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明清之际陆世仪的货币论与信用货币的缺失（一）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十七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0年第6期。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货币形态的选择，受技术和需求推动，而法定货币形态的历史演进在技术、思想与政策的互动中实现。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是法定货币的基本功能。不同货币形态演变的动力在于经济（币材的节约）和效率（价值的稳定）两者重新组合，在技术推动下，各个时代的精英对这一组合进行重新解读，进而形成政府政策，推出当时的法定货币。在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新的需求，而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形态、金属形态向纸币形态演变。近年又朝着电子和数字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的便利、改善消费者的生活品质。
在考察大分流背景下明清中国何以在货币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发展上，逐渐和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国拉开距离陷入落后的境地，信用货币的有无和发展程度是十分重要的视角。到了明清之际，中国货币发展已经积累了铜钱、白银和纸币使用的丰厚经验。进入白银时代后，贵金属白银的使用是否就意味着明清中国在货币制度建设上实现了近代转型？明代纸币使用的困局和民间“会票”使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放在西方17世纪以来关于货币问题的认识中来考察，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获得正确认识症结的途径。生活于明清之际的著名人士陆世仪，在《论钱币》一文中对货币起源、货币形态更新发展的动因，以及铜钱、白银、纸币和会票的性质进行了精炼的论述。这里以他的论述为中心，结合同时期西方人士对货币问题的论述，来讨论金属货币、纸币和信用货币流通的条件和相应的制度约束，进而探讨明清时期在信用货币建设上的缺失，以明确中西分流在货币制度建设上的表现。
一、货币形态更新扩展演进的动因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晚号桴亭，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明崇祯五年（1632），补苏州府学诸生，明崇祯十五年（1642）至十六年（1643）之际，彻底告别科考，悉心著述，终其一生都未再涉仕途。陆世仪未曾入仕，没有参与货币金融改革活动的实践机会，但始终坚持终身关切国家大事、民族兴亡的信条，始终不改经世济民之志。他关于货币问题的思考，既有关切时代主题的深邃正确之处，在与同时代欧洲比较的语境下，也显示出整体制度不同在货币解读和方案上的差异。陆世仪首先论述了货币形态更新演进的过程和动因。他称：
“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粟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则于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与械器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俱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所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
陆世仪生动地论述了从实物形态“粟与械器”的商品货币，到黄金、铜钱形式的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相互扩展更新过程。从货币形态的特质来看，每一种新货币形态的登场都是为弥补既有货币环境下旧的货币形态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为人们采用以期弥补缺陷。
在最初的交换历史中，人们以物易物，大多是用“粟与械器”来行使货币的职能。但是，这些实物在承担货币职能方面，“持移量算，有所不便”。铁铲等劳动工具和粟谷等农产品搬运困难，计量核算不便，在货币的可计量和可转移的要素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金便起而代之，以弥补“粟与械器”的不足，其优势在于凭借其珍稀贵重，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价值高的特点，易于携带搬运和计量。从形式特征上看，便是“大不如小”了。
“金”解决了实物商品货币的体积大所引发的各种缺陷，然而由于它的单位价值过大，无法适应经济生活中日常小额交易的需要。因而又推生出铜钱的使用。铜钱正是弥补黄金的不足，“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
“金”满足了大额交易的需要，“钱”满足了零星交易的需要，但是远距离贸易搬运存在困难和风险，“千里赍持，盗贼险阻”。这样，“金与钱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纸币（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有所以通金与钱之所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中国最早纸币四川“交子”的产生，主要是凭借它的重量轻，来解决铁钱搬运不便的问题。所以，最初没有一贯以下的小面额纸币。
这三种货币形态的特征，各有其优点。三种货币在陆世仪生活的时代早已存在，他认为只要正确认识到白银、铜钱和纸币核心特征，就能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进行组合使用。
我们通过陆世仪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来看同时代中西路径的不同，就需要对不同货币的性质和历史经验进行解读。由于商品货币、金属货币与纸币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先来看商品货币和金属铸币流通的规律。
影响货币形态演进的因素，有市场规模和经济形态等多个方面。这里我们不妨引述卡尔·门格尔关于货币的论述来加以说明。他专门讨论了“各国及各时代所特有的货币”。从货币的起源来说，货币不是人们协商的产物，不是国家立法的产物，也不是文明的发明创造。“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货币（一种销售力较大的商品）就在不相关联的许多文化中心产生出来了。但由于货币不过是人类经济的自然产物，故它的特别现象形态亦由各地各时的特别经济状态所形成。在同一国家内，不同的时代可有不同的财货在交易中占据着货币的地位；在同一时代内，不同的国家也可有不同的财货在交易中占据着货币的地位。”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初期，似乎大部分民族之最有销售力的商品都是家畜。家畜的销售力在空间上和数量上的界限相当广大，在游牧民族和从游牧发展到农业的一切民族中，家畜就成为古代民族的自然货币。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古代意大利人的祖先、日耳曼人，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人，都以家畜货币（诸如牛、羊和马）作为交换手段。
狩猎民族在其与外部交易时以兽皮作为货币。“在非洲内地以盐板与奴隶为货币，在亚马逊上游以蜡块为货币，在冰岛与纽芬兰以干鳕为货币，在马里兰与弗吉利亚以烟草为货币，在英属西印度以砂糖为货币，在葡萄牙附近以象牙为货币。这些财货之所以成为货币，就因为这些财货在各地是主要交易品，犹如狩猎民族的毛皮制品一样，它们都有很高的销售力。此外，其他许多财货之所以成为这一地方的货币，则可归因于其所具有的一般而巨大的使用价值或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销售力。”非洲东北部锡瓦绿洲的枣椰子仁、亚细亚高原及西伯利亚的茶砖，非洲东北部努比亚及塞纳的玻璃珠，以及包括中国夏商时期世界各地的贝壳作为货币来使用，都是出于同样原因。
随着职业的分化，特别是由于职业的分化形成的都市的逐渐发展，家畜在空间上、时间上和数量上的销售范围日益缩减。“从游牧经济和纯农业经济进展到农工经济的时代，就抛弃了家畜货币而采用有用金属作为货币。在有用金属中，特别是那些容易获得、质地柔软、易于加工的铜、银、金等，被人用来作为货币，有时铁也被人用来作为货币。”而“各民族从家畜货币进展到金属货币的文化阶段，铜及其合金就为一般人最喜欢使用的财货。金银对文化程度低下的人来说，是满足炫耀欲望的重要手段，所以它们也是人人所希求的财货。……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铜、金、银三者在游牧经济、纯农业经济以后的时代里成为最有销售力的财货，从而成为独占的交换手段的经济形态。”
门格尔还讨论了铸币使用的必然性。金属块作为货币使用存在两个缺陷，一是确定它的真假和成色困难，二是收付时必须切割的麻烦。“铸币实不外是一种铸造的金属片，其成色及重量表现于可资信赖的样式，其精确度亦合于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目的，对于可能发生的欺诈亦以有效方法加以防止的一种货币形态。”
中国铸币的历史从青铜铸币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缤纷并存的货币文化。秦始皇统一中国起，直到1911年的帝制时期，中国经历了半两钱时代（前221-前113年）、五铢钱时代（前113-621年）和通宝钱时代（621-1911年）的三大货币体系的演进。关于铸币流通的原则和制度要求，我们可参考西方边际效用论的思想先驱，德国经济学家戈森的观点，来看中国历史上铜铸币存在的困局。
在戈森看来，一种物品要充当货币必须保持其估价基本保持不变，从而要求两个条件，“即一方面选择一种物理性质不因时间而变化的物品，另一方面能成功地使这种物品的量的比例总是与现实情况相符合。……交换早就决定了贵金属金和银如此完美无缺地具备了充当货币所要求的特质，以至于除此之外根本不能指望其他什么东西充当货币。”
戈森以普鲁士的货币制度为个案，分析贵金属的使用时论及铸币的必要性和原则。为了让人们容易把握任意数量的贵金属，最适宜的办法是，以铸币形式赋予那些贵金属以特定的重量和含量。“对这种方法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使每个人相信他实际上是以一定的铸币占有一个足够的、精确测定了的那些贵金属的量。”一旦引起的重量差别超过了界限，国家信用必须对所缺少的重量承担责任。
关于铜铸币，他称，“铜的实际条件就绝不像贵金属那样使其估价几乎不发生变化，铜的估价很低，以至于一方面许多地方具有丰富蕴藏量的铜矿不能开采，因为价格不足以补偿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地点不同，运输成本也引起估价的很大差别。因此，铜属于那种可以任意增加的物品之列，它很少像银那样被用来作为确定各种不同商品价格的补充手段。”铜的那些缺点可以补救，“国家信用对那种应能借助于铜补偿小的劳动量的铸币进行资助……因为这些铸币本来就必然要求国家信用，所以使个人很容易对国家在这些铸币方面的正当行为进行监督，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贵金属黄金铸币尚需要辅之以国家信用予以保证，才能足值流通，贱金属铜钱铸币的流通就更需要国家政权的保证。古代中国铜铸币的流通，总是处于官方铸币和民间私铸铜钱的拉锯博弈之中。及至明代，在铜钱难以有效供给和纸币败坏的情况下，白银登场，实际是依赖于白银的天然特质构建其公信力。官方铜钱的停止铸造和民间私钱的泛滥，政府已经放弃了货币的保证责任。中国学者疑惑明清使用称量白银，提出不铸银元的“白银铸币之谜”，从戈森关于贵金属铸币流通条件的论述中，其缘由不言自明。
门格尔关于世界各国历史时期货币形态演变的叙述，让我们可以明确货币形态的选择既基于共同的基本原则，又呈现各自的核心特征。第一，商品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货币形态演变，是基于货币使用的地理范围和社会组织（从部落、社区到国家）的不断扩展。虽然同为货币，实际有社区货币、全国货币及跨越国境货币的区别。第二，不同货币形态的演变，与经济类型和交易模式的发展递进同步。黄金的使用，与奢侈品的需求与跨地域的交易保持一致。铜钱使用限于日常生活的市场圈和零星交易，与小农社会相吻合。而纸币是在铜钱不足，铁钱难以应对大额远距离交易的情形下诞生的货币代用品，其契机是唐中叶以后中国第二次商品经济发展高峰期的贸易形式从汉唐的盐铁专卖向米茶贸易的转换。小农在集市上广泛的市场参与，使小额货币铜钱的需求增大，铜钱供给压力催生铁钱进而纸币形式的登场。第三，不同货币形态是适应特定环境下的经济形态而产生的，与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保持一致。宋代造纸术和印刷术是纸币流通发展的技术支撑。
价值稳定是不同货币形态得以正常流通需要遵从的共同基本原则，不同货币形态为满足这个要求，在技术设计和制度建构上呈现出不同的核心特征。在金属货币供给的有限性不能满足货币需求的情况下，纸币形态应运而生。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图文编辑 查王皓天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李锦璇、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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