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锐评 | 2020年服贸会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自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新发展格局在多次重要会议中被提及。在全球疫情蔓延之势尚未根本缓解、世界经贸下滑、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背景下，我国克服困难、精心准备，举办2020年服贸会，为国际国内产业界创造业务拓展和互利共赢机会，对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畅通两大循环起到助力作用。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20年服贸会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融合产生的影响？如何进一步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上述问题，本文特将部分业内专家和IMI成员的观点整理如下。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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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表示，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和增长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如何适应新环境，寻求新动能，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课题。中国经济具备庞大的市场规模，具有强大的供给能力，也具备新技术创新应用的空间，未来发展既要提升传统因素效能，提升产品服务品质、精细化程度，更要依靠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含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内部市场需求。中国经济、金融、财政等宏观指标具备基本平衡的条件，中国经济内生因素具备维持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但仅依靠国内循环并不利于高质量发展。全球经济高度依赖，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技术、需求，发挥比较优势，可以增加新动能，也有利于促进技术、管理进步。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努力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完善，推动多边规则的稳定性及执行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国企业、个人要加强对国际市场的了解和认识，培养提升对外展示自我的能力。更需要突破在未来主导产业、核心技术的引领力。IMI学术委员、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表示，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有四个重大变化，其一是急速演变的新冠疫情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突发因素，目前疫情发展仍有反复，经济冲击仍未见底，全球经济板块结构性调整仍在加速；其二是疫情的全球传播限制社交距离等控疫措施对国际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影响逐渐长期化，严重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活动，打破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其三是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面临下行压力，普遍出台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政策，国际资本泛滥积聚金融风险；其四是从长期视角看，全球化已经进入转折期，其未来发展方向不会走向历史的终结，但贸易保护主义的破坏性影响不容忽视。1、全球经济板块结构性调整。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化将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的全球经济板块再平衡进程，新兴市场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2008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为44.7%，2018年该比例上升到59.2%。近年来，亚太区经济快速融合，完成RCEP谈判，推动区内经贸往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全球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进一步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动能，扩大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2、全球贸易和投资较长时间内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疫情引发全球需求和供给同步收缩，导致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停滞，疫情及控疫措施切断人员和货物的跨国流动，持续影响国际贸易环境和投资增长，打破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影响全球营商环境，破坏全球化发展的基础。3、全球经济高度依赖宏观政策刺激，债务积累增加金融脆弱性。疫情之下，全球主要央行采取更大幅度的减息和放宽借贷等措施应对经济衰退，引起全球债务规模加速攀升。国际金融协会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全球债务总额达252.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22%。国际资本泛滥积聚金融风险，债务积累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增加金融脆弱性。4、大国博弈常态化，国际竞争推动全球经济进入多极发展新阶段。在各国抗击疫情的同时，部分美欧政客为掩饰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祭起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旗，把高科技和金融行业作为贸易战的主战场，加大全球范围内对跨境投资和收购的限制。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新一轮科技打压、媒体封锁、军事挑衅、外交围堵等霸权行径，短期看有特朗普为11月美国大选造势的考虑，但是，也意味着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及其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最大威胁。无论特朗普是否连任，针对中国并寻求与其他国家“抱团”打压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和长期战略。因此，贸易科技摩擦和金融脱钩可能成为全球新的系统性风险因素。IMI学术委员、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双循环”的核心要义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落脚点，特别强调的是“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短期来讲，双循环是“十四五”规划重要的关健词；长期来讲，这意味着我们过去的国际大循环格局肯定会发生变化。做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可行性，在领导人的讲话里大概可以看出端倪。从背景来讲：第一，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无论是LP、投资机构还是被投企业，特别是被投企业，过去不太关注这个事，一般是“我们都搞自己的研发、销售就可以了，这些跟我没关系”。但是这次张一鸣事件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不去关注它，它会关注你。第二，国内环境确实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着发展方式变化，同时疫情对我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外部环境压力下，发展方式转变也不是“要不要干”的问题，而是要干好的问题。如果不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未来5到10年国际竞争中，我们会落下一大截。第三，在货币政策常态化、注册制改革背景下，资本市场作为主要的退出通道，很难再出现高估值、高溢价的情况。而退出逻辑的改变，势必会促使未来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和方式要发生改变，避免出现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情况。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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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服贸会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融合产生的影响？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周晋竹认为在全球范围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的大背景下，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举办了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是用实际行动印证了大会主题——“全球服务，互惠共享”。在此次服贸会期间，多部委密集发声，北京市更是集中发布了三个政策文件，释放出了两个重要信号：一是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门槛将越来越低，服务贸易将成为建设贸易强国、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二是我国将努力发展数字经济，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未来将进入数字服务贸易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这两点将共同成为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表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要义在于依托规模庞大的市场，充分激发国内市场巨大潜力，发挥消费潜能。而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正是打通“双循环”的关键环节之一。在疫情持续扩散导致世界经济低迷，国际需求大幅萎缩之际，中国力推服务贸易发展，敞开国门欢迎各国优质服务，将为全球企业提供富有活力的大市场。这不仅将助推国内产业升级，也为深陷困境的世界经济带来新增长点。盯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高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此次中国强调促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发展，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有利于经济尽快完成新旧动能转换，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臧跃茹表示，通过开放市场引入更多优质高效的服务，尤其是充分激活和释放教育、养老、医疗、旅游等服务消费潜能，将更好地支撑消费结构和品质升级，进而倒逼供给结构和质量大幅提升。这是促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使供给和需求在更高层次上达成均衡的强劲引擎。疫情之下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在此情况下，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不只是畅通人流、物流、要素流，更重要的是促进国内国外市场规则和标准的有机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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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一步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实现双循环战略，中国要解决的第一个短板就是“卡脖子技术”。过去，我们参与全球化，很多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都依赖于全球分工体系。在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的环境中，这种情况很容易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根本性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技术层面，通过基础研发和集成性的创新来突破目前的“卡脖子技术”。第二是必须要明确各产业链、供应链所面临的风险。即使很多的产业没有出现“卡脖子”问题，但由于全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在不断提升，我们必须要在全球的供应链、销售链上形成新格局、新思路、新风险管控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发展安全可控，才能使我们的竞争力即使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也能得到确定性的提升，并且处于不败之地。第三是产业安全的内涵在新时代要有所扩展，要在相关行业建立一定的备胎方案。因此我们需要在内部产业链与国际产业链的对接过程中，形成新策略、新思路，而不是简单地走出去，简单地进行单一的供应链、产业链的布局。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在“一带一路”进一步深耕，进行高质量、风险可控的“一带一路”的建设，同时也要对落后地区产业链的深化形成一些新思路。管清友认为在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存在六大关键问题。第一，平行世界。未来的世界，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角度来讲，很难再回到全球化最繁荣的时候。投资机构在全球的投资，对外币基金的管理，还有创业企业的“产业链布局”，可能都要考虑“目的地”，特别是跟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这些国家或者是经济体，了解他们对于投资和并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际投资风险增加了。第二，内需主导。内需主导，简而言之，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过去的需求拉动主要是靠外需，这种局面确实要改变。但如何去启动内需？启动内需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启动内需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改革，跟今天的主题最密切的生产要素就是数据。数据的应用者，是不是要分享整个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红利呢？政府是不是要进行监管？这种新的产权形式如何构成？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其他拉动内需所需要改革的生产要素，还有土地、劳动力等等。第三，统一市场。简而言之，在加入WTO之前，“统一市场”主要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但在当前的内外形势变化下，我们对市场统一性的要求更高了。这里面确实有大量的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商业机会，比如说社保统一、市场行业管理统一、监管更加透明等等。第四，数字基建。我相信我们这一轮的新基建或者是数字基建堪比美国90年代初期所谓的数字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就是基础设施的升维。第五点，区域变局。很多城市的经济功能，要面临重新定位或者是区域上面临大的洗牌。第六点，产业链重构。国际分工变化，倒逼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竞争日益激烈。所以新基建特别重要，最大的一点是基础设备升维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对于投资、创业机构来讲，这是确定无疑的赛道，从政策上来讲，支持力度也比较大。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认为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是促进“内循环”的逻辑起点，居民有足够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才有广阔的市场，各种生产要素才能充分有效地得到动员，企业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现实和更上一层楼的理想驱使下扩展投资、升级技术；而企业能在“有进有出、能进能出”的市场竞争下实现优胜劣汰，促使有效率、有前瞻性和有担当的企业持续涌现，才能提供最广泛、最多元的就业机会和形态，从而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消费-投资-就业-消费”的螺旋式良性循环。增加企业投资空间和意愿是促进“内循环”的关键载体，抽丝剥茧地分析就会发现，最关键的中枢就是制造业投资（或者民间投资）。一方面，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具有一些政策属性，受政府逆周期调控诉求的影响很大。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很高的制造业投资，则更具有内生性特征，除了跟经济周期有关，还与我国的经济转型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冲击下，制造业投资回报恶化最快、受创最重，而在制造业中超过八成是民营企业。因此，如何夯实企业家信心，稳定民间投资，是未来制造业投资能不能企稳和修复的关键。

做大做强都市圈是促进“内循环”的关键一役，地理区位层面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也不可小觑，其甚至会成为我国在构建内循环为主的经济系统中可以依赖的为数不多的新经济增长点之一。这就是都市圈的发展及其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机遇。做稳做实外贸基本盘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节点。内外循环的枢纽或关键节点，无疑就是我国在世界供应链中的角色。中美贸易纷争叠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逆全球化渐呈自我强化之势，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试图打造一条相对独立的制造业链条，尤其是在战略物资和关键技术上；跨国公司也从过去一味追求效率，转而开始给所谓的韧性赋予了更高权重。就此而言，从头开始，或者做好“备份”，成为虽然成本高昂但却具有战略意义的选项。在此背景下，作为制造业大国的我国，面对关键技术上可能被“卡脖子”，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多边经贸规则正让位于日益分裂的双边或区域贸易规则，挑战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严酷。

注：本文综合了IMI专家以及新浪财经、中国经济形势报告网等媒体的报道

编辑  文锡炜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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