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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锐评 | 疫情之下的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

IMI财经观察 IMI财经观察 2022-05-03

北京时间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下称《规定》),明确并简化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落实取消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如何看待《规定》中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等措施?这将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就上述问题,本文特将部分业内专家和IMI成员的观点整理如下。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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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规定》中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等措施

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表示,取消QFII额度限制,对投资收益汇出简化手续,只要投资机构依法完税后无需会计事务所审计就可汇出;QFII可以自主选择使用外币和人民币,可以根据汇率预期决定何时入场、何时兑换,这些措施使得他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与进入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了。更为重要的是,QFII的投资范围扩大了,除了股票债券等基础资产外,还可投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衍生品,进行有效的汇率利率风险管理,大大增加了外资机构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收益确定性,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指出,发布《规定》是央行和外汇局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一项具体举措。其中,放开RQFII,使境外人民币机构投资者能使用其合法来源的人民币投资中国境内证券期货,增强其人民币流动性和盈利性,并能与中国机构投资者享有同等待遇,完全是理所应该的,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措施,不应有任何犹豫。

变化大的,是QFII的管理规定。实际上,在原有管理规定下,QFII批准额度的实际使用度很低,难以充分发挥引进境外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证券期货市场改革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利于推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扩大开放,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修改后,在QFII上基本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更有利于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加快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要对国际热钱进出中国证券期货市场采取更有效的防范措施。

IMI特约研究员、西班牙对外银行研究部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推出这样的举措指向非常明确。《规定》中很多包括的内容,正是境外机构投资者多年来讨论的热点和痛点。对现有管理框架的改革和优化,可以进一步引导海外资本流入国内,对全球疫情流行造成的外部冲击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冲。同时,这一举措也有着更为长远的考量。今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而对于境外投资者境内投资管理框架的优化,也是配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部署。

IMI研究员蓝国瑜认为,在本次新颁布的规定当中,与“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同等重要的是“大幅简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收益汇出手续”,这两条措施,一条是拓宽了境外资金进出中国资本市场的“总通道”,一条是提高了境外资金进出中国资本市场的“总效率”,毫无疑问大幅度便利境外资金配置中国资本市场,从而对中国资本市场吸引新的“境外新增活水”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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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将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哪些影响

IMI学术委员、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指出,近期新冠疫情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剧烈波动,低利率、负利率资产大量出现,投资者急切寻找另类避险天堂,人民币资产以规模效应和稳健走势脱颖而出,为全球经济低迷和金融市场信心脆弱下的价值投资者提供新的避险选择。

对于中长期国际资本而言,中国债券收益具有明显吸引力,股票市场亦有良好投资前景。境外投资者主要通过CIBM Direct、QFII/RQFII以及债券通三种方式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比较而言,QFII/RQFII主要吸引大型公募基金及退休基金的长线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机构及专业投资者不在QFII/RQFII允许的投资主体范围内,零售投资者亦无法通过QFII/RQFII进入内地资本市场。更多的投资者使用股票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进行人民币资产配置。

据统计,2020年4月份境外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净买入1,414亿元;中债登为境外机构托管的债券面额首次突破两亿元;今年第一季度,境外投资者净增持我国境内债券同比增长48%;截至5月7日,通过股票通的北上资金净流入A股333.53亿元。取消额度限制,将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加大对中国资本市场以及人民币资产的配置规模,提升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短时间内,QFII和RQFII额度的放开并不代表会有大量资金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但从中长期看,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意愿将会不断提高。

蓝国瑜表示,本次《规定》提出的措施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长期看增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可交易资金总量,对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扩容、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等均具有积极作用;其次是可能增加我国资本市场短期波动的程度,随着境外资金进出中国资本市场的总量和效率大幅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短期波动的程度有可能增大,尤其是对个股的个别影响将甚于对市场的整体影响;再次是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放将倒逼我国资本市场加快改革进度、加快与国际资本市场体系接轨,如接轨成功则有利于吸引更多中长期境外资金配置我国资本市场,但若出现企业负面新闻亦有可能引起比从前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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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

涂永红认为,我国5G网络建设加速,金融科技广泛应用,极大增强了资金跨境跨市场流动监测能力,有能力发现、管理QFII的异常或非法活动,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王永利指出,只有在扩大开放、迎接挑战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完善规则、强化管理,缩小坑蒙拐骗、投机炒作的空间,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增强金融市场有效监管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否则,高度封闭,中国是难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并切实增强中国金融国际影响力的。

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君指出,《规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为了金融开放的稳定性,保证我国金融市场不因境外投资者的增多而受到冲击,同时也需要通过监管做好反洗钱、反诈骗的国际合作。

IMI研究员甄新伟认为需要密切关注境外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通过资本项下传入国内的情景;高度关注金融开放过程中制度和规则变化可能诱发的风险;积极稳定国内资本市场发展预期,坚定国际国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蓝国瑜提出了对于金融开放而言的三类风险防范思维:第一是能力优先思维,即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和市场主体的应变能力要在开放措施落地前锻炼到位;第二个是极端预判思维,即任何开放举措将造成的极端情形(无论是极好情形还是极坏情形)都要在开放举措落地前预判完毕;第三个是预案准备思维,即面对开放措施落地之后可能出现的一般情形、变动情形、极端情形的相应应对预案都要在开放措施落地前准备并演练到位。唯有此,才能趋利避害,顺势有为。

备注:本文综合了IMI专家以及每日经济新闻、北京商报等媒体的报道。

观点整理  李锦璇

编辑  侯津柠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商倩、刘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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