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增幅超过了20倍，但是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如何有效实现效率和平等的动态平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影响收入分配演化的经济动因又是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造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即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持续扩大(Zhang et al.，2005；宋冬林等，2010；徐舒，2010;陆雪琴和文雁兵，2013；杨飞，2017；卢晶亮，2017)。而在技能溢价上升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快速转型。如果生产过程中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密集程度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差别，那么产业相对规模的变动就必然会影响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而导致技能溢价变动。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在一个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不同技能劳动力，将结构转型和技能溢价同时内生化，提出结构转型也是影响技能溢价的重要因素，为理解中国收入分配演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提出，资本深化、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推动结构转型，其影响方向取决于产业部门的产品替代弹性。通过影响结构转型，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技能溢价变动，其变动方向取决于产业部门的产品替代弹性和生产要素密集程度。本文详细展示了结构转型和技能溢价变动方向的前提条件，并分析了背后的理论机制。之后使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校准了模型参数，对模型的动态转移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发现本文提出的理论机制在定量上是显著且稳健的。现有研究通常将技能溢价上升现象解释为技能偏向型技术或资本技能互补等生产特征，这些特征使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随着资本深化或技术进步而提高，从而推动技能溢价上升(Acemoglu，1998；Krusell et al.，2000;董直庆等，2014)。这些研究忽略了结构转型对技能溢价的影响。Burstein＆Vogel(2017)和Cravino＆Sotelo(2019)等研究提出，国际贸易使不同国家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在不同技能密集程度的产业进行生产，从而影响了技能溢价。Hanetal.(2012)、张明志等(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对中国技能溢价的确有重要影响。除了国际贸易外，Buera＆Kaboski(2012)提出，对技能密集型服务的相对需求上升，在扩大服务业整体比重的同时也提高了技能溢价。Bueraetal.(2018)提出，技能密集型产业的相对规模扩大会提高技能溢价。这些文献部分说明了结构转型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在存在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将结构转型和技能溢价同时内生化。本文利用这样一个模型，强调了即使不引入资本和技能的互补性或技术进步的方向性等假设，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转型本身也会推动技能溢价变动，因而为技能溢价和工资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本文还发展了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本世纪以来，在Kongsamut et al.(2001)、Ngai＆Pissarides(2007)和Acemoglu＆Guerrieri(2008)等文献推动下，结构转型领域形成了以现代宏观经济学多部门增长模型为理论和实证研究工具的标准范式，在结构转型的形成动因和经济影响等领域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直接关注结构转型对收入分配特别是技能溢价的影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Caselli＆Coleman(2001)提出，美国劳动力从农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南部地区流向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北部地区，需要首先积累技能，这就形成了天然的劳动转移成本。如果这一成本下降，就会推动结构转型，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Acemoglu＆Guerrieri(2008)和Alvarez-Cuadrado et al.(2017)提出，资本深化过程会推动结构转型，从而影响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入。郭凯明(2019)提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也会通过影响结构转型，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动。Buera＆Kaboski(2012)和Buera et al.(2018)也提出了结构转型会影响技能溢价。但是，这些研究要么没有直接关注技能溢价，要么没有全面展示资本深化或技术进步等因素通过结构转型影响技能溢价的理论机制，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一理论机制的影响方向和前提条件，从这一角度发展了结构转型的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研究。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建立基本模型，第三部分对模型的静态均衡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对模型的动态均衡进行定量分析，第五部分对模型做拓展讨论，第六部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