饶有兴味的是，货币形态的起始点，也就是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今天也成了一个存疑的问题，同时这也关乎货币和信用的关系。马克思为代表的商品货币说，定义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在这两个职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来。最近，由于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的翻译出版，引发人们对于货币的债务起源说和可转让信用说的重新思考。韦森教授在多个场合指出这种货币起源论的合理性。他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当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官员、军人、侍从、工匠从王室到政府拿到的‘货币薪酬’，当商业银行和钱庄从政府的司库或央行借到‘法币’或‘基础货币’转而借贷给其他商家和个人时，只不过是把政府欠全社会的债和可转让信用，转到下一个债务人那里而已。而人类社会市场运行，从表层来看是商品的买卖，是产权的让渡，从货币的债务和转让信用的本质来看不过是通过记账货币、铸币、纸币和电脑数字货币来不断地清偿债务而已。”“如果从货币的可转让信用和债务的本质来看待货币，我们不但会发现任何国家和朝代的政府除了从社会中征各种各样的税和费之外，还通过铸造、印刷和电脑网络投放基础货币来征一种铸币税，或者换个角度看，是政府欠全社会一种不必归还的债。如果用货币和债的本质来看待各国央行基础货币，那就会发现，每一块货币都是央行以及背后的政府欠社会的一元债。”这样一些描述，与货币银行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离。在黄达主编的教科书里，本来作为教师备课背景知识的关乎货币与信用关系的金融范畴，设立了专章进行论述，可见其用心良苦和不容忽视之重要性。我们知道，其要义在于，商品货币等实体货币（hand-in-hand）与信用的关系，是偶然的和临时的。当那几枚货币用于借贷时，就有了联系，不用于借贷时，与信用便没有关系。所以，从总体上看，商品货币与信用没有必然的联系。与此相对，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却截然不同。任何信用货币（现钞和存款货币）都是银行信贷活动的结果，信用的扩张和收缩直接体现为货币供给的扩张与收缩。这时，货币本身是就是信用工具，尽管有前述货币经济学更加深入的解读。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货币与信用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新范畴“金融”。在此条件下，便有银行体系的信用货币创造，通过央行的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体系经营过程中的信贷活动，倍数创造出全社会经济生活中使用的信用货币。这种特定的货币条件和精妙机制，是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石。所以，不能简单地将自古以来的实体货币（诸如铜钱、金、银，以及牛羊香烟等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商品货币之类）与今天的信用货币（主权国家中央银行券体现的现金与存款货币之和）混为一谈。其价值依据，前者依赖于实体货币本身作为商品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后者依托于央行货币政策维持的货币购买力。信用货币性质的法定货币这种抽象符号的价值，不是那一张纸的成本，而是类如中国古人所谓“万物为本” 的货币观所主张的，在交换各种商品（万物）中，相对化地在交换到的相应商品上体现出来。信用货币的债务凭据是形式，其本质是央行制度保证的、与具有使用价值的各种商品替换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是央行的制度设施，具体地，是“万物为本”的商品替换保证。金本位制下，人们相信银行券，是因为人们能随时兑换到金银货币本身。今天人们相信主权货币这种不兑现的中央银行券和存款货币，因为它可以买到各种商品。这就是3岁的小孩看到有人撕毁钞票大哭的原因，原来他了解用钱买糖的事实。另外，货币的债务起源说，从认识论角度来说，颇有点“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古史辨派的思路。从今天熟悉的信用货币的现实和知识出发，去寻找和强化对考古与历史材料的解读。实际上，我们从这种主张产生的时间上就可以提出质疑。为什么亚里斯多德的那个时代、司马迁那个时代，都主张“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生焉”？不用说，是他们总结历史经验和从生活体验出发来作出的判断。而主张货币债务起源说最早的苏格兰经济学家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1821），以及后来的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曼昆这些经济学家，均是纸币在17世纪传入欧洲之后、信用货币大行其道时代的人物，其主张自然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至于说雅浦岛（Yap）上的石轮“费币”，它是一种具有货币特性的实物在社区共识下的建制，丝毫不影响商品交换起源说的成立。债务是物资使用权的转移，它是对余缺的调剂方式之一。用什么偿还债务，使用随意的具体实物，还是统一的特定实物？债务起源说和商品交易起源说，被借贷活动和交易活动两者何者为先的问题所误导。如果是信用活动的借出与偿还为同一实物，便不必促成货币的诞生。如果债务的偿还需要一种共同的实物，那么这种实物的价值是如何确定的？它只能在两种不同商品的交换、所有权转移中，相对化地体现出来。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为债务的记录和清偿寻找到同一的工具，而不是债务个别的空洞的转移。货币的债务起源论隐含着价值尺度早已成立的先念假定，不啻同语反复。可见，货币与信用的关系，由于货币的债务起源说更加复杂化。我们认为，问题在于将债务关系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及其解决手段与载体混淆起来了。如果用货币标价和清算，实物债务的形成，如同今天的商业信用一样，它是借贷关系和买卖关系的统一。我们可以说货币和信用是同源的，都是私有制诞生以后的产物。但是，两者何者为先在各地可能不同，但从货币产生的经典表达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在物物交换阶段就已经有了债务关系，其清偿完全可以不需要货币。但是，基于交易活动产生的货币一旦出现，就可以用货币来结清债务。杰文斯在讨论货币的“价值标准”职能时的论述，也许更加合理地描述了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借债的人也可能需要若干种不同的物品，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大可能会从一个人那里全部借到。于是，用一个普遍承认的、其价值几乎不大变动的商品来完成借债和放贷两种行为的便利性就油然而生了。凡签订合同并且根据合同他将在未来的某一天得到某种东西的人，都会希望得到保证，他未来将得到的商品的价值大概也能如今日一样。这种商品通常就是目前所使用的货币，并且货币于是就将承担起一种价值标准的职能。我们一定不要设想那个承担着价值标准职能的物质，其价值真的是不会变化的，而仅仅可以这样去设想，该种物质被选用来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未来的偿债价值多少要根据这个尺度去进行调整。人们须牢记，价值只是所交换物质间的数量比率。可以肯定，相对于另一种商品，任何物质都不会永远保持完全相同的价值。但那是当然的，在选择作为价值标准的物品时，人们都希望被选中的东西看上去很有可能会继续以近乎不变的比率去与其他许多商品进行交换。”正是在以货币为债权债务计价的情形下，即使今天仍然存在着实物借贷，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经济属于信用经济。实物借贷是可以用货币来计价的。

正是历史视角的分析，让我们能真实地理解真实世界的面貌和经济金融理论的缺失，戈顿教授在前引专著的第七章对“脱离历史的经济理论”设立专章进行了批评。

二问：体现传统中国货币金融基本特色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里举几个并不排斥各个时期各种专题研究的主题，供大家思考。（1）中国统一货币及货币使用的真相如何？从制度史来看，秦始皇时期发行半两钱便开启了全国统一货币的时代，其后在铜钱制度上，先后经历了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开启的五铢钱时代和公元621年唐初高祖开启以迄1911年清朝灭亡的通宝钱时代。但是，从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或者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没有统一货币，实际的流通状况是多种货币的互补并存，“一个国家一种货币”（1935年的法币改革）的时代远未到来，本位问题尚不存在。关于这一点，也是黑田明伸教授《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的最大贡献。他的专著在日本学界都号称难读，原因在于平实严密的历史叙述中贯穿着宏大的理论构架。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在我看来，这本专著是以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的概念框架为出发点，以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对话坐标的理论预设，以历史学的叙事方式给予表达的著作。由于历史上的国家无力全方位提供有效的货币供给，各个本地社区便形成自律的货币使用机制。由于在中国境内存在着地区间、不同市场层次间劳动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形，多重货币的并存流通成为事实。这样，那种试图简单换算加总各种货币得出诸如历史时期GDP数据的想法，最终只能是数字游戏。只是到了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本位制为基础的“一国一通货”的时代才到来。黑田教授吸取中国学者在货币层次结构等多方面的学术积累，利用他在经济理论上的知识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将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资源和西方的货币金融发展历程结合起来，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创见。可以说，他在利用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与思想资源以丰富和发展货币理论方面，迈出了可喜的重要一步。这里还要顺便提及，在西汉初年并不存在货币的非国家化带来经济复苏的历史事实。这种判断是误解了西汉社会经济的性质，那时的社会，即使是铜钱也仅只有极少数的社会成员使用，应当限于城市市民等普通民众。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功能投射到西汉的环境，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以今拟古，属于“时代错误”。同时，论证方式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混为一谈，随意将两种历史现象混搭比对，这是近年经济学研究常常易犯的一个错误。此外，对基本的逻辑关系缺乏合理的判断，理论概念不明，“称衡钱”既然存在，说明钱币的标准必须统一，就不是哈耶克式的竞争并存货币，而是金本位制时代的统一货币内涵。穿越古今，试图利用误读的数据材料，构建理论模型，恐怕不仅没有实现理论创新，还会引致域外学者更加轻视中国历史资源的提取。（2）为什么中国纸币没有发展为信用货币？其中包括中国“钱荒”的解决方式与信用货币的缺失。中国是纸币的发明国度，再过几年就是官方纸币发行千年纪念了。对纸币问题的探索，由于实体货币有限性所固有的缺陷，唐代开始便出现了具有政策意义的“钱荒”，进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长期历史的发展来看，对此问题解决方式的不同，形成了近代中国和西方的分野。本书“短陌”、“纸币”相关各章，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纸币一章，更是自2017年夏天起，为了从历史角度解读比特币是否能成为货币尝试性的学术思考。我主张古今东西的立体比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在最近的著作中，对纸币的命运和现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我们的社会中，现金未来的地位这一问题极度重要，再也不能将其冷落在货币经济学的犄角旮旯而熟视无睹。”就细节而言，关于铸币和纸币的知识，出口转内销之后，错漏误置的所在多有，比如说：“有证据表明，中国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出了自己的硬币体系，尽管两者在出现的先后顺序上还存在着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硬币’的定义，以及早期的私人硬币是否可以被计量。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 Ferguson）向西方世界清楚地展示了两者的先后顺序，他认为，直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在秦帝国的秦始皇时代才第一次有了标准划一的青铜铸币，并在整个帝国内推广使用。”（第17页）弗格森的描述显然是对中国货币历史缺乏认识的浮泛之论，误导域外对中国货币历史的正确认识。关于元代的中统钞，文中称：“当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1260年成为元朝的皇帝时，之前发行的地方性纸币都已变得几乎一钱不值。他们将之收回并替换为一种全国性的银圆券，这些银圆券具有特别的特征，如果将之向官方兑换现银时，银圆券持有者只能拿到相当于面值一半的白银。（在第10章中，忽必烈提出来的这种在纸币和官定价值之间设定差异的想法，在艾斯勒-布伊特-金博尔[Eisler-Buiter-Kimball]实施负利率的天才计划中得以重现）不同于之前发行的很多票据，忽必烈时期所发行的票据不设定到期日。”（第18页）这里酷似没有文化的金山式翻译，失实的汉语转换让我们对元朝出现“银圆券”的表达十分惊奇。而关于将纸币与官定价值之间设定的差异，看成今天负利率的先驱，则是罗格夫本人不熟悉或者误读中国文献所致。相关内容在我这本书第三章的陈述中，一目了然。但这种古今互证的思路，无疑是认识和辨析问题的重要方法，人体的解剖，有利于猿体的认识。饶有兴味的是，作为北宋四川以解决铁钱携带繁重而发行的交子以大面额作为自身的优势胜出，在罗格夫这里，却要论证，“由于大额纸币将会逐渐被淘汰，因此为了使得大规模携带现金更加困难，即使尚存的小面额货币也应当被替换为耐用性更好的重一些的硬币。”（第17页）罗格夫提出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个逐步取消大部分纸币的方案”，其宏观经济学上的理由重在扫清实施负利率货币政策的障碍。而其他的理由，则反过来对于中国宋代初始纸币诞生动因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我们来看他提出的方案所遵循的三个原则，其中第一个首要的原则，“是为了让那些匿名的、无法追踪的交易再行大规模开展变得更加困难。相应地，取消现金是旨在增加那些秘密运输并储存大额现金的行为的难度。这一想法是为了减少现金使用在逃税或非法活动中的大量使用。通常而言，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大宗合法交易中的现金使用已经日益减少，必要性也日渐降低。”（第75页）第二个原则是过渡的速度要放慢。第三个原则，是对那些贫穷而没有银行账户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基础存款账户（或者未来出现的等价媒介），并配备智能手机。而他提出的《实现取消纸币的长期方案》，除了⑵全民金融普惠、⑶隐私、⑷实时清算外，最为重要的第⑴条“逐步取消纸币”的具体内容是：“逐步将所有的纸币取消，先从50美元及以上面值的纸币（或者等值的外国纸币）开始，然后再取消20美元纸币，只留下1美元、5美元以及10美元（视情况而定）纸币。这些小面额纸币被允许长期流通。在最后阶段，使用等面值足重的硬币来代替小面额纸币。”（第77页）之所以最后存在的是硬币形式，恰好是北宋四川交子诞生的反向思路，是为了进一步给替代行为设置阻力。他明确声称，“未来回退到硬币制度的灵感来自于古代中国。在当时，中国是使用铁和其他比较重的金属来铸造钱币，而不是使用黄金和白银，这加速了它们向纸币制度的转换。假定未来出现深度衰退，中央银行被迫在一段较短的时期内实施大幅度的负利率政策，而清数和储藏大额现金的成本又比现在高出数倍，那么就足以容许中央银行将负利率降低到任意满足实际需要的水平上，而不会引发民众的现金挤兑。”（第79页）关于我这本书第三章中论及宋代纸币和盐钞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从罗格夫教授的下列论述中，更加清晰地把握其内涵和意义。他称：“货币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对现金的唯一性持怀疑态度，认为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政府债务凭证（如政府债券），现金的唯一性这一特征非常脆弱，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认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货币理论家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供职于明尼苏达大学时，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且激进的设想。他提出，当今让现金与众不同的唯一原因，是政府不发行小面额债券；否则，在交易中这些小面额债券将与现金形成竞争，并将会使得物价稳定变得困难重重。”（3）第三个问题，便是白银货币时代到来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原因和进程，近年学者有很大的推动。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就这个历史事件而言，不能简单地用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来解读，关键之点是货币形态（贵金属金银）国际货币性质。这些特点的解读，建立在对事实的全面真实的理解和解读上。这既要求历史学者具备必要的经济学理论知识，也要求经济学来源的学者必须尊重历史学科的职业规范，尊重事实高于虚妄的理论假说。特别是近年的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导致在某一方面有所认知的人将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学界超人，肆意发声，导致许多常识性的错误，让世人丧失了对经济学的尊重。要从历史视角为经济金融理论寻求营养，首要的在于事实的真实。比如对于西汉初年“荚钱”的描述，坊间流传的一本试图从货币金融史角度弘扬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这样描述称：建立西汉以后，刘邦似乎觉得“秦半两”太重，将重量由12铢减为3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更令民铸钱）。不过，很快秦半两和六国铸币就变成了不足半两的“荚钱”，荚本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的含义相近。我们知道，“荚钱”的全称就是“榆荚钱”。乔木榆树形状似花瓣的榆荚，到今天人们还在食用，用它来形容减重半两钱的体小轻薄，“荚钱”后来成为货币史上劣币的代名词，进入经济学、经济史及钱币学词典。这种偏离常识的描述，引致读者的怀疑，恐怕不仅不能增强文化自信，还会失去人们对学者和知识的敬畏，助长新的读书无用论？反过来，不熟悉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也难以理解真实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的真正含义。比如将托马斯•萨金特教授与人合著的专著《零钱所见的大问题》（Thomas J. Sargent and Francois R. Velde: Th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翻译成《小变化和大问题》，就不仅仅是金山式翻译的问题，而是对相关主题缺乏经济学专业知识的理解。有一位同行特别声称，不要用今天的货币金融理论来讨论中国古代的货币问题。如果真是这样，就落到了前述古德哈特教授提及的对历史和制度的解读只能是“冗长、模糊和通常是错误的文字表述”的陷阱。这种对社会科学的排斥，只能让自身成为一个单纯的资料员。这与中国传统的人才标准和精英期待也大相径庭。张之洞在1904年9月25日的《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不合情势折》中称：“至于行用金币之说，浮慕西法者皆持此议，汲汲劝办，臣愚窃以为不然。查外国商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费，故百年以前，多用银或金银并用。百年以来，欧洲各国专用金者始渐多。三十年来各国遂专用金。盖商日多，费日广，货日贵，一物之值，一餐之费，罕有仅值洋银数角者。中人一日之需，断无仅值洋银一元者，故以用金为便。中国则不然，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四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计。其贫民每人一日口食，仅止一二十文，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并不能值洋银一角，何论于金。其沿海、沿江通商大埠，尚参用生银、银元，而内地土货，无论巨细，卖买皆用铜钱积算。虽大宗贸易，间用生银折算，然总以钱为本位。大率两广、滇黔及江浙之沿海口岸市镇，兼用银者什之七八，用钱者什之二三。其上游长江南北之口岸市镇，则已银钱兼用，若长江南北之内地州县，则银一而钱九。至大河南北各省，则用钱者百分之九十九，用银者百分之一二。合计中国全国，仍是银铜并用，而用铜之地十倍于用银之地。大率中国国用皆以银计，民用仍多以钱计。是中国虽外人名之用银之国，实则尚是用铜之国。非若外国物贵财多，利于用金之比也。故论目前中国情形，若欲行用金币，不但无金可铸，即有金可铸，亦非所宜。……抑臣更有进者，镑价日长，人皆患之。不知中国若甘为无志之国，专为赔款，借洋债，购外国机器物料计，则镑价之贵，诚有害矣。若欲为自强之国，讲实业，畅土贷，兴内地机器制造，则镑价虽贵，害少利多，不足患也。盖金贵银贱，于中国赔款则有损，于中国商务则有益。洋商购中国土货用银，而运至外洋则售金，银贱金贵，则出口货本轻，出口货本轻则获利厚，获利厚则土货之出口者日益多。华商购外国洋货用金，而运销内地则售银，金贵银贱则洋货价长，洋货价长则获利难，获利难则洋货之进口者必较少。夫抑制进口外货，畅销出口土货，实为富国保民之第一要义，环球万国之公理，悬诸日月，万古不刊。今以金贵银贱之故，赔款每年虽多二三百万，而商民获土货外销之利可多至二三千万，其无形之益已多。……”从这篇主张中国不宜实施金本位制的奏疏中，我们可以发现，张之洞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深谙国际金融知识的专门人才。他对金银比价的变动中银价下跌如何有利于中国出口的作用机制的论述，俨然标准的国际金融教科书的语言，简洁准确。在今天，不仅不必苛求历史系的学生，就是金融专业的硕士生也未必能够清楚地予以说明。经济学1902年形成独立学科后，已有长足的发展，理论建设和概念框架已经充分专业化。要明确理解历史的真相，涉及历史时期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今天相应的社会科学的学习就应当成为必修课。在这个意义上，就目前的人才储备而言，对于大清史的编纂，我们的期望就只能是资料的收集和有序的整理。要对它进行有效的解读，则需要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有机结合，而非因袭“易代修史”的名号简单地编撰起来。须知以前正史编撰者所处的时代，学科未曾分类，在同时代人中他们是知识翘楚和精英。三问：中西为何出现货币金融的大分岔？在历史上有何不同的表现？加州学派的学者以国际比较的视角，对中西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最近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就是站在比较的视角，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进行的系统解读，对我们理解中西在经济金融上的分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至于说中国和西方在金融上的分野，我们能否简单地表述为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机制的缺失？近年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戈兹曼教授在他的《货币改变一切》（Money Changes Everything—How Financemade Civilization Possib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进行了自己的解读。其理论概念和细节还有待我们去深入探讨。但分析中西近代分野的关键，实际上应当转化为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一个是宪法体制的形成。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在金融与经济上的表现，有无和程度，可能是我们认识问题的重要支点。今后恐怕也要着眼于这样的研究视域。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机制在西方的建立，只是西方合理地处理了上面两个问题的当然结果之一。比如说，2000年至2002年我在东京大学博士后学习期间，在经济学部武田晴人教授的课堂上，他关于日本1920年代金融经济恐慌，向中国东北侵略称为“扩大的需求”的说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决口不提“侵略”二字。在我看来，西方金融上的信用扩张，预期收益中就包括侵略利益的获得。所以，金融问题仍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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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国家”建构的缺失与财政-货币关系的演进

关于本书涉及的第二个内容传统财政问题，一个重要的设问是，中国为什么没有独自地走向近代财政国家？就中国传统财政的特点而言，已有本书导论提示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邓刚教授提出的“帝制财政国家”的系统论述。我在多年前提出的“不完全财政”概念的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也是认识传统中国财政特征的重要概念，见本书第七章的详细阐述。至于中国为什么在1850年以前没有自行发展成为近代财政国家，还需要进行深入的中西历史材料的厘清和理论提炼，这需要精通中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学者进行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其中方法之一，就是寻求中国和西方历史时期典型的实际财政运行文件进行比对分析。本书附录提供的李之芳《赋役详稿》，就是这样一份经典文献。只要将它与代表西方当时财政运行的典型文献放在一起阅读，中西的差别便一目了然。

传统财政问题与今天相关制度建设的关联，学者的关心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一些学者希望从中国传统社会找到财政管理上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经验，为今天的财政体制和国家治理寻求出路。第二个问题，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财政税收问题上的功能和作用。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明确说明，在中国的封建时代，专制体制包括“一姓天下”的内容，不可能存在近代西方宪法体制下财政管理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尽管有客观存在的权力分散，但是作为一个制度体制，在人事与财政支配原则上权力专控于中央，它不应成为新时代中国财政制度建设的可能渊源。就今日中国而言，也非能简单随意地学习和模仿西方财政管理的中央地方分权。毛泽东主席在建国之初，就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正如一位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影响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国家统一与建国, 以及革命政权的转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宪政策略，在协调这一特定时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具有政制建设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有必要基于中国政制的成功经验和基本格局进一步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然，这种制度建设需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一切都需要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创新。关于第二个问题，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财政税收政策及其实践的影响，是理解传统中国财政体制和效率的一把钥匙。在我撰写本书前言之际，4月11日上午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在我所在的财政金融学院做客黄达-蒙代尔讲座，发表《“双轨政治”与“名实分离”：官僚体制非正式制度的历史演变》的演讲，其分析框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财政的特征和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认为，传统中国与其他社会相比，非正式制度一直占据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在一统体制的压力之下，由于制度建设的局限，有效治理只能靠非正式制度来完成，从而形成双轨政治，显示出政策实践强烈的地方性和灵活性。他以我关于“不完全财政”的相关论述来讨论财政领域中的帝国治理，展示传统中国双轨政治的特点。这种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官僚体制，对于认识传统中国的税收负担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许多学者在英语文献中均称，与西方各国同时代的税收负担比较起来，比如17-18世纪清代中国的税收负担，仅占国民收入的5%。实际上，如果全面了解中国非正式制度实际运作的机制和内容，就会知道，正规名义赋税额之外，地方税费的负担是一个巨大的数额。而且，由于税费征收的时间和数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较之西方即使是所谓50%的名义税收来，对于生产和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还要大。要理解中国的实际税收负担，就要厘清非正式制度催生的赋税外数额，同时探明征收方式和具体情形。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传统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正确地判定当时民众的痛苦指数。

关于财政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最引人瞩目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所谓“货币财政”问题，也就是以货币作为财政活动的载体，讨论相对于“实物财政”的财政活动如何、多达程度地使用货币，以及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国家财政和货币发行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财政通过怎样的方式与货币的发行和投放发成关联，通过发行和投放货币筹集财政经费，抑或利用国家债券支持货币的有序发行。这两个问题，特别是货币发行的国债支持相关合理制度设计的有无，是判断近代化起点的重要标尺之一。

（1）货币财政/财政货币化的中国经验从经济活动来说，财政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形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会深刻地影响国家财政活动的形式甚至基本的政治格局。反过来，从国家政权的角度出发，由于财政是国家政权的直接经济基础，国家的财政制度、财政收支的具体形态也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的影响。财政货币化进程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以何种货币形态作为财政活动的载体（铜钱、白银，抑或布帛、纸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构成的客观条件，而不仅仅受当政者主观意志的支配。总体而言，在传统中国，实物、劳役、货币三种赋税形态长期并存。从税种来看，由于长期以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成为国家的财政基础。即使到道光三年（1839年），地丁、盐课、关税和杂赋的收入总额为4125万余两白银。其中地丁收入占71%，其他各项工商杂税仅占29%。所以，财政收入不同形态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税之中。自秦朝开始，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些税种使用货币缴纳。唐代建中年间（780年）推行的“两税法”，“定税之初，皆计缗钱”，是在制度上农业税从实物、劳役向货币转化转变的划时代事情。但是，由于“钱荒”和商品货币经济尚未发展，实际财政收入的内容并非全为货币，而是“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北宋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商品通过税、住税（市税）、茶税、盐专卖收入等工商税种，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内容，是传统中国唯一的一个工商税收入超过农业税收入的朝代。但税收的内容仍然是实物和货币兼有。元代纸币可以承担部分的税收，但也未放弃农业税的实物征收。到了明代初年，朱元璋尽管企图实施普遍的纸币制度，执行的是实物财政，及至1581年一条鞭法实施，以白银征税，便形成了实物财政与白银陷进的替代。在财政白银化的同时，明清政府关注的却是作为贮藏价值的实物资产白银，加上白银的外部供给，不时造成白银流通的短缺和波动。虽然仍有漕粮实物税的征收，农业税总体的货币化，是清朝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我在论述不完全财政的制度内涵时，将时间节点定在清代。因为传统中国其他时期尽管也有财政上的制度缺口，但劳役是保持税收弹性的重要方面，摊丁入地消除了税收上的这个弹性。

在实体货币的铜钱时代，财政货币化的问题意识体现为以铜钱供给分配财富及“钱荒”的形成及影响。在白银时代，是白银和铜钱在流通中体现出来的“两个世界”如何对民众负担和社会经济秩序带来影响。财政货币化问题特别就明清时代而言，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是因为有充分完备的档案资料进行制度解读，一是因为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民间数据供洞察历史实际之用。而纸币到来的时代，政府如何处理纸币发行事务也就是纸币与财政的关联的方式将成为近代化起点重要标尺。

（2）国家财政与货币发行的关系国家财政与货币发行的关系，在铜铸币时代，铸币是作为国家财力投入社会来实现财富分配，这个过程同时体现为货币的投放。中国最早的货币文献周景王铸大钱的历史事实表明，远古国王最初是在灾荒的情形下为了救济贫困民众而发行铸币，铸币一开始就体现为财政分配的工具。铸币时代中国铜钱这种低贱金属货币的使用，被经济学家希克斯看成区别于欧洲使用贵金属主流系统的独立道路。学者多在便利专制权力的行使上，讨论这种铸币的使用和选择。事实上，需要注意的是，欧洲城邦国家的交易，其主要内容就是国际贸易，地中海国家相互之间的跨国贸易，在地理距离上十分临近，但是各城邦国家不能供给自身的铸币来服务于国际贸易，贸易商人便自发地选择天生便具有国际货币性质的黄金和白银。正式欧洲国家所处的特定环境，形成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的货币选择。而大一统的集权中国，其贸易主要地体现为国内贸易，国家有能力控制铜钱的发行和流通。由于纸币最早发明于中国，讨论财政与货币的关系最有理论提炼价值的是纸币制度的历史演变、抵押物安排和相关的制度机制。本书第3章便是我对中国纸币问题初步的尝试性的探讨，在使用纸币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看到了财政因素的突出作用。而且每一个王朝纸币的失败，可以说都导源于财政压力，以至于西方世界17世纪后逐步建立起制度完备的“用纸做的”信用货币的时候，清朝朝野却视纸币发行为畏途。在这里，为了更好地理解财政与货币之间的关系，发掘中国纸币历史对于货币理论建设的意义，我有必要比较世界纸币、信用货币使用的历史经验，美国简洁明细的历史经历便是一个最佳样本。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汉密尔顿等先驱的主导下，依靠国家信用建立完备的纸币/信用货币制度的努力。美国纸币及信用货币发展的历程，清晰地显示出，每一次金融危机，从货币发行权来看，都是货币发行和投放的失控，监管上出现真空。从抵押品来看，是无风险抵押品的缺失。第一个阶段，1863年前的银行券流通时期，银行券是商业银行自行发行，其信用取决于兑换金银货币的能力。我们知道，百分之百的准备发行，银行家将必然破产。而杠杆发行，银行家的趋利行为，必然导致信用的丧失和银行的破产。在美国纽约等地，看到的便是银行券的打折使用。其间的自由银行时代，以州债券为担保的纸币发行机制，由于州债券的违约引起银行的破产。我们看到的是发行权的分散，抵押品的不真实和高风险。第二个阶段，1863年国民银行时代到来以后，要求银行券的发行必须持有政府债券。然而，货币投放的内容除了银行券外，存款货币却在制度约束之外，银行通过大量的存款货币投放获取高收益，导致银行倒闭不时发生，酿成1907年的银行大灾难。我们看到的是存款货币投放上完全的监管缺失。这就不仅是抵押品风险高低的问题，它根本就没有抵押品，是十足的白条投放。1933年银行法催生出的存款保险制度，解决了存款货币的监管缺失问题，带来了直至2008年的长期稳定期。然而，2008年出现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原来在2007年和2008年的恐慌中，在大户市场上，回购、商业票据和PB业务清算被要求兑换，公司挤兑公司。这些新的金融工具都是民间公司主体发行的，由于它们的交易是信用交易，换句话说，就是用民间主体发行的高风险证券引出银行货币投放。可见，在完备的央行制度下，民间公司的金融创新产品，作为当年高风险州债券的变种，直接扭曲了信用货币的性质。无疑，这既是货币发行权的丧失，也是抵押品的虚化。货币与信用在宏观经济学的论述中，显得高深晦涩，以抽象的模型进行繁琐的演绎，让人们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实际上，只要以实体货币为出发点，简化为下面两个公式，逻辑关系和功能便易于把握。⑴  实体货币 货币供应机制：货币的生产和供给，决定于既存商品的交易。流通中货币发挥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职能。货币发行与货币流通量的关系：现存货币流通量≤货币发行量总的情况应当是货币流通量要小于货币发行量，因为有损耗和退出。在这种货币条件下，具有天然的货币紧缩倾向。⑵  信用货币货币供给机制：通过信用活动供应货币，银行贷款形成货币供给量。货币投放与货币流通量的关系：货币（信贷）投放量≠货币流通量（M1）信贷投放量＞货币流通量（M1）的部分，不是服务于商品和劳务的交易，而是服务于证券等领域，由对未来收益的期望所决定。这种信用货币，具有天然的放大扩张倾向。这些民间主体打着将经济学家货币供给产出效应的理念化为实践的旗号，驱使银行放贷。它们欲望无穷，边界无限，发行的债券类产品具有高风险的特点，以它们为抵押品投放信用，必然带来危机。从货币制度的发展来看，这完全扭曲了以国家债券为内容的国家信用支持的信用货币的制度设计。据此，结合中外纸币和信用货币使用的历史，我们参照前面讨论的货币与信用范畴，从铸币视角来看待信用，将流通中的合意货币流通量（铸币和存款货币总额）还原为铸币，也就是从“铸币还原论”的观点出发，便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定理：在信用货币条件下，当且仅当信贷数额等于铸币性质的货币额度时，银行信用就是货币。而大于铸币性质的货币数额的信贷，就是通常所说的债务危机中的信用。这种超出铸币数额的信用，作用于商品流通便会造成通货膨胀，作用于非实体经济领域，就会形成债务危机。古代中国的情况如此，今天的货币金融状况，也应作如是观。中国古代的纸币超发，造成货币的贬值，源于没有抵押品或者发行根据的国家财政压力。2008年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债务危机，源于民间部分以信用交易的债券发行。前者在于没有宪法体制的制度约束，后者在于金融创新摆脱了央行的监管与监督。所以，在以信用交易支持债券发行的情况下，企业债券发行的审批权是放在央行，还是放在发改委或者其他职能部门，就不仅仅是管辖权的争夺，而是央行货币发行权的旁落问题。将美国和今天货币信贷中所体现出来的问题作为一面镜子，我们更能看清传统中国走了一条怎样的货币发展道路。在今天试图将比特币这种数字资产作为未来货币选择的喧嚣声中，我们更能看清中国纸币历史所提供的有益启示。以上我就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一些说明，旨在更好地与人们进行交流。我从来认为，真理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在特定的时点我们只能看到事务部分的真相。同时，自身的认识，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交流中才能改进提高。即使是比较合理的认识和判断，大多情况下，和他人的意见应当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所以，我愿意将不成熟的学习心得呈现出来，以推动对于相关主题的思考。同时，我也期望像耶鲁大学马丁•舒贝克教授那样幸运，得到物理学、数学出身的学者的协助，将我的一些猜想以数理工具科学化。人是环境的产物，我能就本书的主题进行一些思考，都是在与同学、同事和同行的友好交往中进行的。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原历史系主任李伯重教授的推举下，在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马敏教授的支持下，我自2012年起一届没有缺席地参加了三年一届的世界经济史大会（WEHC）。2012年7月9-13日，在南非开普敦斯泰伦伯什（Stellenboch）大学第16届大会上，主持Session 162“Th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History and Thought of Chinese Money and Finance-Perspective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Modern Times”，从多元化的视角就中国货币与金融历史问题，召集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并发表了Origins of Short Sterling（Duanmo）in the Circulation of Copper Coin in Ancient China。2015年8月2-7日在日本京都参加了第17届大会，在东京大学黑田明神教授主持的session S10017“The Quality of Money: Global Monetary History beyond the Trinity of Monetary Functions”, 做了题为The Establishment of silver as a Currency in Ming Dynasty-from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ction of world currency的主题发言。2018年7月29日-8月3日在美国波士顿MIT的第18届大会上，邀约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德佩罗（Georges Depeyrot）教授共同主持了Session 310203“ Distinctive and Interlinked: Chinese Money and Finance under Globalization from Historic Perspectives”，并做了Paper Money in Pre-modern China: From Private Credit Currencyto State Paper Money的主题发言。这些学术活动，对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就中国货币及金融的历史与经验进行主动的意见宣示，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父母的照顾不可缺少。特别是我母亲达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常常感染和激励着我，所以我特别将本书献给我84岁高龄的母亲。另外，我核心家庭成员的陪伴，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我要感谢她们给我带来的欢乐和激励！本书的部分内容是我先后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地名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现代财政金融理论的中国渊源》（项目批准号：2007JJD790148）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地名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货币结构体系与财政货币化（1644-1911）》（项目批准号：14JJD770020）的成果，曾经公开发表。同时，本书首次发表的诸如纸币等重要部分以及本书的总体撰写出版，是我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品牌计划基础研究”项目《中国古典财政金融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10XNI002）的成果。能将个人志趣与研究项目结合起来，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人民出版社哲学与社会编辑室主任方国根编审、编辑郭彦辰女士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他们严格要求、字斟句酌，认真负责的精神，让本书减少了错误。特别感谢他们无私奉献，帮助我不断改进文稿，支持学术研究。

书籍介绍

作者从破解当下我国的金融财政化和财政货币化的困境出发，通过对货币流通的结构特点和东西方货币结构体系的差异的解读，系统考察和阐明古代中国货币和财政之间的关系。分为上下篇：上篇选取铜铸币流通、中国纸币理论、明清白银货币作为考察中国古代货币历史和思想专题的根本，展开对封建中国财政和税收制度的特征和社会经济效应的探讨；下篇则既一般地考察了中国古代的税收负担思想，总结了近十多年学术界在清代财政货币问题研究上的贡献，又重点对清代财政收支体制进行梳理，并以康熙年间的赋税减免、乾隆年间福建建阳县田赋案为案例，展开对清代财政收支体制和赋税政策实践的专题研究。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一、货币结构体系的演进与东西方金融的大分流

二、短陌、信用货币、世界货币与本位制度

三、不完全财政体制及其意义

四、郡县制、财政国家与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型

五、我们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现代解释如何可能？

第二章 铜铸币流通领域的“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

一、关于短陌的既有研究

二、铜钱经济贵率、货币体系结构与短陌的功能

三、短陌产生的机制分析

四、与短陌现象相关的几个问题

第三章 古代中国纸币的生产、发展及其性质——从民间信用货币、国家信用货币到国家纸币

一、信用货币、国家信用货币和国家纸币

二、北宋“交子”：从地域共同体信用货币到地区性的国家纸币

三、南宋会子：“钱会中半”、不完全法偿与国家纸币

四、元代普遍纸币制度：从国家信用货币到国家纸币

五、明朝“大明宝钞”：彻底的国家纸币实验

六、王茂荫的纸币论与传统中国纸币在清代的终结

七、跨越时空的两面镜子：1811年美国马州的银行革命和1881年日本松方正义的纸币整理

八、人、制度与纸币的性质

第四章 世界货币与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

一、关于白银货币化的既有研究

二、作为价值尺度转换分水岭的13世纪

三、明代货币结构与白银货币化的国际契机

四、从观念史的视角看白银货币的选择

第五章 清代前期多元复合货币结构下的困惑与对策

一、废银论与17世纪危机

二、银钱比价波动的成因及性质

三、突破银钱困局的设计与局限

第六章 中国古代税收负担思想

一、税收负担的主要内容

二、税负水平的确立依据

三、税收负担的各种原则

第七章 清代的不完全财政体制及其社会经济效应

一、存在制度化缺口的不完全财政体制

二、民穷国困得财政税收政策效应

三、养廉银制度得补救之道

四、王朝周期与专制政治对赋税政策得扭曲机制

第八章 从李之芳《赋役详稿》看清代赋税征课额得构成

一、辽饷加派得沿袭

二、新增实物项目的改折

三、实物改折及折价变动

第九章 康熙时代的赋税减免政策及其社会经济效应

一、康熙前期被动严苛的赋税减免：背景和内容

二、康熙中期钱粮蠲免的经济恢复效应

三、康熙后期得普蠲及康熙赋税减免政策的局限

第十章 清代赋税管理的个案分析——以乾隆建阳田赋案为中心

一、建阳县田赋案的真相及其反应的问题

二、清朝政府的处理经过及其处理结果

三、从清代长期政策变迁看建阳田赋案

附录：赋役详稿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人大财税研究所

责编  胡晓涛、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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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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