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的历史、广阔而多姿的领土、庞大而多样的人口、复杂的政治、以及庞大而充满活力的经济让中国变得神秘，也让了解中国变得重要。中国以长期、务实、和因地制宜的决策方式挑战了传统的西方治理框架，这也让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与此同时，在不损害其基本治理信念或体系的前提下，中国欢迎在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上加强合作。
和平与发展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种合作共赢的前景下，美国和中国将尽其所能保护全球公地，而不是争夺全球主导地位。
作者 | 沈联涛（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前清华大学兼职教授）、肖耿（IMI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香港 – 即使对于大多数华人，中国也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国家。但正是那些让中国变得神秘的多种因素使得了解中国变得重要，包括其悠久的历史、广阔而多姿的领土、庞大而多样的人口、复杂的政治、以及庞大而充满活力的经济。无论好坏，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一个人。西方观察家面临的最痛苦的挑战是如何解读中国。正如荷兰汉学家汉·库伊珀斯（HanKuijpers）所说：“西方汉学在根本上存在某些缺陷：'中国专家'要么假装对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话就不能当真；或者，在他们挺到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从科学意义上通晓有关中国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也不能被称为‘中国专家’。”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是有明显原因的。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完整连片的大陆型农业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包括长期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这与西方历史上看到的地理上的分裂和各地区间的政治竞争局面截然不同。西方是近代民族及主权国家和现代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这种历史上的中西分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在实现某些目标（例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要比西方国家高得多，而在实现其他目标（例如民主建设）却要慢得多。但是，中国的中央计划/社会主义与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之间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本质区别。例如，就一些原始或初级的市场行为而言，社会主义中国可以比西方国家更“资本主义”。实际上，其“国有”经济的三分之二现在已经是民营的了。然而，中国并没有通过西式的“私有化”来实现这一结果。中国以长期、务实、和因地制宜的决策方式挑战了传统的西方治理框架。中国的决策层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会用系统性思维来应对现实中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他们知道真实世界的复杂系统永远不会是静态的，因此不能严格地由僵化的规则和程序来管理。为了实现持续的改革和与时俱进的决策（这些对复杂系统的稳定性、功效、和演进至关重要），灵活的实事求是的社会关系准则往往更有用。新技术帮助了中国决策过程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现实，包括克服了复杂大系统内的协调和沟通问题。例如，微信应用程序将复杂的网络和组织高效地链接在一起，促进了大型复杂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及时完成与可靠运行。中国决策系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倾向于强调集体生存而不是个人利益。例如，与美国不同，中国在治理系统衰退和崩溃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中国领导层非常清楚这可能导致的不稳定以及重建的难度。因此，他们致力于维护、发展和强化现有治理系统，即使这意味着个人将承担短期成本。在这里，冒着过于简化的风险，也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将中国的治理特色放在一个由“个人-个人”和“集体-集体”组成的二乘二治理类别排序矩阵里来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美国，尤其是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领导下的美国，长期以来是实行“个人-个人”治理原则的缩影，集体利益排在个人权利和自由之后。但是，如果从拜登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战略迹象看，拜登可能会推动美国迈向“个人-集体”治理类别，即仍然强调个人权利，但却会着眼于集体利益不至于被忘记，尽管他无疑在国内事务决策及执行方面将面临严峻的抵抗。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是“个人-集体”治理类别的典型代表。就亚洲国家而言，它们大多属于“集体-个人”治理类别，将集体置于首位，但仍然强调个人权利。而中国对集体福利的重视足够强大，足以让中国与古巴一起进入“集体-集体”的治理模式阵营。尽管如此，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这两个国家都在不断提高。显然，不断深化的国际融合使外部力量能够影响中国的思维，就像中国也日益在塑造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一样。不幸的是，这种动态反馈循环通常被视为零和博弈，一些国家不仅坚持其熟悉的治理方法和世界观，而且还试图将自己的框架与意识形态强加于其它国家。作为美中两国之间的“极端竞争”的一部分，拜登正策划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统一战线来遏制中国。拜登准备要做的这些零和博弈将使每个国家都变得更糟。毕竟，正如新冠疫情大流行所显示的，全球合作对于应对恐怖主义、移民、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跨国挑战至关重要。如果各国相互打架，只会加剧这些挑战的严峻程度。当前，中国正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包括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旨在通过增加对“内部流通”的依赖来增强中国的供应链和市场韧性。但是，该战略并不排除国际合作。相反，中国欢迎在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上加强合作，只要不损害其基本治理信念或体系。当西方准备好合作时（当然前提是不跨越红线，如试图迫使中国进行政权更迭），制定一项新的全球社会契约将至关重要。首先，这意味着改革多边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通过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个过程可以促进全球共同体叙事的演进，让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全球集体中明确自己的角色。在这种合作共赢的前景下，美国和中国将尽其所能保护全球公地，而不是争夺全球主导地位。
来源 Project Syndicate
编辑 杜欣泽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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