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锐评 | 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未来发展壮丽宏图
10月26日-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引发国内外广泛、强烈、持续的关注与讨论。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开放体系与政治格局发生深远变化，我国也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协调、产业经济需转型升级、国内市场不够成熟、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同时要“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布局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应当如何深化开放水平，未来的全面对外开放又面临哪些挑战，需要如何应对？“十四五”时期应当从哪些层面优化区域战略布局，区域协同发展需要中央和地方如何发力？国内市场如何转型升级，以助力打造内外“双循环”的经济体系？“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领域如何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以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就上述问题，本文特将部分业内专家和IMI成员的观点整理如下。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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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IMI特约研究员、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钟红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在世界经济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通过的一项重要文件，对做好“十四五”期间和更长时期工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建议》中就“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提出，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这些表述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上，关于金融改革开放工作，进一步明确要求，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上述这些新目标和新要求，将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竞争力提升。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依然面临许多挑战，境外投资者在对国内投资环境不熟悉的情况下，风险偏好较低，投资行为谨慎，投资期限存在短期化趋势。资本市场的制度条件决定资本市场的发展质量，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不仅可以吸引境外优质资源进而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还可以通过境外资本的参与引入成熟的市场规则和投资理念，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使我国资本市场在信息披露、退市、卖空、投资者保护等制度方面更好地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以此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为投资者提供良性的竞争环境，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和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提升金融机构素质。随着双向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境内外资本的相互流通逐渐加强，使得我国市场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和流动性极度宽松的背景下，这些风险愈发凸显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完善市场监管制度的必要性。在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完善监管体制，加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完善跨境监管协作，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同时，境内金融机构也需要主动转型升级，加强自身技术和能力提升，积极应对国际资本的冲击，从而更好地服务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商学院教授陈甬军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罗丽娟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指明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期间如何进一步推进的任务。前七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布局发展的前场，现在来看主要取得了四方面的成果：
一是国际共识持续扩大，七年间，“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开展的大量合作，有效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动能。
三是贸易往来持续增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愈加紧密。从数额上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同期外贸总额的比重逐年提升，投资合作不断深化。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各国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信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四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成长为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之路，“一带一路”建设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新的税收和就业渠道，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和投资合作表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潜力。
在七年“前场”开局良好、成果丰硕的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要做成历史性的国际合作创新工程，不仅其需要实现合作共赢的内部必要条件，而且更需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外部充分条件。陈甬军指出，当务之急是要贯彻落实《建议》的重要精神，系统总结“一带一路”七年来的发展情况，客观评估“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进展，科学统筹和规划未来发力的重点方向和合作方式。建议制定“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的专项规划，提出发展的基本蓝图、重点任务和行动方案，从而在实质上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以“中场”的顺利推进为今后全场的胜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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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李恩平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两点：一是各区域选择与自身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产业和城市布局，二是区域之间充分的要素流动，积极推动区域之间的内循环。“十四五”规划所强调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民福祉提升为中心，让人民生活更加便捷、物质上更加富裕、精神上更加丰富多彩，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为人民提供以提升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更加多样化的消费服务。在城镇提供广泛多样化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的同时，要实现“就业-居住-服务”的一体化，大力减少亿农民工为主的就业移民家庭就业和居住的两地分居的情况，要大幅提升产城融合，大幅减少或缩短非必要通勤，大幅缩小城市内部的通勤距离，并以城镇化带动智能化，让城市生活更加便捷、更加丰富、更加美好。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指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应该首先从缩小公共服务的差距开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各类软件、硬件，例如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该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各类群体在其所流动到的区域就能享受到当地社会保障服务。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使得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红利，在发展中，生活水平、健康水平、社会服务水平能得到不断提升，这样才能做到社会安定持续稳定的发展。张建平认为，未来在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方面，一是将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要提升区域发展规划法律地位，依法严格执行和落实，尤其是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各省各自为政，在相互衔接方面，硬件、软件等有效连接方面存在很大改进空间；二是在建立大的区域发展进程中，各个省市要建立沟通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做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立大市场方面要消除障碍；三是在管理方面，要做到相互认可，比如社会保障等方面，要做到能够便利居民。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指出，当前区域重大战略主要是“两带四圈”，即：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两带四圈”地区要有引领和带动作用，为区域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区域协调发展要发挥好制度优势，注重对落后地区的帮扶既需要中央纵向的对地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也需要横向的兄弟省市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当前很多地方在创新上长期投入不够，产业层次较低，科技成果没有得到转化；欠发达地区要加快转型升级，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没有创新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关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缩小城乡差距，最根本的是在基本公共服务上要实现均等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要补足短板，要改变过去土地城镇化过快现象；要加大力度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已经进入城市但还没有享受城市服务的群体，城市要为其提供培训和教育，使其进入城市后能很快改变和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融入城市。此外，还要改善人居环境，尤其是中小城市的人居环境，雾霾、拥堵、绿地公园较少等问题依旧突出，政府要让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宜居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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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认为，公报在谈“双循环”时，特别强调了“国内大循环”，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他认为，“双循环”其实是描述中国经济所处的一种状态，未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真正畅通国内大循环。真正要推动国内大循环，应当注意两点：一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促进资金的有效流动；二是从人的要素出发，处理好我国未来劳动力要素面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问题和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以及产业间更有效的配置，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的潜力，才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效率改进空间。刘俏强调，要形成以“需求驱动”的国内大循环，还需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他指出，尽管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破1万美元，但从初次分配来讲，个人和家庭所占GDP的比例只有43.3%，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60%以上的比例，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另外，收入再分配方面，我国的资本市场等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比较好的财产性收入，农村人口很难获得财产性收入，在初次分配存在“剪刀差”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结构痼疾长期得不到消除。我国分配不平等情况仍然严峻，基尼系数是衡量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到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未来需要重点关注改善各种分配方式，激发人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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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布局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助理院长贾晋京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关于科技创新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和“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对于科技自立自强，首先是自立，建立自主的完整创新体系；然后是自强，使得这个体系能够支撑我国的科研走在世界前列。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有很多方面已进入世界前沿，但也依然存在薄弱环节，主要在于先发国家有长期历史积累的领域，构成了“卡脖子”的环节，也有些表现为大型集成系统工程产品当中的缺口环节，因此当前科技自立自强重要的方面是“补课”。只有集中力量攻克这些“卡脖子”的环节，才能真正引领中国高质量的发展。他认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就是探索人类未知领域，主动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面向经济主战场就是开辟新的产业发展重点，主动引领现代经济体系突破方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就是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主动推动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升级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动实现美好生活愿景，开辟长远未来。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薛澜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是科技发展仍有许多不足，首当其冲就是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传统事业单位管理模式改革的迟缓给科创工作造成了许多掣肘，对高校、研发机构等知识密集型组织影响极大；高等教育体系无论是从宏观布局还是微观管理上，也都还有很多尚待完善的地方；政府科技资源的投入方式也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此外，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也仍需进一步完善，开发新产品在市场上会面临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卡脖子的核心问题并不简单地是某个科学难题，某个技术瓶颈，某项创新产品，而是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整体运行机制和能力中的系统性薄弱环节。要解决具体卡脖子的技术瓶颈和产品，更需要深化改革，进一步开发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潜力；完善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探索出一条新路。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真正卡脖子的也不是长臂管辖或“瓦森纳协议”之类的壁垒，而是中国在经济和科技硬实力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增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赢得信任与尊重，重塑未来发展的国际格局。我们在未来要解放思想，把中国发展的普适性规律研究清楚、讲清楚，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畏惧心理；还要不断努力，在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与规则方面改善环境。
注：本文综合了IMI专家以及新浪财经和其他智库学者的观点报道
观点整理 郭瑞华
编辑 侯津柠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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